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姐妹再聚首
上海沦为“孤岛”后，日伪特务横行霸道，残酷迫害抗日志士，暗杀、绑架和爆炸等恐怖事件时有发生。上海不少社会贤达及各界进步人士纷纷转移到香港。
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宋庆龄的安危，通过潘汉年转达了希望宋庆龄撤离上海到香港的建议。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由中共地下党员陪同乘一艘法国邮船离沪赴港。
到香港后，宋庆龄换了名字，住在一所僻静的公寓里，很少会见宾客，但爱国活动从未停止。事实上，因为宋庆龄与世界各国有广泛的联系，她到香港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更有许多方便的条件。
宋霭龄也在上海沦陷后撤到香港。
抗战爆发后，宋氏三姐妹不约而同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行列中。宋美龄以“第一夫人”的身份，主动开展了多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能力的社会工作，诸如抓紧做动员妇女的工作、向海外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亲自做救济难民和安置救扶伤员的工作、救护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儿童，等等。连一向深藏在“深宫后院”里过着纸醉金迷生活的宋霭龄也频频走向社会，来到租界难民营、医院或学校进行视察，甚至为红十字会、为部队捐献金钱实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合作的实现，为三姐妹重新走到一起提供了大前提。1940年宋美龄的到港，为三姐妹的团聚提供了机会，三姐妹联袂公开的亮相更使三姐妹“统一战线”享誉中外。
宋美龄抵达香港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把美龄接到自己的住宅里一起生活。接着，姐妹俩又一起邀请庆龄搬来同住。在香港沙逊街寓所，三姐妹相聚了六个星期。“在这些快活的日子里，三姐妹完全忘记了她们各自的公开作用，这是多年来她们第一次心安理得地抛除政治上的分歧，‘联合阵线’已在这所房子里成为事实。三姐妹一起闲聊，一起烹饪，一起开玩笑——这些都是外人无法理解的、昔日家中的笑话。她们互相试穿衣服，美龄要买一条便裤，并向孔夫人保证，去重庆时，她一定穿这条裤子。”
除了尽情享受外人不得而知的姐妹亲情外，三姐妹还频繁参加社交活动。不仅在自己家中举行会议，接受新闻界的采访，还出席了许多讨论会，共同从事有利于整个抗战事业的活动。救助伤兵在战时是一件非常急迫而有意义的事，正如宋美龄在《伤兵之友运动》一文中所说：我们的政府正在加强抵御侵略者的斗争，出现大量的伤兵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伤兵由于残疾而不能就业，只得依靠国家。
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和平带来的胜利，并不比战斗赢得的勋绩逊色”，这一运动的效果，“将如同电子一样加快民族奋斗的脉搏，将有助于爱国主义、士气和军队与民众的结合”。为了将已在内地开展起来的“伤兵之友运动”推展到香港，1940年3月28日，宋美龄召集香港爱国团体举行会议，倡议发起“伤兵之友运动”，宋庆龄、宋霭龄一同出席了这次会议。在阐述如何开展此项运动时，宋美龄以称许的口吻介绍了二姐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取得的可喜成就及其作出的巨大贡献。宋霭龄、宋庆龄在即兴发表的讲话中，皆大力呼吁各界人士支持“伤兵之友运动”。最后，会议讨论确定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的主席人选，宋庆龄提议由大姐霭龄担任，并指出“没有人比她适合这个职务”，因为此前宋霭龄已担任了成立于上海的“伤兵之友总社”理事，理事长为孔祥熙。
