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4日，中苏双方在克里姆林宫隆重举行了正式、庄严的条约签订仪式。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中苏同盟和合作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了下来，对于当时刚刚建立的新中国，意义十分重大。随后三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包括钢铁、煤矿、冶金、飞机制造等各个领域的156个项目和3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对于新中国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保障中国国家安全，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产生了重大的作用。
为了庆祝签约成功，当天晚上，驻苏大使馆举行了盛大的答谢酒会。地点设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都会饭店。历史上，斯大林还从未出席过设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宴会，王稼祥这次亲自拿着请帖拜望了莫洛托夫。
朱仲丽：王稼祥说，莫洛托夫同志，希望斯大林同志能够参加这个宴会。
莫洛托夫不作声。王稼祥又说，这是全世界人民希望的。这句话多厉害，全世界人民希望伟大的苏联领导斯大林同志能够参加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宴会。
最终，王稼祥的真诚打动了莫洛托夫，这个以冷静坚定着称的老外交家微笑着接过了请帖，但没说来不来。王稼祥不知道究竟能不能来，一直保密。庆祝酒会如期在那晚九点举行，王稼祥和朱仲丽站在大厅的门口，焦急地等待着。
朱仲丽：我和王稼祥站在门口，我们是主人，要迎接客人。等着吧，急得要命，斯大林到底来不来啊？直到最后5分钟，宣布斯大林到了，哎呀，那个场子里热闹得不得了。斯大林进来了，第一个就跟我握手，因为我是大使夫人。后来王稼祥跟着进来了，一大堆人都围上来，鼓掌，“乌拉！乌拉！”那么喊。
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了斯大林，双方紧紧握手，互相问候着。据说，这成为莫斯科外交宴会中规格最高的一次。
季塔连科（俄中友好协会会长，俄罗斯文学院院士）：斯大林是头一次离开克里姆林宫，到大都会饭店，到毛主席在那里举行的招待会上，这是他历史上头一次出来。所以说，王稼祥在这方面起的作用很大，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并且是很灵活的一个人。他就在这个最关键性的一个问题上，为苏联和中国找到了新的、平等的、互利的，并且为了伟大的理想而服务的关系，这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结束苏联大使生涯，携夫人回国
新中国的开国外交是个特殊阶段，当时各国的共产党都要求与中国建立相应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政府外交之外还要加强与各兄弟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在挑选第一任部长时，毛泽东还是想到了具有丰富国际交往经验的王稼祥。于是王稼祥结束了在苏联的大使生涯，携夫人朱仲丽回国。
蒋增（曾就职于毛泽东警卫连，1951年任王稼祥警卫员）：他在联络部的外事工作，主要是抓日本共产党的培训。日本共产党宣言，是他和德田鸠一、智和一雄三人一起起草的。起草完了，经过联络部审查后，最后由王稼祥陪着德田鸠一，直接送到了苏联。时间不长，日本《共产党宣言》就发表了。这个斯大林对王部长挺客气的。有一次他说：王稼祥同志，我向你提个建议，跟你们国家商量商量看行不行。王稼祥说：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您提吧。当时斯大林提出来，以中国为首，蒙古、朝鲜，建立东亚联盟。王稼祥当时就驳了这个意见。这个需要胆量，跟一个国际共产党的领袖，敢这样驳，据他们讲，在苏联没有人敢。
王稼祥这种既尊重对方又敢于提出独立见解、坚持原则的态度，赢得了对方的尊重。
吴兴唐（中联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稼祥在这个时候，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思想，就是我们要独立自主。他比较形象的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一家人，但又不是一家人。这个就非常重要，最早提出来这个思路，跟毛泽东、周恩来当时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跟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是一家人，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意识形态一样，但是我们又不是一家人，而且当时政党来往当中，一定要独立自主，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根据我们中国的事情办，不能照搬。这是王稼祥的一个重要外交思想，他一直贯彻始终。
王稼祥这一精辟的见解，准确地提出了党的对外交往的准则，为后来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联部成立之初，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根据越共中央和胡志明主席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由中联部向越共派出援越顾问团。王稼祥特别强调顾问团要尊重越南人民、尊重越南劳动党及其领袖。顾问团所提的意见仅供越方参考，切忌李德在中央苏区那套做法。
1954年4月，担任中联部部长、同时兼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王稼祥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来到日内瓦这座被称为医治国际政治创伤的城市，出席了解决印度支那和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历时四个多月的时间里，王稼祥和全体代表团成员密切配合周恩来总理，通力与苏联、越南等国配合，终于达成了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迫使法军撤出越南，并初步解决了老挝和柬埔寨的问题。
这次会议，充分显示了我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日内瓦期间，向来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打开外交通道的王稼祥又协助周恩来总理会见了电影大师卓别林。卓别林是遭到美国政府迫害的进步人士，但他在全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大。
朱仲丽：在日内瓦，我们都去了。我们请卓别林吃饭，放了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卓别林一看，这不是女扮男装吗？识破之后，两个人怎么老在桥上边唱边弄，不赶快拥抱、接吻啊？我们说，当时是封建思想，是种艺术，表达出爱情就行了。
中国代表团借助这部中国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告诉西方人民，中国人是重感情的、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人不希望与外界互相仇视。
随着我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中联部工作的深入开展，到50年代中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和无产阶级革命组织，都与中共建立了联系。
1956年9月召开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80多个国家的兄弟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这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
蒋增：八大期间，兄弟党，特别是非洲，像叙利亚共产党对以色列共产党是相当仇恨的，在这个问题上，王稼祥是出了大力的。80多个共产党刚开始是各持己见的，有西欧共产党的观点，还有非洲共产党的观点，最后王稼祥把这些不同的观点综合到了一起，达到了世界兄弟共产党的团结，这是很大的一个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