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转型经济进程的政府放松经济管制、区域制度竞争加剧、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及其由此引致的企业间竞争加剧，企业成长正面临着由此带来的企业制度变迁和战略选择、战略变革等重大挑战，企业经营者的企业家能力强弱将直接关系到能否有效地管理这个挑战。因此，在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中，从制度视角切入，基于制度变迁对企业家主导性能力的要求，研究企业家主导性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制，不仅有利于企业成长理论创新，而且能够为企业家成长、企业成长和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职能提供管理策略。
第一节制度变迁和企业家主导性能力
1.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
就企业家能力研究而言，学者们从经济学、战略管理等角度直接或间接地论述了企业家能力的内涵或类型（Knight，1921；Penrose，1959；Casson，1982；Gartner，1989；Chandler和Hanks，1994；张完定、李垣，1998）。Man，Law和Chan（2002）指出，企业家能力包括机会能力、关系能力、思维能力、组织能力、战略能力和守诺能力。贺小刚（2006）认为企业家能力包含发现机会的能力、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整合资源能力（管理能力）、战略能力和创新能力。这些研究呈现了企业家能力的宽广领域和丰富测项，但是较少关注企业家所处的制度环境及企业家和相关经济组织、经济行为人之间的制度关系（郑江淮，2004）。从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的相关研究来看，Penrose（1959）认为，管理者的知识和能力是企业成长的重要约束。Chandler（1992、1994）指出，企业家的自我评价能力、调和能力对创业绩效有正相关影响。Acsetal.（2002）以瑞典企业成长为例，主张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认知和开拓能力对企业成长有重要影响。Erikson（2002）提出了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家资本的概念，主张这是创业的最重要资产和竞争优势所在。李新春，胡骥（2000）主张，企业家控制的企业成长主要受到企业家个人经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约束。贾生华（2003、2004）认为，作为基础的企业家能力既是企业成长的原始动力，也是企业成长的结果，两者动态适应，并构建了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成长的一般逻辑。但是总体而言，虽然Penrose创造性地指出“企业家服务”是利用“生产性机会”促进企业成长的根源，但很多研究者还是忽略了它（Barney，2001）。这制约了企业家理论和资源与能力学派的发展，也难以解释企业异质性竞争优势的来源，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基于企业家能力的企业家作用于企业成长的内在机制研究。
2.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能力和企业成长
转型经济主要是指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权衡等，2003；伍装，2005），经济体制转型是关键。转型经济要求政府放松对生产要素的管制，释放市场机会，加剧企业竞争，增加了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它要求企业加强战略管理和改变成长战略（宝贡敏，2004；武亚军、吴剑锋，2006；Tan，2007）。这就从技术层面对企业家战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需要指出的是，转型经济的背景和基本前提是制度的不稳定性（吕炜，2003），表现出“中间制度性”（meso‐institution）（Droege和Johoson，2007），这种制度不均衡对转型经济中作用于企业成长的企业家能力产生了深刻影响。Batjargal（2005）主张，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预测制度需求的变通能力和企业成长有正相关联系。陈建军、林亮（2003）指出，具备“转型经济的先期知识”的企业家能够促进企业成长。Luo等（2005）提出，经济转型中的中国创业型企业的企业家正在整合制度来促进企业成长。可见转型经济中企业家在利用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成长。制度经济学家把通过制度与组织创新促进企业成长的企业家界定为制度企业家（周其仁，1997；张曙光，1999、2005），并认为制度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关键主体。如果暂且把企业家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称为制度能力，那么可以发现，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不可忽视。由此得出的初步推断是：随着中国转型经济的纵深演进，企业成长对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贺小刚、李新春（2005）通过基于中国企业的严谨实证研究证明：当前中国企业家的战略能力和管理能力对企业成长的贡献率大于关系能力，内部管理和战略定位成为企业家的主导性经营活动。这里的“内部管理”和部分制度能力有交叉关系，因此上述推断能够在该研究结论中找到依据。
企业家战略能力主要用于管理企业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转型经济在基础层面大大增加了企业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层面的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的职能转变以及新职能的规范性不足所致。也就是说，转型经济对企业成长的制度性影响催生了战略性影响。
从这个角度而言，企业家制度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机理可能会影响企业家战略能力的作用发挥。
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在假设基础之上。基于中国转型经济的实质是制度变迁，转型经济释放与激发了企业家能力，转型经济对企业成长产生的制度性影响及由此催生的战略性影响的综合认识，本书尝试性地提出这个假设：从制度视角来看，中国转型经济的演进正在强调企业家的两种主导性能力——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这两种企业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日益重要。根据这个假设，建立本章的分析框架。
第二节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企业家主导性能力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式及机理
一、企业家模式
企业家是指具备企业家能力和应用这些能力所需的资源配置权的企业经营者，企业家模式是以企业家能力结构中的主导性能力为主要划分依据的企业家行为集合。根据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的强弱，可以划分四种企业家模式（项国鹏，2006）。