此次三姐妹在香港相聚，本已引起了新闻界的追踪。她们共同在富丽堂皇的餐馆共进晚餐，更成了爆炸性的新闻。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与此同时，日本的舆论界抓住宋氏三姐妹相聚在香港一事大做文章，妄言宋氏家族准备抛弃中国这艘沉船。在谣言纷起、国人之抗战信心受到打击的情况下，三姐妹作出了一个足以让世界上所有知道宋氏家族的人大吃一惊的决定，她们相约在香港饭店共进晚餐。《宋氏家族》一书对当晚的情景作了如下生动描述：“这个举动令人感到惊奇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她们三人中任何一人从未在这种地方露面；其次是十年来人们从未见过她们团聚在一起。”事实上，宋霭龄不久前来过此地，那是被她的弟弟宋子良动员来的。据埃米莉·哈恩说：有一天宋子良去看大姐，对她说：“你的生活方式实在可笑，就像呆在修道院里，你生活在东方最大的一座城市里，但却像犯人一样畏缩在家中。你为什么不经常出去转转，看看人们？英国现在也打仗，但所有人都出门，哎，看看国王和女皇吧！”孔夫人解释自己的理由——人们要对此说三道四；也不体面，她怕……“瞎说”，子良不等大姐说完即武断地说，“明天晚上，你要穿戴打扮好，我带你去香港饭店用晚餐，就这样定了，不要忘记！”“霭龄感觉在此时此刻听音乐、穿漂亮的衣服是有罪过的，但她却照办了。坐进封闭的轿车里，他们庄重气派地驶向香港饭店……子良这天晚上包订了餐厅：这间富丽堂皇的餐厅里显得清静雅致，子良小心谨慎请来的这伙人都是霭龄平时老见的熟人，他们衣冠楚楚地坐在这里用餐，除了侍者外，没有一个外人进入餐厅，吃过饭，他们就回家了。”
“这一次，一切都变了。宋氏姐妹坐在舞厅里，背对墙壁，看着香港的名流、英国的洋行经理和官员、风流的英国女郎以及一些中国的百万富翁偕夫人在吃喝、跳舞。消息很快传开，不一会舞厅看起来像挤满人群的温布尔登闹市区(温布尔登位于英国南部，以举行全国性和国际性赛会闻名)。当对对舞侣踏着舞步经过那张长桌时，他们的头转来转去，似乎人人都长了猫头鹰似的脖子。一双双眼睛按英国礼貌许可的限度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千真万确，宋氏姐妹在那里，全都在一起——孔夫人温文尔雅，风采卓着。新近康复的蒋夫人容光焕发。孙夫人穿一身黑衣服，她头发平滑光亮，双眼流露出欢快的神情。”也有书评论她们坐在饭店里的神态是：“气质沉静的孔夫人、容光焕发的蒋夫人和神情庄严愉悦的孙夫人。”
三姐妹在那种场合的出现，使亲眼目睹的人都难以置信，以至有位记者说：“我相信她们俩在那里，我不相信孙夫人在那里。她从来没有，也绝不会同其他两个人一起光临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阵地。”
接下来，三姐妹的行动让新闻界目不暇接了。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写的《宋庆龄》一书对三姐妹在香港的活动有这样一段综合性的记述：“她们最初被人发现在一起是在香港一家旅馆里。消息传出后，人群聚集在这家旅馆门口(不只是为了满足对名人的好奇心，而是表达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民族团结的热望)。后来，她们在一次集会上先后讲话，这次集会是为了成立宋美龄领导的全国性组织‘伤兵之友社’香港分社。最异乎寻常的是，宋美龄公开赞扬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为中国的战争灾胞所做的工作。据《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以下简称《保盟通讯》)报道：‘在香港，保卫中国同盟被委托审计当地‘伤兵之友’运动的所有账目。保盟除了积极从事这一工作外，还首次捐款500元港币用于该运动的行政管理开支，用于救济目的之款项则不计在内。’更加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期封面刊登了宋美龄为该《保盟通讯》撰写的专稿《‘伤兵之友’运动》。此文引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经验教训，详细论述在这一次大战之后中国的伤兵安置工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对当前战场上的需要则一笔带过。但引起人们注意的倒不在于文章的内容，而是文章发表的场合。保盟总算第一次得到了来自国民党权力圣殿的默许。还有，要求保盟审计‘伤兵之友’账目一事也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承认保盟正直无私的声誉。这些都是在救济工作及整个国家统一战线工作中解冻——即使是暂时的迹象(主要的冰块当然并未融化，对解放区的继续封锁即是其中之一)。”
