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列丽亚·弗莱辛格（迈阿密大学）
导言
在思考共识项目“休闲与生活质量”这一议题时，人们会问，到底什么是生活质量？虽然这一问题在共识项目其他论文中也有研究，Eric Allardt在讨论休闲作为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实践和环境时，就生活质量问题提出了一个有用的观点。他指出，生活质量是拥有、爱和存在的总和。本文将阐述这一“公式”与休闲和社会不平等及机会相关的含义。至此，可以说，我把Allardt的定义理解为生活质量是物质／社会／文化资源的结合、与他人（个人和群体）支持性的关系以及本人和他人实现自我并认可个人的存在。这一生活质量观点构成本文研讨的关键问题的框架。
正如不少共识项目邀请撰写的论文中表明，当前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研究广泛地关注休闲、娱乐、玩耍和旅游提供的机会，包括它们为个人成长、社区福利和经济发展蕴含的机会和潜力。另外，这一研究还强调哪些人可以获得和哪些人无法获得此类机会。休闲机会和社会不平等的紧张关系由来已久。例如，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将休闲比作美德或人类全部潜力的培养，以及文化的发展。然而，这类休闲只适用于自由男子，是以妇女和奴隶制为代价的。在古代中国，孔子谈到乐，该字面的意思是快乐或音乐。孔子相信，社会中每一阶层内部的社会关系都可以通过礼仪得到加强，而这种礼仪都离不开某种特别的音乐。
休闲作为机会和社会不平等，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能在（较近）历史上西方社会有组织的休闲活动或休闲作为职业实践中反映出来。例如，美国的“游乐场运动”和木工工艺联盟，英国的男、女童子军。它们的明确宗旨除了保障所在社区的安全和康乐外，也包含促进儿童的健康和康乐。这类组织的另外一个目的便是培训儿童，尤其是贫困和移民儿童（在美国，特别指欧洲白人移民儿童）参加工作和社区生活。即，在许多西方国家的早期有组织的玩耍和休闲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路——至少一些新来乍到的人和／或在社会底层的人们需要学会如何适应现有的社会秩序——有组织的玩耍和休闲被看作实现此目标的途径。人们感到，这些项目的对象——社会以及个人——会因为由此带来的健康、健美、学识和社交能力的增强而获益。因此，有组织的玩耍和休闲被视为一种途径，降低社会不平等，获得公民资格。有组织休闲的这种目标在今天世界各地仍在延续。例如，在英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通过慈善机构和地方政府筹资组织的“社会旅游”乃是一种福利，被视为公民权利的一部分。
因而，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世界各地，休闲能给个人和社区提供机会的观点，至少是一部分公共集资的或国家出资的休闲的动机。然而，人们也认识到在某一特定社会中，这类机会未必人人都可得到。换句话说，用于各种形式的休闲资源（如，时间、资金、能力、健康、社会和文化资本）的分配并非公平，造成机会不平等。
此外，如果将休闲放置在历史、社会、经济环境中以及权力关系中来考查，会发现休闲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产生或重新产生社会不平等。再者，这些问题都涉及政治，带有国际性，因此有必要把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定义加以扩展，使之包括全球不平等和机会在内。
在本文中，作者的总体目标是提出一些框架和思路以探讨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作为社会（和全球）不平等和机会的场所。这些框架是建筑在近期休闲和旅游领域内外研究之上的。另外，本人旨在探索和记录社会不平等和机会之间的休闲的紧张关系；即，本人认为社会机会和不平等是同一“休闲硬币”的两面。由此，本人将首先集中探讨差别这一观点，并主张差别的构成是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也是这类研究结果的基础。在这一讨论中将介绍最近和目前各种评价差别（特别是结构的、后结构的、后殖民理论的）的观点和方式。然后，作者将引用最近的一些有关休闲与性别、种族、少数民族、阶级和贫困、性倾向、年龄和残疾的研究来说明当前对于休闲和社会不平等的思考。在探讨休闲、差别和不平等之后，作者“翻转硬币”，讨论硬币的另一面，讨论休闲作为个人和社区的机会，并提供有关依据。讨论的重点是休闲作为培养韧性和力量的环境、作为可能挑战和抵御不平等的实践、作为空间和地点使个人和集体体验权力的加强。本文的结尾将讨论休闲、游憩、玩耍和旅游和社会不平等和机会的研究中未知（即，尚缺乏的）部分——包括对这一领域未来研究方向的提议。最后，我必须在本文一开始便承认，本文所参考的研究材料仅限于英语出版物。
休闲、社会不平等、差别，和“他者”的构成
什么构成社会不平等？在西方思维中，Allison的有关休闲和社会公正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回答。Allison利用Young的研究，主张公正不仅指商品（即食品、衣物、居所、安全等）分配的公平，虽然这对于用于休闲的时间、健康和必要资金是重要的。公正也涉及“社会体制在多大程度上推动实现某些价值的必要条件”。这些价值包括学习、玩耍、同他人交往、参与建立和管理机构、从他人那里获得这种参与的承认。因此，社会不公是指“压迫性体制的制约和阻挡自我决定和成长的障碍，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对这些价值的追求”并包括“已融入人们日常交往的较为公开和体制化的不公正特性”。不公正表现在多种形式，如剥削（某一群体控制和主宰权力较弱群体的经济和社会资源），边缘化和无权化（群体被排除在有效参与社会生活之外的程度），文化帝国主义（将有差别的人加以归类，称其为“他者”，漠视其存在），和暴力（包括肉体和精神虐待及以暴力威胁，制造恐惧）。Allison对不公正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释，让我们看到休闲中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根源。
