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理学成为明代的官方意识形态后，儒学地位重新得以提升，衢州地区更是明贤辈出。叶秉敬“淹贯万卷，著述鸿富，拥皋比讲学，四方请益盈户外”，著有《左传纲领》《经世要略》《政学要录》《四书鄙问》《兰台讲会》《考工绪论》等，“自成一家言，士趋其门犹恐不及”。王宏“贤闻震衢”，“善真行草书，可步赵文敏公”，“博极群书，深解旨趣，诗赋词章泉涌，著《易启疑》《春秋辨证》，能发先贤俟后学自悟之蕴，纵老师宿儒不克加疵其间”。王玑“先系皆以纯德世其家”，相继拜陈献章、王阳明为师，深谙王学精髓。居丧期间“申衢麓讲会，以兴起后学为己任，定为朔望会期”，讲学“以忠信为本，致良知为的”。徐日久“邃心史学，上下千百年事洞若指掌”，著有《历代史抄》《葵园杂著》《五边典则》《江夏记事》《巡海实录》《徐子学谱》等。
清代的周召，“独耽书籍”，“苦志力学，博通今古成大儒……所著《受书堂稿》五十卷，皆辟邪崇正、守经卫道之言”。其《双桥随笔》所体现的主张，“信道而不信邪，事人而不事鬼，言理而不言数，崇实而不崇虚”，“独立之见若中流之一砥”，“所言皆崇礼教斥异端，于明末士大夫阳儒阴释空谈性命之弊，尤为言之深切，于人心风俗颇有所裨”，因而被收入《四库全书》。郑永禧“生而颖异，七岁能属辞，十岁毕诸经，十二岁为诸生”，在当时士人普遍深受八股约束的文化背景下，“潜心古学，自经义史籍以及金石文字咸喜，推究、校雠、辨析，不厌精详，而于古书雅记，有涉及地方文献者尤措意焉”；在罢官居家之后，专注于《衢县志》的纂修，“独力采访”，于民国15年（1926）终于完成《衢县志》初稿，共三十卷百万字。其中考证旧志讹误达百数十条，但仍担心有所疏漏，就请著名方志学家余绍宋校订。可惜的是，书还未来得及出版，他却因疾而卒，真可谓呕心沥血。此外，郑永禧还著有《西安怀旧录》《烂柯山志》《衢州乡土卮言》《姑蔑地理变迁考》《春秋地理同名异名考》等。
上文所录士人，或学养深厚，著述鸿巨；或名誉一方，历见史册，均堪称饱学之士。诚然，衢州历史上的饱学之士远不止这些。此外，大量不入仕途的山林隐士，或“乐道忘贫”，或孜孜求学，“每借人经史子集抄读”，士风醇厚，“龂龂焉有邹鲁之风”。正如朱彝尊所说：“夫三衢固仕国也，昔之言经术者，若郑灼之三《礼》，刘牧、徐庸、柴翼之《易》，徐晋卿、王宏之《春秋》，皆是西安产也。西安之俗，其君子敏于事，士之志于学者不少……吾知教之所由兴，必自西安始，爰摭其本末而书之于右。”婺州（今金华）自宋、元以来也是名儒辈出，其中不乏开宗立派、著述宏富者，婺州因之被誉为“小邹鲁”和“东南文献之邦”。南宋的吕祖谦、唐仲友、陈亮均有建树，“盖婺之学，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乾淳之际，婺学最盛。东莱兄弟以性命之学起，同甫以事功之学起，而说斋则为经制之学。考当时之为经制者无若永嘉诸子，其余东莱、同甫互相讨论，臭味契合，东莱尤能并包一切，而说斋独不与诸子接，孤行其教”。吕祖谦与朱熹、张栻在当时并称为“东南三贤”，以之为代表的婺州学派（金华学派）与朱熹的闽学、陆九渊的心学并称为三大理学学派。婺州学派的另一重要开创者范俊所作的《心箴》，深得朱熹赞赏而被收入《孟子集注》。嘉靖帝亲自为《心箴》作注并刻碑立于太学，明代文人甚至将范俊作为婺学开创者。吕祖谦与朱熹、陆九渊、张栻、陈亮等之间的相互交游、诘难及讲学探讨，营造了良好的学术氛围，黄幹、叶霖、金履祥、王炎泽、胡长孺、吴思齐、傅寅、石一鏊等弟子络绎不绝地慕名而来，被称为“北山四先生”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则是朱熹的再传弟子。理学成为官方哲学之后，婺州出现了许谦、黄溍、吴师道、张枢、吴莱、黄景昌、范祖干、宋濂、胡翰、戴良、叶仪等一大批著名儒者。可见，婺州“自宋迄元，一郡之中，名儒接踵”，“自东莱吕成公传中原文献之正，风声气习，蔼然如邹鲁”，“为邹鲁之俗，五尺之童，皆知讲明道德性命之学”。
