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卢家伯伯以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名义，给邓小平写了封信，如实报告了包玉刚的希望和要求，也如实报告了如今遇到的问题。由廖承志亲自送到邓小平手中。
后来邓小平的小女儿邓榕对我说过，一读完卢局长的信，老爷子（邓小平）立即大声感慨地对廖公说：“为什么不可以用？对我们社会主义有用的事嘛，用他一个名字，也没有关系嘛，再说，人家有贡献也可以纪念啊，为什么不行！没人出面接捐款？我来接！我来替饭店题字！”
廖公顽皮地一笑：
“小平同志，光有口谕不行噢，还要降‘圣旨’才行呢！”
老爷子二话没说，挥笔批示：“兆龙饭店问题是政治问题，包玉刚捐献1000万美元，并非投资、合资，搞得不好，谁还来呀？请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最好的地方给包玉刚建一个饭店！”
果然，如廖公所云，有了小平的“圣旨”，事情的进展，便一帆风顺了：在东城区工人体育场路找了十亩地。这里属三环路附近，距北京机场也不远，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爸爸给卢家伯伯挂了电话：
只要北京定下饭店的地点，随便请哪位国家领导人出面，他立即陪同爷爷去北京，把饭店和交大图书馆（故事详见第九章）捐资，共计2000万美元的支票，一起交给国家。
卢家伯伯爽快地答应了。
1981年7月3日，为了参加兆龙饭店的捐赠和奠基仪式，爸爸妈妈决定陪同爷爷，及带同家人，包括二姑妈、伯忠叔、小姑妈、两个妹妹和我一行九人先去北京，然后再去上海。让已多年没回大陆的86岁的爷爷重返上海看看故居，也了解一下交通大学图书馆的设计情况。
这是爷爷第一次到北京，爷爷很满足：“陪陪（爷爷叫我的小名），北京，这可是皇帝住过的地方，我们包家老祖上可是朝廷命官，如果在天有灵，老祖宗们能知道，我们家在北京，给国家捐建一个大宾馆，他们一定感到高兴！”
国家旅游总局在钓鱼台的国宾馆安排我们一家入住。爸爸妈妈、我和海文住在一层楼，其他人住在另外几个楼里，房间挺不错。
钓鱼台国宾馆的大院，苍松翠柏，绿草茵茵，鲜花盛开，鸟儿飞翔，一幢幢式样结构各异的小别墅楼房，被绿色环抱着，优雅清静，爷爷忍不住称赞说：“这地方不错呀，香港难找这么好的地方！”
1981年7月4日上午9时30分，国家旅游总局在北京举行兆龙饭店工程奠基典礼。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旅游总局局长韩克华、已经调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任副主任的卢家伯伯等都出席了。
爸爸代表我们全家讲了话，他那浓浓宁波口音的普通话说得特别动情：“我父亲经常跟我讲，一个中国人绝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一直盼望祖国能强盛起来。现在兆龙饭店举行奠基典礼，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能为国家现代化，为国家发展旅游业，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使前来中国的外宾，安居乐游，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呀！”
一定是爸爸的话触动了爷爷的心弦，我注意到，在来宾的欢腾鼓掌中，爷爷的表情，确是大为感触，笑里带泪，傲中带痛。面对这个儿子，多么骄傲，也多么心痛。爷爷最开心最欣慰的事，还是邓小平的接见。爷爷亲眼看着爸爸代表他，向邓小平递上的两份捐赠：一份是1000万美元建造兆龙饭店和旅游总局办公大楼的支票，一份是建造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承诺书。
记得邓小平与爷爷握手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早该见面了！”
意思是，如果他们两人早点见面，爸爸以爷爷名义捐赠兆龙饭店的事，可能不会拖了一年零四个月。
“感谢您包老先生。我们现在一下子要搞很多事，障碍很多，主要是缺乏经验、缺乏知识。思想还要改变。”
“万事开头难，可以理解！”爷爷烟瘾很重，常常是烟不离口，回答邓小平话时，嘴里还叼着雪茄烟。
邓小平将手中快吸完的烟放在烟缸里弄熄，马上又点上另一支烟，用手指指着两个人的烟，笑着对爷爷说：“我们可是旗鼓相当哟。”顷刻，满座皆欢。
兆龙饭店，也是当时首所国际新型饭店。
邓小平接着说了一大段话，他的坦率、他的尖锐，他丝毫不掩饰自己缺点失误的风格，给我们家所有初次见他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说的那个旅游饭店，已经一年多了，就是办不通。这样的事，本来并不难，就是难解决官僚主义。真是官僚主义！主要是不懂。
中国的事情，每个问题，牵涉的人不是几十万、几百万，都是成亿。我们现在调整，政策并未变。我们政策路线对，一对就见效。创业就要有闯劲，我们现在闯劲不够，经验积累不够。”
爸爸呈上一大信封，承诺1000万美元建兆龙饭店及国家旅游总局办公大楼，另1000万美元建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
