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2005年，历时两年、覆盖两国、先后举办700余场活动、被誉为“中欧文化交流史上创举”的中法文化年，带来多少惊喜和赞叹，留下多少美丽绵长的回忆。当巴黎铁塔染上中国红，当北京午门被灯光打成法国国旗的三色，典雅的音乐回荡在北京的夜空，他始终运作协调于台前幕后。
在法国人眼里，他是一个集聚智慧和能力的外交官；在华人眼里，他是一个为民奔走于中法之间的公仆；在夫人眼里，他是一个非常不怕累着自己的工作伙伴。
他说，他的职业就是付出。
执着、奉献、忠诚，生命与国家利益交融。
幸有周总理的保护
1954年6月23日，周恩来与时任法国总理兼外长的孟戴斯·弗朗斯会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法两国政府首脑的首次接触，为10年后的中法建交打开了通道。孟戴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我有意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我的政府很快就倒台了。”
1957年5月，一个叫埃德加·富尔的法国人，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他从一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词，领悟到中法应该建交。回国后，他借用这首词的内容，写了本介绍新中国的书，取名《龟山与蛇山》，意思就是法中之间应该像龟山与蛇山那样，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他把此书送给了当时正在克隆贝隐居的戴高乐。
1963年10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法国科负责人张锡昌，在深圳接到一位秘密客人。此人就是1958年重新执政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派出的特使，时任法国总理的埃德加·富尔。从他随身带的一封戴高乐的亲笔信中，中国得知他是前来商谈中法建交问题的。中国政府立即给予富尔高规格的礼遇：从广州出发，加挂专列车厢直达北京，下榻钓鱼台国宾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国家主席刘少奇分别会见了他。建交谈判后，到11月2日，毛泽东接见了富尔夫妇，标志着中法建交谈判圆满结束。1964年1月27日，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中文全文只有44个字。这也许是外交史上措辞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而此时，赵进军在老家山东莱州刚读完了高中。
赵进军：1964年高中毕业的时候，正好1月份中法建交，所以这也应该说是一个巧合。当时周恩来总理就预见，中法建交意味着中国的外交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便创建了北京第二外语学院、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外语院校扩大招生，历史上第一次。1964年，法语单独成为一个系，一年就招收200多个法语的新生。当时我的班主任就建议我说，你考外文吧，将来上外语学院，搞外交。于是填了个志愿，就被录取了，就进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
两年后，“文革”开始，北京外语学院教学受到冲击。当时很多人就随便改了行。如果说第一次改变赵进军命运的是他高中的班主任，那么这次保护他，让他真正走上外交之路的应该是周恩来总理。
钱卫（中国驻法国参赞，赵进军夫人）：1969年毕业，总理想到，“文革”总有结束的一天，我们的外交还会比较大面积地铺开，那个时候需要我们这一批新鲜血液输入进外交部。他没有把我们当时的两届随便地分配了，而是让我们到农场去锻炼。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欧洲的希腊、荷兰、西班牙、德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开始和新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赵进军就在这个时候被分到了外交部。
赵进军：立刻就派我们到比利时使馆工作。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每个人是发800块钱的置装费，然后你用这800块钱买两套中山装、西装，基本上每个人就是一个大箱子。第一次的时候是坐火车，每个人发24个卢布，在餐厅里吃饭的费用。当时有一个社会主义铁路联运，一张票从北京到莫斯科是160多块人民币，火车就绕着贝加尔湖，6个小时到7个小时。过去“苏武牧羊”，就是在贝加尔湖。为什么叫贝加尔湖啊？就是因为古称的时候，叫它北海。那个湖水湛蓝啊，而且整个的白桦林啊，一片一片的树林，真是美极了！到一个小车站，一停，我们就跳下车，就是在站前广场跑一圈儿。
他那儿也没有检票的，15分钟，然后再跑回来。
钱卫：刚到比利时的时候，当时的外事纪律非常严格，就是要两人同行，夫妇两个还不算两人。所以即使我们俩有那么有限的时间想要出去散步的话，还得再邀请上一个“第三者”。
当时去比利时使馆工作的外交部人员肩负着三重任务：一个是负责与欧洲共同体的外交事务，一个是负责与比利时王国的外交事务，还有一个是负责与卢森堡大公国的外交事务。
赵进军：当时周总理对我们外交人员提出了16个字的要求，我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站稳立场，掌握政策，熟悉业务，严守纪律”。
“欢迎中国新大使到来，希望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1979-2000年，赵进军从外交部的西欧司科员一直升到公使。期间，他三度在中国驻法使馆工作。2002年开始，他是中国外交部主管西欧、港澳台地区事务的部长助理。2003年7月8日，赵进军出任中国驻法国第九任特命全权大使。此时恰逢中法关系步入到了历史上最好、外交事务最繁忙的阶段，赵进军的外交生涯也进入了黄金时期。