鸿儒开宗立派，后继代有才人，金华“地灵所炳，人杰斯兴……人文荟萃，曩有小邹鲁之目。历考自来著作，其目录载在郡邑者不下千余种，而书缺有间”。黄灵庚先生经过大量考证后认为历代金华学者的著述“远不止千余种”，“自宋代至晚清，婺籍文献著作宜在五六千种以上”，“无论是著作内容还是著作形态，均极为丰富……婺州文献承传四部分类传统，即经、史、子、集色色齐全”，且有大量“文集”传于后世。
二、尚武崇义，果敢悍直
左思《吴都赋》中所说的“士有陷坠之锐，俗有节概之风”对衢州民众的影响颇深。程俱则对衢州民风作了如此评价：“其氓俗悍以果，君子耿耿尚气而敏于事。”衢民一向以彪悍、耿直、尚气、好武著称，“民壮较拳勇、武生，儒亦试习骑射”。在地方治安受到威胁时，就会出现勇猛之士，不求谋官，而求乡里平安。开化人戴遴在平贼后拒官，以办教育等善举造福乡里，“性忠诚，勇于为义。甲寅闽变，山寇啸聚，遴躬率乡勇剿贼，贼首马鹏欲灭其族，奔投军前为国出死力，屡入贼巢，侦探以图恢复。贼平有功，叙守备职，不授，归乡里修本邑学宫，独建启圣祠及浮桥，诸善举甚众”。衢州其他地方的百姓也是如此，其中江山“民风强悍，废功名，争进取……进士、举人、贡生、生员，皆为乡党所重视，应武试者尤多，武进士、武举人，连绵科第，他郡县望尘莫及。以故学技击、练刀叉棍棒者，十人而九”。与尚武相映的则是崇义，衢民颇有侠义精神，常以救人于危难为乐，路遇不平则“拔刀相助”。明代县人王家业，“魁梧豪举，峻节坦衷……友人病疫，躬进药饵。徐侍御被豪污蔑，饮恨而卒，培其藐孤，力白当道。义气逼人类如此”。崇义之风更多的则是体现在日常的善举义行之中，“见义必为，至老不倦”。“资人婚嫁，助人殡殓……输义粟以备赈济，赎众地以活祖茔，建祠宇以绵先祀……缮桥梁、置祭产、治谱牒、著家训”等义行，屡见于地方文献。有人甚至一生扶贫助弱，施财舍金，而自己百年之后却“身无以殓”。
深受这种民风的熏染，衢籍在朝官员或骁勇善战，或耿直坦率，持义视死者不乏其人。北宋名将徐徽言，“衢之西安人，少为诸生，泛涉书传，负气豪举，有奇志，喜谈功名事”，后以武进士及第入仕，后来在与西夏和金的战争中屡建战功。靖康二年（1127），金兵围困太原，断绝宋军粮道，情势危急，徐徽言“以三十人渡河，一战破之”，升任武经郎、晋宁军兼岚石路沿边安抚使。当时黄河以东郡县都已陷落，百姓日夜盼望朝廷军队光复。徐徽言暗地联络晋、汾土豪数十万人，相约收复失地。于是，金人“欲速拔晋宁以除患”。建炎二年（1128）冬，金军包围晋宁，徐徽言请求可求联合抗金，不料可求降敌，并被金将娄宿挟至城楼以劝降徽言。面对可求“君于我胡大无情？”的无理提问，徐徽言手持弓箭，厉声指责：“尔于国家不有情，我尚于尔何情？宁惟我无情，此矢尤无情。”一发中之，同时果断出击，斩杀娄宿之子。当时，黄河以东皆已陷，独剩晋宁孤城巍立，徐徽言又集结山中百姓几万人与金兵鏖战于黄河之上，大小数十战，斩杀金兵无数。金军进攻数次都未能得逞，故而“围之益急”，后在粮草殆尽、城池难守的情况下，徽言下令烧毁所有作战物资，最后由于手下李位等人叛敌开城而失败，“置妻子室中积薪自焚，仗剑坐堂上，慷慨语将士：‘我天子守土臣，义不见衊敌手’”，之后，“金兵猥至，挟徽言以去”，金将娄宿亲自劝降，诱之以高官厚禄、吓之以白刃兵器。徐徽言不为所动，谩骂不已，最终被金人所杀。高宗闻此消息后盛赞徐徽言：“报国死封疆，临难不屈，忠贯日月，过于颜真卿、段秀实远矣。”