“邓主席，这是我代表父亲和我全家捐给国家的，请您收下。”
邓小平已经在烟缸里按熄手上之香烟，他利落地站起身，神色郑重地双手接过信封：“谢谢，我代表人民感谢包家的慷慨捐助！”
看得出，两个人都不是爱说客气话的人，况且又不是第一次见面，话题立即又转回正题。爸爸说：“我的船队走在海洋里，到世界各国靠岸，所以我也经常满世界走，因而跟许多国家领导人的关系都很好，有什么要我做的，就请告诉我。”
“好嘛，就请你当参谋。”邓小平爽快答道，提高声音笑着说：“除了船和旅游的事，也请你多出主意。”
从此，爸爸永远记住了邓小平的话，认认真真地给国家当参谋。
我陪爸爸见邓小平，以及叶剑英、胡耀邦等多位国家领导人时的谈话内容，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开始时，爸爸总是提到当时国际上发生的政治、经济大事，并提出他的分析和看法。
接着谈的是他最近到了哪个国家，见了哪位领导人，主要谈了什么，他们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是什么，他自己的分析，他的建议又是什么。领导们也高兴听到一些国内报章看不见的新闻，而从爸爸口里可以听到各国领导人的言论，也看到世界上政治经济密切相连的关系。
当然，也会谈及在国内当顾问的那些行业，但是，爸爸从来没为自己的业务向国家提过一次要求和条件。
邓小平接着问道：“你跟我们合作搞的几条船，有希望搞好吗？”爸爸回答得十分肯定：“有的。我看国内生产船的技术已经不错，还要引进些新技术，提高质量。我已把日本大阪船厂的技术设备，引进到上海的船厂。并把英国的质量标准也带入了船厂。这次我去上海，会去看两个造船厂，看了以后，我写报告给您。”
邓小平接着问：
“恐怕还要懂点技术。我们搞小吨位的船，国际上恐怕也需要吧？”
爸爸连声回答道：
“很需要，很需要，两三万吨的船，很需要。尤其是过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船，都需要较小型的。”
邓小平转头看看柴树藩部长。柴部长立即点头回答：“可以造。”爸爸笑着向邓小平夸道：“柴部长很能干很有魄力。我过去倒担心过质量问题。现在我看大致没有问题。而且，我们和六机部、外贸部和造船厂一起在香港搞了一个合资公司，现在已经见到成绩了，将来可以建造更多国产的船呢。”
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那好啊！你就帮我们把这事搞起来嘛。”
建设兆龙饭店，爸爸操心最多，不满亦最多，提意见也最多。他向旅游总局提出：希望把兆龙饭店建造成一座中规模、高档次、管理现代化的高级饭店。爸爸性子急，说了就要干，要干的必要成功。
无奈，自1981年7月4日兆龙饭店奠基后，爷爷就病了，一直未能再到北京。1985年开幕典礼时，爷爷已经乘鹤西去（爷爷于1982年11月过世）。爸爸非常伤心和不满，建一所饭店，怎么会用上四年多的时间？
“爷爷没能看见兆龙饭店落成，如果再拖下去，又怎能成大事？”但又同时叹口气安慰自己：“中国要慢慢来，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成了爸爸的口头禅。无论是他自己不满，或每次我们女儿们提出对中国办事不满的时候，爸爸总是用这句话来帮国家辩护。
邓小平知道了“兆龙饭店”进展受阻和困难重重，1983年9月3日，他对兆龙饭店工程进度亲自作出重要指示，后来，还亲自题写了“兆龍饭店”四个字。
据说，能由邓小平亲笔题名的饭店，除“兆龙饭店”外，也仅“北京饭店”有此殊荣。
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兆龍饭店”四个字传真到香港，爸爸捧着这张题词，眉开眼笑，高兴地连声说：“好啊，这下好了！有邓小平主席支持，事情就好办多了。”
确实，爸爸每次到北京，就会亲自去视察饭店工地。与邓小平见面时，亦如实把宾馆建造过程中的问题报告，坦诚自己的意见：“再这样，2000万美元也造不出一家饭店！即使是我捐赠的，也属国家的，不能随便拿，随便浪费。”
国内缺乏的不仅仅是资金、技术，还有比这些更缺的东西，那就是建筑队伍的思想教育、精神文明。
爸爸也就更觉得教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
邓小平两次派人去兆龙饭店了解情况，发现质量上的一些问题后，还亲笔批示：“北京市把饭店搞成这样，以后谁还敢来投资？要严肃对待，认真查处。北京市的建筑业要整顿。”
正因为有了邓小平的亲自过问和不断检查，兆龙饭店终于在1985年9月27日试营业了！
在商量邀请参与开业仪式的贵宾名单时，爸爸提出：一定要把邓小平主席和杨尚昆副主席请到。
为了感谢在京各部委领导对兆龙饭店的支持，1985年10月24日，爸爸在兆龙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在京的六十多位部长接受爸爸的邀请出席了宴会。
爸爸给邓小平打了邀请电话，邓小平爽朗地回答：“好，我们明天在兆龙饭店见。”据说邓小平很少亲自出席剪彩仪式，出席饭店的开业典礼亦仅此一次。
兆龙饭店的开业典礼，在中国饭店史上将是空前绝后。
隆重的开业式结束后，邓小平在爸爸的陪同下乘电梯来到顶层的总统套间。总统套间的装修原来是仿爸爸家乡宁波的中式风格，房间显得古朴典雅、气派明亮，温馨舒适。邓小平走进房间，环顾四周后对爸爸称赞道：“不错，很不错，这比我在美国住的总统套间好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