Murdock在后现代社会下有关休闲的共同利益的讨论，与Allison的社会公正的观点相关。Murdock将公民权力定义为“完全参与当代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并帮助塑造其未来形式的权力”。他断言“休闲为这类参与提供众多的关键空间”。就此意义而言，休闲不平等出现在“社会参与受到经济排斥的阻止和分裂”的时候。②Murdock同时也指出，我们内心深处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观念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一方面强调拥有个人权力，另一方面又提倡实现共同利益。为了实现（权力）平等，“每个公民必须得到保障，使其可以平等地、不受妨碍地获得让他们能有效并创造性地生活的资源和权利”。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的资源既有物质性也有文化性。然而，Murdock强调，“一个完全成熟的公民权利、义务概念必须坚持主张，重要的不仅是个人有权获得资源，行使个人权力，而且是在承认多样性的基础上，承诺为创新和拓展做出努力，以促进人们一致承认的共同利益。（强调符号本作者增加）。Murdock认为这点尤其重要，因为“排外机制正在产生‘他者’笼统形象”……那些人不仅“与‘我们’有差别”，而且还“仇视‘我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差别至少在两个方面形成休闲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
首先，当个人或群体在他们休闲资源或休闲机会上存在差别时候，不平等便会显现；即，当某些人比其他人少——和当这种匮乏不是它们本身过错的时候。当然，当一种“匮乏”是否是某个个人的过错仍存在争议，并形成一些意识形态和话语（如，西方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精英观点）使不平等“正常化”。因而，在个人和社会层面，关于“穷人中”哪些人是“活该穷”，哪些人是“不该穷”的讨论是个关键问题。如上所述，由于休闲、娱乐、玩耍和旅游会给个人和社区的康乐带来的潜在机会，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谁有或谁没有这些机会以及为什么有或没有。然而，休闲的不公平也可以强调条件的公正或结果的公正，这两个公正概念迄今为止在休闲、娱乐、玩耍和旅游研究中很少引起注意。如下面将进一步探讨的那样，为什么（不公平的原因）和谁（哪些人被排除在外），将成为今日休闲研究评论和挑战的重点。
差别对研究休闲社会不平等问题非常关键的第二个原因是，确定差别这一做法本身会重新产生不平等。在休闲研究里，认同的类别，如性别、种族或种姓、性认同、年龄、残疾、阶级和年龄与休闲的个人体验联系在一起。根据Kivel的观点，这样的研究是有问题的。当然，记录这类差别对理解休闲和休闲的供给／机会有重要意义。但是，用此方法调查休闲也会导致加强或重新产生这些社会类别，会强化它们是广泛的“真实”存在。此外，这些认同已经被如此“习以为常”，或被看作基本常识以至我们很少研究作为男人或女人，或一个残疾人的真正意义。正是由于对这些认同的肯定，我们使他们的“真实性”得以延续。我们在研究中忽视“作为个体，就本质而言，我们的认同和体验并非我们自己的”，“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和他人，跟别人如何描述我们、我们又怎样想象自己是不可能分开的”。
同样，Floyd，在谈论休闲研究中种族和人种所面临的挑战时，解释少数民族认同乃是“内部和外部归因”的结果；即，其构成是个人选择和采纳的认同与那些由正式（如法律、政治）和非正式（如偏见、个人之间的歧视）标准化结构相互作用的结果。无论从哪一视角出发，自我的构成是这类讨论的中心。Kivel"s所关心的是在重点注意休闲、玩耍、游憩和旅游的个人体验同时，我们不应忽视个人自我的构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问“自我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和个人体验的差别是如何“在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化的压迫下构建的。”再者，我们必须首先就要问，差别为何如此关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或应该）放弃从这些类别的思考，而是我们应该对它们的使用持谨慎态度，以防止将社会构建的认同或差别“自然化”。
Hemingway对批判理论做了评价，并讨论了该理论对休闲研究所作的贡献。同时，他也讨论了认同的流动性和历史性。他声称“历史和文化的偶发事件使每个人的认同模糊不清，因为每个人的认同是基于他或她的历史情况的”。此外，假定在社会调查中，个人能被置放于一个单一的社会世界，忽视“人类同时生活在多重社会世界中，必须根据他们扮演的不同社会角色进行调节”。也就是说，“我们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社会的产物。任何对我们将会变成什么的思考必定受到我们自己个人历史的制约、受到该历史时期人的概念的制约，以及我们可获得的主要资源的制约”。同时，利用Nagel的研究成果，Floyd认为：“虽然认同制约种族的边界，‘文化提供了种族的内涵和意义’。文化的构成类似于种族的构成。就是说，文化是个体和对照群体在大社会环境下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具有同样的流动性，不仅是一个共享的历史，而且是通过选择、协商、接受和抛弃给人种意义的文化标志不断构建”。这就是说，“他者”是后天产生的，不是先天给予的。
在休闲和旅游研究领域里，代表他人或“我们”和“他者”的构建，以及此过程产生的不平等，已经被不少学者研讨过。这便是我以下要探讨的议题。
代表我们和他者
根据Aitchison的观点，划分他者是为了构建二元论。划分他者的过程涉及“通过与其他地方的比较确定你的归属，或者通过与其他人比较确定你的认同”。即，认识我们不是谁／什么，了解我们是谁／什么。如Long和Hylton认为，“认同可以被视为在差别里发挥作用。
该过程的部分是给他人分类，同时典型地否认给自我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