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的发生
自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由关外伸到关内；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由于国难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日高，这次代表大会算是一次统一的大会。冯玉祥、阎锡山参加了大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虽然没有亲自出席，但也派代表参加了。在大会上，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的报告，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同时也表示和平、牺牲到了最后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以这次大会为契机，国民党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决定成立国防会议，蒋介石为议长，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即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民党内部也发生变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称为《八一宣言》)，呼吁和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和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11月，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
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致书国民党，一面义正词严地批评国民党的反动政策；一面肯定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比五大的外交政策有若干进步。共产党诚恳地欢迎这种进步。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就是在上述形势下，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一事变的如何解决，将影响中国历史向何方发展。
1936年10月，蒋介石在解决了两广“六一事变”后赴南京参加了“双十节”。
这一天，南京进行了盛大的全国童子军检阅。10月10日的早晨，一万名男女童子军排着队在中央运动场上的蒋介石的身边走过。在一篇对从全国各地来赴会的童子军的训词里，蒋介石加重语气地说：“今天中国的统一是由于它的四万万人民流出无数的血汗的结果，所以它需要每个国民的拥护。”这一天，宋美龄在上海《字林西报》上发表了《舆论的形成》一文，以纪念“双十节”，借机宣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得民心的。她说：“由于人民认识了中央政府一切为国为民的设施，并且发现了有自由发表公意的新力量，于是舆论就发施了惊人的威力，凡是叛离中央或把持割据的举动，必自各方面受到攻击。我们再以‘两广事件’而论，那时中国其他各处的一致呼声，也就是广东人民所有的要求。后来，桂省事件，也同样的受到舆论的影响而解决。”在参加了南京“双十节”的典礼之后，宋美龄拉上蒋介石乘飞机到上海，在那里停留了几个小时后就飞到了杭州，参加在10月13日举行的中央航空学校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蒋介行对航校学生训了话。
在杭州的时候，蒋介石将韩复榘(山东省主席)、徐永昌(山西绥靖主任)、杨虎城(陕西绥靖主任)、戈定远(冀察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兼宋哲元的代表)以及其他军政头目召集在一起举行会议，以显示所谓中央的统一。韩复榘在接见《大公报》杭州通信记者的时候就亮相说：“关于山东的内政以及外交方针，都遵照行政院长蒋委员长的训令，因为不论哪一省都是中国的一省。”这时，西北已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前沿。而西北的局面在蒋介石看来是相当不稳固的。西北“剿共”副总司令张学良和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处在全国抗日救亡的大势下，中国共产党又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加上张、杨的部队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时遭到沉重的打击，杨虎城曾说，部队被派去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张、杨都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接触。对这些举动，蒋介石是既不满又担心。
10月21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召集张、杨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开会，商议“剿共”事宜。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举动深为不满，认为“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向张、杨指出两条去路：一是参加“剿共”，二是调离陕甘。张、杨是哪一条路都不愿走，既不听从命令，又不离开西北，于是决定先进忠言，劝蒋介石回心转意，不得已则用武力，即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生辰，在全国搞了一场“献机祝寿”。
南京有20万人左右聚集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献机典礼。在“献机祝寿”的名义下，全国献给祝寿的飞机达100架以上(单南京就有17架)。据说“蒋委员长对‘献机祝寿’表示谦让，以致不曾亲自到正在举行热烈地庆祝他的诞辰的南京”。29日，宋美龄由上海出发，蒋介石离开西安，在洛阳相聚。30日晚上，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分校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提灯游行会，庆祝蒋介石的生辰。31日早晨，“将近二万多民众齐集洛阳分校，向蒋委员长致敬。阎锡山和商震也特为此事赶到，同其他的要人出席这个庆祝会了。当蒋委员长偕同蒋夫人在二十一响的礼炮声中莅临时，民众鼓掌欢呼，响彻云霄。群众一齐向蒋委员长行三鞠躬礼，以表示庆祝，而蒋委员长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当这个庆祝闭幕时，由蒋夫人将从上海带来的两个巨大的诞辰蛋糕切开，分给当地三十个团体的每个代表”。这场祝寿活动是为了粉饰蒋介石政权的统一，一个外国人写的经蒋介石“特许”的传记中吹嘘说：“凡是曾经参与这次典礼的，没有不深信中国确已获得了永久的统一。”
