纪念仪式对于塑造社会记忆的重大意义，集中体现在历代对于孔氏南宗祭孔仪式的高度重视上，希望通过每年大大小小的祭祀仪式，大力宣扬和塑造社会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念。衢州孔氏家庙，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同时兼有家祭和公祭两种职能。自孔氏南宗家庙建立以来，祭祀活动经久不辍。南宗的祭孔礼仪自南宋绍兴年间开始，制定、颁布了严格的祭孔礼仪条例，之后年年如此，代代相续。其仪式仿效曲阜家庙，分为四时丁祭，亦称四大丁祭，祭祀时间安排在春夏秋冬四季仲月上旬的第一个逢丁的日子，是孔庙最隆重的祭祀典礼，“月用仲，位在中也，寓意取时之正。日用丁，丁为阴火，寓意取文明之象征”。此外，南宗孔氏家庙还有八小祭、节气祭、拜祭和特别祭等。所有祭祀无论规格如何，都具有相应的祭祀仪式，并且委派官员，主要有正献官、分献官、典仪官、监祭官，还有引赞、鸣赞、乐舞等礼生以及执事人员。正献官在南宋时由衍圣公担任，自五十三世孙孔洙让爵后至孔彦绳复爵之前，则由族长担任，族长并不一定是年纪最长的人，但必须是族内品学兼优、道德高尚的人，孔彦绳复爵以后，正献官由翰林院五经博士担任。
所有参祭人员都必须严格按照祭祀仪式行事，从主祭官的任命到执事礼生的选拔，从礼器、祭品的准备到乐舞的规格，从祭文的撰写到祭式的严格缜密，每个环节甚至细节都容不得任何差错和闪失。祭孔不仅仅是一个仪式，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仪式的极端肃穆及严整性，传达人们对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古代先贤和文化的认同和推崇；同时希望这种认同和推崇通过祭孔仪式得以强化、保存并使之不断传承，进而在整个民族中形成一种文化共同体。对于这种作用和意义，保罗·康纳顿曾给予了充分肯定：“仪式不仅具有表达性，而且有规则性；不仅形式化，而且具有意义；它的效用不限于仪式场合，也渗透到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说明这些仪式于其他广泛意义上的仪式区分在于它们不仅暗示对过去的延续，而且明确宣称这样的延续。”自南宋以来，孔氏南宗的祭孔活动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正是通过大大小小的祭孔仪式和纪孔活动，使现实与历史有机对接，使人们在仪式的“重演”中获得对传统的认知。“昭代龙兴，尊儒重道，于春秋释奠外，每届岁科试，学使案临，进诸生，而于是乎习礼，洵盛典也。乃者朝廷变法维新，罢科举而开学校，亦光复三代庠序党塾之遗制焉耳。事若两歧，义仍一致，要之大圣人之道，炳炳如日星河岳，千古莫能变也。昧者不察，反以文庙之祀，等之告朔饩羊，可胜叹哉！”由此可见，仪式的反复演练，舆论的广泛渲染，让参演者与观礼者切实体验领悟“大圣人之道”，认识到这种“道”“千古莫能变”，从而有利于塑造和强化社会记忆。作为孔子思想的象征，孔氏南宗及其家庙为历代崇儒重道、强化国家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效的物质载体，从而在塑造社会记忆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节孔氏南宗的迁移与凝聚作用
一、孔氏南宗的迁移作用
孔氏南宗作为一种社会记忆，其所强调的是蕴含其中而又固定不变的实质性内容。但作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其基本属性又决定了这一社会记忆必然会随着时间、地域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这就是象征符号作为文化记忆的“迁移”性。在迁移过程中，孔氏南宗同样表现出象征符号所具有的两种基本特征：“一方面，象征在穿透文化厚层时保持着自己不变的实质，作为某种与它周围的文本空间所不匀质的东西、作为其他文化时代（其他文化）的使者、作为古老文化基础的纪念物在起作用；另一方面，象征与文化语境相互积极作用，在其影响下变化且使语境也发生变化。它的不变实质在变体中得以实现。”由此我们认为，每一种象征符号在展现被象征物的实质时，同时也在展现被象征物历经时间、地域的流变而产生的变化，这种变化使被象征物在新的环境中得以生存、延续和发展，从而赋予新的文化内涵，永葆生机和活力。作为儒家文化的象征符号，孔氏南宗由山东曲阜扈跸南渡而来，尽管“圣人后”的身份没有改变，但其思想与行动却产生了重大转变。
（一）由庙堂走向民间，积极从事和参与各种教育活动
元至元十九年（1282），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洙让爵于北宗曲阜族弟孔治，从此南宗族人“益安淡泊，竟有愿力学而缺束脩薪水之资者”。失去爵位的南宗孔氏族人更多地走向平民，走向社会下层，致力于社会下层的教育活动及社会风俗建设，“他们走出历代不倒的封建府第，从事平民教育，或为学官，或为山长，或设塾教读，活跃于东南诸省，这于孔子世家而言，无疑亦是有着特殊意义的”。