赵进军：7月14日是法国的国庆日，那么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国庆了。
当时他们有人提出来说，中国大使来了，应该给予他特别的礼遇，到了以后立刻递交国书，然后立刻参加国庆活动。后来希拉克说这样不妥。希拉克为什么要这样？他说过中国大使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国家，递交国书的正式仪式是不能简化的，我觉得很感动。
在没有递交国书的情况下，赵进军和夫人钱卫就收到了总统夫人的邀请函，参加总统府招待会；同时，他们也接到了礼宾司的邀请，参加阅兵式，出席总统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赵进军也成为当时法国国庆期间唯一一个总统单独会见的外国使节，并且是在尚未递交国书的情况下，这在外交场合是非常少见的。
赵进军：到递交国书的时候，礼宾司先到我们使馆来迎接，然后摩托护卫，再到总统府递交国书，一系列正式的活动。那天有5个大使递交国书，我是安排在第一个。说是每位大使的见面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但是我和希拉克总统谈了将近半个小时，所以后面的好几个大使都在那儿等着，说怎么还没完啊。然后他们说，因为总统会见的是中国大使。和希拉克总统见面坐下来以后，还没讲正题呢，他第一句话就说，大使先生，你现在官邸的厨师是不是还是原来那个？他对中国非常友好，而且对中国文化包括对中国的饮食文化非常喜欢。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中法关系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好的很重要的两个因素。
2003年9月5日，赵进军向希拉克递交了国书，并转达了胡锦涛主席的亲切问候。希拉克紧紧握着新任大使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中国新大使到来，希望你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
700多年来，中法两个文明古国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和频繁的文化往来。
从公元前五六十年的贺拉斯和维吉尔时代起，当时的欧洲人就已想象地球上存在一个“中华伊甸园”。天文学家托勒密绘制的世界全图上，就有神话般的“蚕丝之国”。
赵进军：13世纪中叶，法王派两批人到了蒙古，见到了大汗，回来以后，就向路易九世报告，说确实有欧洲所说的丝绸之国，就是中国。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去内地，但是也已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说这个中国文字就是绘画；中国人看病，大夫切脉，手指头放在脉搏上；而且说中国当时这个货币，已经用纸做的货币了。真正到了北京的，据我们所知的，是1333年，是巴黎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尼古拉，元朝的时候。
到17世纪下半叶，太阳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兴趣浓厚到竟在他的凡尔赛宫旁，仿造中国建筑造了一座“瓷宫”，穿着中国服装在皇宫里举行舞会。他致信清朝康熙大帝，要建立一个凡尔赛-北京轴心。接着通过法国传教团，中法之间开始了宗教、科技、航海贸易和文化艺术等的交往，这是中法关系的一个历史起程点。
赵进军：我有一次到法国的东部贡比涅，去参观国王的行宫，里边挂了一个壁毯，上边是叫《中国皇帝出猎图》。我看了以后，当时觉得很好笑，因为他是想象的，中国皇帝出猎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骑马，还有些猎狗，那个服装就跟欧洲人的差不多。看了这幅画，你可以想见到，在当时交通不便、信息很难沟通的时候，法国的上层，他在想象，也在模仿。
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年首先在法国拉开了序幕历史进入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之际，一场超越历史的文化盛事在两国间酝酿。1999-2000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法国总统希拉克进行互访时，共同确定举办中法文化年。2001年4月，李岚清副总理访问法国期间就与法国外交部长韦德里纳签署了关于中法互设文化中心和互办文化年的《会谈纪要》；而中国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20个有关部门组成的组委会，并在文化部设立组委会办公室协调各部门和各省市参与文化年活动。
当北京午门被灯光打成法国国旗的三色，当巴黎铁塔染上中国红，雅尔的音乐回荡在北京的夜空，中法互办文化年的热浪已经在两国席卷了一年多。
2003年10月，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的中国文化年首先在法国拉开了序幕。
赵进军：铁塔建成到现在（2007年）已有118年了，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国家映成红色，过去没有过的。
这种令人难忘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再比如2004年在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举办中国的庆祝春节的彩妆游行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