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把它看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识中国国情新变化、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新实践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马克思主义新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根本方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劳动直接接触基层实际，从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和粉碎“四人帮”后的复出，到1992年初发表南方谈话，始终没有间断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第一次复出时，对我国各方面工作的整顿（包括工业、农业、科学教育、军事工作等），就是在经过大量调查研究后确立整顿方针的。粉碎“四人帮”后，他不仅在国内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而且在出国访问时对世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也做了大量调查，看到了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差距，了解了世界高科技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周边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从而下定决心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和城市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特区建设等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措施和步骤，无一不是通过调查研究后进行试验和总结再逐步推广的。他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反对“两个凡是”的论述，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关于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著名论断，本身都包含和体现了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的重要内容。
他关于“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的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思想，也都来自调查研究。特别是1992年春，他不顾80岁的高龄，亲自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调查，更是他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等重大理论的现实基础。调查研究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环节。
江泽民同样多次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93年他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指出，“坚持调查研究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是党保持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重要渠道，也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加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个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他强调，“尽管我们现在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丝毫没有改变，而且更为重要。”“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更没有决策权。”在他的领导下，党中央经常就重大决策如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改革、新阶层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农业和农民问题、公有制实现形式，以整风精神开展“三讲”教育等，组织中央部委调查组深入基层调查，然后再作出正确的决策。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就是在广东高州对“三讲”经验及效果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所作的重点调查与思考，从根本上保证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实际发生了变化，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贫富差距在扩大，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高等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深入工厂、企业以及农村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构想，规划中国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以调查研究中国现状为基础而提出的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运用。
（三）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我们党在通过调查研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教条主义
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最大敌人。教条主义的根本特征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割裂。教条主义者“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他们不愿做艰苦的调查研究，对研究中国的今天和昨天概无兴趣，结果是“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同时，他们还抓住已有的结论不放，墨守成规，不会随着实践的发展作出合乎实际的理论上的创造。由于教条主义者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自居，动不动就拿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吓唬人，因此他们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克服教条主义。
2.反对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的主要特征是轻视理论，夸大感性经验，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经验主义者拘守于自身的狭隘经验，不懂得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不懂得理论对于指导革命实践的重要作用。尽管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它们同样违背了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同样阻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因此，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又要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3.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完美结合
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上是统一的，在中国共产党人社会调查研究和贯彻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中也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我们党调查研究的根本特点是深入群众调查，依靠群众调查；根本形式是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和领导广泛的群众性调查。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实际上贯穿着完整的调查研究活动，贯穿着在群众中进行的调查研究整个过程。深入群众，在群众中调查研究和依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调查是我们党调查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的根本特点之一，是我们的优势和长处，是任何其他政党和调查工作者无法比拟的。
三、总结反思，升华创新
人的正确认识的形成，很多来自于正反面经验的科学总结，而错误和失败往往更能使人警醒和认识真理。高度重视和善于对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反思与总结，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大特点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对历史经验教训总结反思、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和重要的理论创新都离不开对历史经验的科学反思与总结。
（一）总结反思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其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发展的必然性与起伏性的统一、发展中的坚持与创新的统一等鲜明特点。贯穿于这些特点之中最具活力，起到最积极、最普遍作用的关键环节就是科学的反思与总结。
1.科学的反思与总结是连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发展阶段的关键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从大的跨度划分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一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阶段；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在每一个大的发展阶段内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小的发展阶段。这些大小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后连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表现出连续性的特点。但是由于不同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和所包含的内容是各不相同的，所以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正是科学的反思与总结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大小不同的发展阶段连接起来。比如，毛泽东思想从初步形成阶段到全面成熟和形成完整体系阶段，就是通过以延安整风为主要形式的科学反思与总结连接起来的。延安整风，实质上是以反思和总结以往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主要线索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跨越了一大步，并在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上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又如，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连接起来的关键环节也是科学的反思与总结。这次反思与总结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形式，以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思想和实践进行拨乱反正为重点，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基本经验教训为主要内容，以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主要标志，正确地确立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
2.科学的反思与总结是纠正错误倾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的不是笔直的道路，而是一条寓前进性于曲折性之中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不断自觉地纠正各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实现的。科学的反思与总结既是纠偏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从错误走向正确的途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基本途径。比如，大革命失败后，通过对右倾错误路线的反思与总结，我们党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土地革命失败后，通过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反思与总结，我们党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果没有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的反思与总结，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如果没有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所发生的国内外两大风波的反思与总结，就没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党的十六大以来，如果没有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问题的反思，就没有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
3.科学的反思与总结是防止盲目骄傲和盲目悲观情绪，端正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的关键环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每到关键的转折点，党内都容易出现盲目情绪。或者表现为顺利发展高潮时的盲目骄傲情绪，或者表现为受到挫折和处于发展低潮时的盲目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和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这就是：胜利—高潮—骄傲—错误—挫折—低潮—悲观—动摇。与这些情绪变化相联系的就是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教条主义态度，一是取消主义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成功，使马克思主义威望得到了提高，信赖得到增强。但如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赖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信赖便有滑上教条主义的危险，有由信赖走上迷信的可能。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误和挫折，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受到怀疑，由于这种怀疑也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于是怀疑便有滑上取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危险，有由怀疑走上放弃的可能。根据对这两种情绪、两种态度变化的规律性认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走上高潮和即将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的时候，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及时向全党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的告诫，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使这“两个务必”在实践中化为自觉，并且持之以恒，关键还是通过科学的反思解决认识问题。既要通过对挫折的反思加深认识，也要通过对胜利的反思加深认识。通过提高认识端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科学态度，从根本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复兴伟大道路中的指导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