孔氏南宗的教育活动在宋元时期就已显现。南宋时，孔元龙担任山长的柯山书院便盛极一时；元代，孔元虔建马州书院，孔思俊建大同书院，而婺州孔氏“在榉溪落脚之后，创办书院，培养后代，出过不少人才，不愧为圣人之嫡裔”。尽管孔洙让爵，南宗孔氏曾一度处于困顿尴尬的境遇，但进入明中期以后，孔氏南宗族学逐渐兴盛起来，无论学者或是官员，均对其寄予厚望，希望南宗子弟可以“乘良师帅鼓舞之几，夙兴夜寐，以自尽其天聪天明，以自树于正宗”。族学的兴盛让广大弟子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南宗族人实现了这一期待，甚至“歌《鹿鸣》《伐木》之章”，以至使人有“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之感。南孔族学不仅与家庙相结合，而且与政府的教育主张相结合，在培养孔氏子弟的同时，极大地推动了衢州地方教育的发展。
明清时期，南宗教育活动的平民化特点更为突出。南宗子弟出任各地学官，主持各地官学教育，以此更有效地开展教育活动。如孔思模、孔思柏、孔克忠、孔希风、孔公望、孔兴怀、孔毓德、孔广焕、孔昭章、孔昭瑞，等等。孔氏南宗的这些子弟一方面严于律己，积极践行仁义、孝悌、忠恕等儒家核心道德，在个人修养方面堪称楷模，受到各地民众的尊敬；另一方面以“化民成俗”为己任，言传身教，倡导崇儒兴学之风，收到良好效果，“孔氏南宗的教育思想，始终本着孔子‘时中’的大精神，既以永恒持时的理则，与历代封建统治者保持一致，又以儒家‘为己之学’贯之，特别注重伦理道德的修养，为社会安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尤为可贵的是，南宗后贤从孔洙让爵开始，走向民间，致力于平民教育，不仅为儒学的南渐、北传，而且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铸造，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由封闭走向开放，扩大社会影响
孔氏南宗的古代祭孔“专官祭告，其恭且严”，要求规格高、品目多的祭器和礼器，精选的牺牲以及繁复的仪式礼节。这些要求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或多或少地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对此，孔子第七十五世孙孔祥楷先生的阐述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祭祀孔子的目的是要宣传孔子的思想，所以以什么形式来祭并不是主要的；而且祭孔历朝历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祭孔仪式也都有所不同，如果我们采用明代或者清代的祭仪来祭，那就不是‘我们’在祭，而是上演一出古装戏了。”今天的南宗祭孔活动，显然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既隆重又简朴，将形式与内容有机统一。在此前提下，宣传和弘扬孔子思想的宗旨、尊崇先圣的严肃情怀始终没有改变，但采用了大众更易接受的形式，从而更好地展示了南宗祭孔的真正目的和本质所在。2004—2007年，孔氏南宗家庙确立了一年一小祭、两年一中祭、五年一大祭的基本方针，坚持现代化和大众化两大原则，从而让更多的市民参与这项重大活动之中。参加现代祭孔的人士，除政府官员、特邀嘉宾之外，大部分来自社会普通民众，其中有社会各界人士的代表、孔氏族人、普通市民、大中小学生。青年学生是现代祭孔仪式上的一个亮点，他们在祭仪过程中或朗诵《论语》章节，或参加合唱团。通过朗诵和演唱，“把一位伟大的教育家和古代学者的伦理思想传递给青年一代，并在形式上不去刻意地掩饰现代生活……要是纪念活动总是有青年一代的参与，而他们恰恰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它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深远而不可低估的”。能够亲临其境的民众毕竟是少数，因此南宗祭孔综合发挥广播电视、书报杂志等现代媒体的功能，通过前期广泛宣传和发动、电台电视的现场直播、后期的深入跟踪报道等全方位、立体性形式，最大限度地引导民众参与其中，更好地认识这一活动的目的、内涵及意义。的确，在活动的前前后后，衢州民众的自豪感无以言表，都感到这是自己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用“家喻户晓”来概括衢州民众对祭孔活动的认知度实不为过。全新的仪式、广泛的市民参与、大众传媒的介入、学术论坛的举行，为孔氏南宗的祭孔活动注入了全新的文化内涵，赋予了更深层次的现代意义。祭孔仪式让更多的人找回了那段中断了的文化记忆，使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文脉在当代社会得以发扬光大。
“迁移”不是本质的改变，而是为了适应新环境所作的必要调整。就孔氏南宗而言，这一调整的目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挖掘儒家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其在提升中华民族文化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