名将视死如归，江景防、周颖、徐霖等文官则敢于直言进谏、刚直不阿。宋常山人江景防，时任忠懿王之侍御史。忠懿王入朝见驾时，他以御史身份献吴越地图和户口册，说：“吴越以一隅捍四方，其田赋、市租、山林川泽之税悉加，故额数倍。”江景防如实陈述了百姓不堪重税、生活困苦的现状，“民苦苛敛久矣”、“民困无已时也”，“遂沉图籍于河”，因而激怒了宋太宗，被贬为沁水尉。但是，宋太宗在不久之后仍“命右补阙王永均吴越田税，旧率亩税五斗永更定为一斗，其减税之由实始于景防沉籍”。周颖与赵抃、李觏之间常以书信相与交好。赵抃为谏官，周颖在信中说：“当公心以事君，平心以待物，无以难行事强人主，无以私喜怒坏贤士大夫。”周颖被赐进士第、授教书郎之后，王安石“礼敬之，问新法何如。对曰：‘歌谣甚盛。’安石喜，扣其辞，颖高讼曰：‘市易青苗，一路萧条’”，因此得罪了王安石而被调离京师。无论是江景防对宋太宗的直言相谏，还是周颖对王安石的直抒己见，他们身上所体现的都是对国家和百姓的责任感。徐霖于淳祐四年（1244）授沅州教授，“时史嵩之挟边功要君，植党专国。霖上疏历言其奸深之状，以为‘其先也夺陛下之心，其次夺士大夫之心，而其甚也夺豪杰之心。今日之士大夫，嵩之皆变化其心而收摄之者，亲任一二，其或稍有异己，则潜弃而摈远之，以风其余。彼以名节之尊不足以易富贵之愿，义利之辨亦终暗于妻妾宫室之私，则亦从之而已’”。其言辞之激烈慷慨，令人“为之吐舌，为霖危之”。
浙西南土地上不仅涌现了许多在朝廷忠君爱国的忠烈之士和贤士大夫，在地方上也不乏以死报国的正节之士。徐应镳，“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南宋以岳飞宅为太学，有岳飞祠。德祐二年（1276），南宋灭亡，徐应镳在祭祀岳飞时感慨地说：“天不祚宋，社稷为墟，应镳死以报国，誓不与诸生俱北。死已，将魂魄累王，作配神主，与王英灵，永永无斁。”随后与妻子儿女纵火自焚，被家仆发现救下。自焚不成，应镳便与儿女怏怏而去，“翌日得其尸祠前井中，皆僵立瞠目，面如生”。一介书生的徐应镳，其以死报国、爱国忠烈的壮举，令人肃然起敬。十年之后，其同窗刘汝钧率儒者五十多人将其骸骨移葬湖滨方家裕，私谥“正节先生”。
朝廷将军、大员、节义之士展现的舍命精神和雄伟气度，普通百姓所表现的朴实善良本心和救人危难义举，在很大程度上彰显了浙西南民俗的精华。
第三节区域内的文化传承
浙西南地区深受吴越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历经秦汉、隋唐，随着中原移民的不断涌入，中原地区的生产技术、生活方式、教育体系以及文化观念，逐渐渗透到浙西南地区。南宋以后，由于统治中心的南移、学校教育的普及、世家大族家法族规的普遍订立、乡间闾里乡约的管束以及扬善惩恶的旌表活动等因素，儒家文化在浙西南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因此上升为区域内的文化核心。
一、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及民间讲学的兴起
自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之后，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和主流文化。历代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将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念的儒家文化不断推向社会，以期达到统一思想、团结民众、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统治的目的。由于政权更迭，以及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差异性，不同时代的推广力度和广度也有所不同。就浙西南地区而言，宋代之后儒家文化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入，尤其是南宋以来，儒家文化向社会基层即民众层面的传播和推广更具有系统性。这种广泛而深入的传播推广，与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及民间讲学的广泛兴起关系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