宋霭龄、宋美龄还一同参加了宋庆龄发起的“一碗饭运动”。这一运动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发起，呼吁各界人士点滴捐助，救济伤兵与难民。当时的香港总督也支持这一活动，各界反应热烈。其间，“同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筹款嘉年华会，正值宋霭龄、宋美龄也在港，三姐妹一起出席主持了嘉年华会。
宋氏三姐妹在香港的联合行动，引起了轰动效应，也为她们赢得了美誉。紧接着，按宋美龄的提议，三人赴重庆继续开展社会活动。“即将到来的旅行，被安排在汪精卫临近就职典礼的日子，这真是个绝妙的主意。”有的书评述：“她们决定一起返回重庆，她们的结论是，如果她们一起在中国的战时首都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将有利于鼓舞士气。尽管庆龄对此决定有些勉强，她仍然同意前往。”
1940年4月1日(有的书说是3月31日)，三姐妹离港赴渝。这一天，香港的启德机场忙忙碌碌，还特地为宋霭龄准备了氧气瓶，送行的人不多。三姐妹是在秘密的气氛中搭乘中国民航公司的专机“D·C-3”号离去，到达重庆时她们受到了热烈的公开欢迎。宋霭龄和宋庆龄是第一次赴重庆，对宋庆龄来说，这是她多年来第一次去重庆陪都会见蒋介石。这一次赴重庆，虽只是小住，宋庆龄仍没有同大姐或小妹同住，而是单独另居一地。
重庆《新华日报》对三姐妹的同来重庆作了连续报道。4月2日的报道中说：宋庆龄和宋霭龄是“初次访问战时首都”，三姐妹抵渝，“对于增强抗战力量，咸具最大热忱，故此次利用蒋夫人赴港疗养返渝之机会，相偕同来。三位夫人同来后方，将共同从事抗战建国之工作，致力于奠定新中国基础，发扬中国旧有光荣。
据悉三夫人将视察各种合作事业暨救济机关。夫人对于妇女工作素所热心，推进不遗余力，现各妇女工作中心蓬勃发展，人人殚精竭虑，为国努力，实为抗战中之重要干部，故夫人等亦拟前往访问，并加鼓励”。
4月3日发表《欢迎孙夫人来渝》的短评，说：孙夫人宋庆龄昨日偕同病愈归返行都之蒋夫人及孔夫人由港到渝。我们除向领导妇运，积劳成疾，病后重行工作的蒋夫人，及初次来渝的孔夫人致敬慰问外，谨向久与我们阔别的妇女界领袖孙夫人，表示最热烈诚挚的欢迎和敬意。
孙夫人于中山先生逝世后，始终积极的坚决的为实现中山先生的遗教而奋斗。始终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领导着妇女界，不倦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努力。她在促进团结抗战，力求实施民权方面，尤多显着的成效。这几年来，虽然离境在港，但在港时间，仍然是对我国抗战事业，尽极大的努力，不懈的领导侨胞，为祖国的抗战而工作。
当兹抗战进入艰巨阶段，反汪除奸，和宪政运动正在逐渐展开，而更需要加强民众抗日的力量，首先是举国一致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团结妇女界，组织广大妇女群众到抗战中间来的时候，孙夫人的来渝，定能在这些方面，有极大的宝贵的贡献。我们深信，重庆的、以至于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领导之下，一定能够获得更进一步的团结，能够使妇运有更迅速的、广泛的和深入的发展。这样的一个有广大群众基础的妇女运动，将大大地增强抗战力量，将促进人民所要求的民主宪政，而使抗战更早的得到胜利。
在重庆的第一天，蒋介石与宋美龄以主人的身份，在室外草坪上举办欢迎会。
重庆所有显要的中外女士应邀出席了这个宴会。接着，三姐妹联袂进行了多项活动。一是访问了工厂、农场、学校、医院、防空洞和孤儿院；二是出席了一连串的讨论会、晚会和招待会；三是发表了对美国的无线电广播。
历史有这样一些记录：“三姐妹走遍了这座被围困的城市，访问了学校和医院，进行了参观并且走访了成都城。她们视察防空洞和看望孤儿的活动被摄成电影”，她们“在防空洞的烛光下挤在一起，以及她们的脸温柔地紧贴着孤儿的脸”，“有一张令人难忘的照片，拍的是她们三人小心翼翼而仍然颇有风度地择路走过一片废墟瓦砾，那是当年一度引人注目的朱门大院的一切残余陈迹”。
“不知疲倦的宋氏姐妹，经常参加活动——向各团体讲话，出席各种会议。”“孙夫人虽然不喜欢公开演讲，但还是发表了许多讲话；孔夫人虽然害怕在会议上说不出话来，这次却显露出她应付这种讲演的不可否认的真正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