1936年初，中国共产党一面加紧对张学良、杨虎城及所部的军队的争取工作，一面组织中国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赴华北前线抗日。到了这一年的8月，红军和张、杨的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个方面，在抗日的基础上，实现大联合。11月24日，张学良把西北的“前线的紧张的形势”报告蒋介石，并请求蒋介石到洛阳“以待而谒”。12月3日，张学良飞往洛阳向蒋介石“作了一个详细的口头报告”。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日记上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诸度外矣！”4日，由洛阳飞往西安，“决定使纠纷的局势好转，同时亲自指示剿共军事”。当蒋介石抵达西安机场时，“有数百个东北军的军官莅场欢迎，他们表示想向蒋委员长面陈关于‘剿共’军事的意见。蒋委员长就叮嘱他们将意见交给张学良转呈给他。这是东北军对政府所采取继续剿共政策表示不满的第一次的公开的表示”。在西安，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了数次会议，讨论剿共的军事，并决定由蒋鼎文担任晋陕宁绥四省的“剿匪”总司令。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但均无效。7日，蒋介石同张学良发生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表示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
在上述各种形势交错的影响下，“西安事变”就发生了。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软禁了蒋介石。“事变”的消息当天由国民党驻潼关的樊松甫军长将张学良自西安发出的一个电报传送南京政府。当时为什么张学良没有向南京发电呢？主要是因为蒋介石逃离华清池住处躲进骊山还未找到，张学良等将领很焦急，所以急电樊松甫说蒋介石“失踪”。南京接到樊转来的电报是12日下午3时50分，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即到12日傍晚，南京政府才接到由西安发来的通电，说明这次捉蒋是“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西北军民的八大主张。
当时，宋美龄正在上海以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有的书上说是以“全国航空建设会”秘书长的身份在接见军官。）的职务向各级官员了解情况。孔祥熙首先得知蒋介石“被绑架”的消息，随即直接找到宋美龄，把这惊人的消息告诉她。她在震惊平静下来后说：“多年，委员长出巡各省，余必相随，此次独因病未果，深觉怅然。盖余每自信，倘余在西安，局势当不致恶化致此。”有的外国记者对此评述：“无疑，她的感觉是对的；婚后，她一直是蒋介石在与生活打交道中的缓冲力量。美龄并不完全赞同她丈夫的信念，她信仰思想自由和合理的磋商。倘若她在西安，蒋介石也许不会对他怀有戒心的下属这般粗暴和苛求。”但是，宋美龄的后悔和臆测可能可以避免的事情已为时过晚。当晚，宋美龄马上同孔祥熙、蒋介石的顾问端纳乘夜车返回南京，翌日上午7时抵达。
宋美龄一到南京，看到的情况是“薄雾中南京有股异于往常的混乱味道”。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11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开会，一直开到深夜3时，接着马上开中央政治会议，一致主张快速和严厉的报复行动，立即向西安开战，轰炸这个城市并且进军西北；还决议免职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南京政府的主张，一方面受到日本的怂恿和支持，日本是希望事态扩大，酿成中国的新内战，以便实现灭亡中国的野心；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大部分人听到事变消息后，只是抱着维护政府威信，激于对张、杨的所谓“愤慨”，大骂制造事变的爱国将领，主张“出兵讨逆”，甚至提出“不惜玉石俱焚”。宋美龄到达南京的这一天(13日)，张学良向南京发来电报，明白地表示蒋介石是安全的。
在南京政府，实际上是两股国际势力在发生作用。亲日的为一方，亲英美的为一方，任何一方都不是从民族的利益出发的，不过在客观上却起着不同的作用。
亲日的，当时以何应钦为代表，不论他们是从何种目的出发，表面上似乎是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强硬的态度，而效果上却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犯。相反的，亲英美的，当时以宋美龄为代表，不论他们又是从何种目的出发，表面上似乎是站在张、杨的立场上，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采取“软弱”的态度，而效果上却有利于国内团结抗日。
就在南京政府如何对待“西安事变”两股势力交锋的态势下，宋美龄到了南京并马上卷入了这场交锋，以她特殊的身份来影响南京政府的决策。
她为和平解决“事变”奔走
宋美龄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呢？“在这一段日子里，美龄经受着可怕的精神折磨，但她在白天的时候却从不表露出来，她与霭龄住在孔家公寓。事情发生后霭龄立即来到南京，她意识到自己的作用，意识到作为大姐会给别人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她确信蒋介石没有死。美龄忙得不可开交，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她也不会轻易地哭。只要蒋介石还有活的希望——在等待的那段日子里，她从未失去过希望——她便负有巨大的责任，不能推卸。她需要去战胜许多不同的暗流：激进派——她丈夫也算在内——诚意地认为，对叛乱者采取强硬的手段就是扞卫国家的最高利益；阴谋家则企图在大难中篡权，许多守旧的中国人无论意图如何，只热衷于施些小权术来消磨时光，这对于头脑敏锐、受过西方熏陶的美龄来说简直是发疯。更有甚者，上述这些人都将她视为一孱弱女子，不得不找理由来掩饰她非理智的举动。一个女人采取行动，却又并非出自于个人和情感的原因，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看法歪曲了他们认识美龄的眼光，甚至还驱使他们怀疑她的话。无怪乎美龄心中极力压抑着那些在他们看来必须控制的自然情感。但她在几小时的睡眠中，这些情感便压抑不住了。孔夫人后来告诉美龄，只有在这一时刻她才流泪，她大声哭喊，泪水浸透了枕头。”具体的，宋美龄在稳住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等三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在稳住南京政局方面，宋美龄做了三件事：
第一，她同何应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何应钦声称：“为维护国民政府威信计，应立即进行讨伐。”宋美龄反驳：“今日若遽用武力，确将危及委员长之生命”，“委员长之安全，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并呼吁：“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救委员长之出险”。何应钦则说宋美龄是“妇道人家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保持理智的看法”。宋美龄感到极度的气愤，她回敬说：她“决非朝夕萦怀于丈夫安全之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