战术企业家是指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都薄弱，但战术性能力或机会性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家。战术性能力是有效地做事（但不一定是正确的事）能力；机会性能力是从实现利润，而不是从企业长远、全局发展的角度把握机会的能力。这种企业家没有把个人经营理念和经营才能通过制度加以体现，从而使企业成长缺乏战略性的非人格化的制度保障，企业成长的随机性和机会主义色彩浓厚。愿景企业家有明晰的企业家愿景和战略意图，强调价值观对企业成长的导向作用，但从制度环境中寻找机会和优化企业制度安排的制度创新能力比较薄弱。制度企业家聚焦于如何从外部制度环境和企业制度安排的不均衡中实施制度创新，促进企业成长。愿景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对市场发现和运营能力的成长预期性下降，对创新能力（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的成长预期性显着增强。战略企业家是制度能力强、战略能力强的企业家。根据内在联系，可以推论：战术企业家是企业家成长的初级模式；制度企业家、愿景企业家是企业家成长的中级模式；战略企业家是企业家成长的高级模式。
二、中国转型经济不同阶段的划分
对于中国转型经济阶段的划分，学者们各抒己见。例如，吕炜（2003）认为，中国经济转轨总过程可以分为两大阶段：经济转轨前期；经济转轨中后期。景维民、张慧君（2006）把中国转型经济分成三个阶段：经济转型的正式启动点；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完成经济转型。这两个代表性观点都是以市场经济体制演进为分析逻辑。因此，根据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过程，这里对中国转型经济不同阶段作出这样的尝试性判断：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期（约1978-1992），标志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期（约1993-2003），标志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期（约2004- ），标志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和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
在转型经济的不同阶段，宏观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有区别的，这就影响了企业竞争的制度环境。李家涛、杨静钰（2008）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下的民营企业战略选择作出了解释。这种战略管理意义的解析对本章研究是有启迪的。
三、中国转型经济不同阶段的主导性企业家模式及其对企业成长的作用模式
正如前文所引证的那样，经济体制转型对企业家活动有重要影响（丁栋虹，1999），企业家在经济体制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麦克米兰、乌德拉夫，2003；海贝勒，2003）。任何一个制度变迁中的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戴维斯、诺斯，1994）。因此，企业家既是制度变迁的承载者，也是制度变迁的推进者。从理论推理角度来看，两者的动态匹配关系可以表现为：在转型经济各个阶段，有一种适应性的企业家模式，这种模式是同时期多元化企业家模式中的主导模式。分析这个具有庞大叙事性主题的逻辑线索是：基于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博弈，从制度的功能角度，激发和优化企业家能力的制度安排。
在转型经济第1阶段，以“双轨制”的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国有企业改革以放权让利为重点，民营企业开始起步，外资企业开始进入国内。通过增量改革，培育了市场体系，增强了市场力量。这种“变通性制度安排”在释放大量市场机会的同时（吴敬琏，2003），也极大地激发了企业家能力。
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了施展内部管理能力的机会，供不应求的市场结构所造就的卖方市场使擅长市场发现和运营的民营企业家如鱼得水。但当时的制度环境使企业家制度能力和战略能力难以发挥作用，战术企业家就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这种现象在转型经济第2阶段的前期还明显存在。
在转型经济第2阶段，从1994年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战略，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制度创新，民营企业被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这种正式制度安排从根本上改变了企业成长的制度环境和价值预期，大大加剧了市场竞争。日趋规范的制度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家高度重视企业家能力的升级，以便能够在制度变迁中把握外部制度创新的机会，在买方市场结构格局下的经营业务的频繁调整中找到战略归宿。制度企业家和愿景企业家逐渐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在转型经济第3阶段，科学发展观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指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目标。制度环境更加规范，企业内部制度现代化的要求也更高，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对企业存在的终极价值要求也日益彰显，企业成长面临中国正式加入WTO 后的全球化挑战。这种对企业成长的全方位、内源性要求迫使企业家能力必须要有“质”的创新，才有可能适应“超竞争环境”的挑战。战略企业家将成为主导性企业家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个阶段呈阶梯式演进，最终多元共存，构成企业成长的复合型制度环境。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在事实意义上，四种企业家复合共存。但从价值判断意义上，应该有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前瞻性模式，这就是主导性企业家模式的理论意义所在。
第一代企业家是改革开放以来、1992年之前创业的企业家，这一代企业家既有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诞生的科技型企业家，还有城市边缘人口创业的代表。这一代企业家敢想敢为、敢于挑战传统体制的束缚，勇于在坎坷中奋力前进，对当时的经济发展颇有贡献。第二代企业家是1992年之后诞生的企业家。他们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企业的产权制度比较明晰，是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三代企业家则诞生于2000年前后，是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依靠风险投资、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家。他们的典型特征是高学历、高技术、年轻化，更具国际视野和创新意识，熟悉国际规则，创始人或管理团队具有“海归”背景，能够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