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要坚持人与社会的辩证法。一方面，不存在与人对立的、外在于人的社会；另一方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社会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不应存在社会高于个人的幻觉。不能只强调思想教育的社会价值，而无视思想教育的个人价值、本体价值；不应该只重人的服务社会的工具价值，不重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价值；不应该只重人对实现教育者所代表的国家政党意志的工具价值，而不重服务于自己的教育对象的发展的目的价值。思想教育者心目中不仅要有社会更要有人，不应要求个人为维护社会而丧失自我，相反社会应维护个人的应有权益，无论社会、国家都应以人为目的，而不应凌驾于人之上，不能用任何理由限制人的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这是对“人是目的”理念的最佳诠释。
4.防止思想教育中目的与手段的错位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思想教育中曾经出现对人的工具价值恶性追求、对人的工具功能不断扩张、对人的工具价值不断提升的趋势，以致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封建社会思想教育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臣民，制造愚民，只追求工具的价值，只需要会说话的工具，实际上是不允许人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其思想教育不过是一种思想专制的手段而已。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教育虽然打着人的解放、人的权利、人的自由的旗帜，但其实只是为了使人物化、工具化，把人训练成为创造利润的机器。宗教的思想教育只是在论证神的伟大与人的卑贱，人成了上帝实现自身意志的手段，虽然似乎与统治阶级保持距离，但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基督教教育的社会原则是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是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用霍尔巴赫的话说，要当好一个基督教徒，最好是没有大脑，或者是有个发育不良的大脑。因此，宗教实际上也是对人实施工具化的教育。
回顾历史可以知道，统治阶级与宗教的思想教育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手段与目的的错位。
制造了人的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分裂。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前的思想教育都是工具化的教育培养工具化的人，把人作为实现利润的工具、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维持职业行为的工具。思想教育过多的功利性追求导致对思想教育目标的误解，以为思想教育只是培养政治人、经济人，这样教育的结果是，人不能有个性，人只能依附于群体，于是物吞没了人，权吞没了人。
实施无“人”的教育。因为不把人当作目的，所以思想教育中丧失了人的地位，无视人的主体性，只把人当成被动体，强调灌输、约束、驯化，都是把人当作工具使用；强调共性蔑视个性，以自己的目标确定他人的价值，改造他人，只要求人们按我们的预设去发展自我，这只是把“人”当作“物”的教育。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要求所有人按同一种生活方式生活，否则人就蜕变成受制于人的木偶。
人的工具化使人失去批判精神。在企业中思想教育目的与手段的错位是比较突出的：只要求人们遵守规范的顺从，不要求主人翁的精神；只是作为雇用工人来教育，而不是作为企业主人来教育；只是把人作为追求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使之真正成为人；只要人们满足于已有，不要求人们追求应有；只要求人们顺从现实，不要求人们发展自我，抑制和扼杀了人的实现自我的原动力。这样的思想道德教育越多，人的依赖性越强，独立性越弱，甚至把人的独立性丧失作为自己的目标。
人与人关系的割裂。教与受的关系成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工具关系，把对人的思想教育蜕变为对人的思想管理，把眼前的人物化，以管物的方法去管人，以管代教本身就是把人当作实现自我的手段。其实，人不是为别人而活着，人没有义务也不愿意违背自己的意愿按别人的意志来塑造自己。
5.要消除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之间的矛盾，实现两者的整合与统一
一些思想家认为，精英才有目的价值，庸众只有工具的价值，尼采就持这种看法。西方资产阶级很难实现两者的统一与融合。在我国思想道德教育传统意识中，早就比较注意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并为消除这种矛盾作出努力。在实际思想教育活动中，历来提倡根据不同对象进行不同侧重的思想道德教育，对执政者倡“仁”，对读书人倡“义”，对老百姓倡“礼”。然而虽然注意到问题的存在，但并未能完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曾在思想教育中只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工具意义，然而在今天，我们党明确申述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明确强调思想教育要坚持人本性原则，这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体现了人的价值的完整性追求，体现思想教育中人的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我们可以郑重宣告，思想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把人的世界与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康德曾语重心长地对教育者作出呼唤：“你这样行动吧！你永远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人。”
（十九）单向教育，双向教育？
思想教育不可能是单向运动，而是对群众、对干部的双向教育，是对权力意志、群众意志的双向尊重，是对上、对下的双向负责。干部教育才是思想教育的重点。
思想教育不是谁的专利，谁的思想境界高，谁拥有真理，谁就享有教育他人的资格。在社会生活中，任何人都有接受思想教育的义务。因此，思想教育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行为，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社会现象。
1.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教育必须“从头头抓起”
思想教育的主要经验是，从教育干部入手见效最快，而主要教训是，只教百姓不教干部，成效有限。对此，思想教育以往的实践经验，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已向我们作了丰富的提示与有力的验证，在我们的记忆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成克杰、胡长清案件向人们提出了放松干部教育造成恶果的警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相信今天的人们久久不会忘却。
同时，思想教育从头头抓起的成功，也为思想教育提示了明确的方向。例如，皮定均将军在其军队思想教育中充分显示了一个将军的风格特征，形成了一种思想教育中特有的个性魅力。他非常善于从干部身上去寻找士兵思想问题的根源，并从干部身上去寻找解决军队思想问题的出路。
一次军区工作会议的休会休息时，一位资历颇深的军级干部在走廊散步，吐痰未对准痰盂，还若无其事地继续往前走，皮司令员看到后，对他厉声道：“给我擦掉！”那位军级干部的秘书立即上前掏纸要擦，皮司令员说：“谁叫你擦啦？”
皮司令员站在那里，一直看到这位军级干部当众把痰擦干净才离开。
皮定均将军治兵从治官入手，治官严于治兵，认为军人风纪中存在的问题，是军队干部失教的结果，必须由军队干部直接承担责任，并要求他们亲自改正错失，不容回避与拖延，这样做收到了敲山震虎的效果，赢得了全军官兵的敬重。
他视察部队，一次看到一个哨兵的军大衣上少了一个纽扣，一次看到两个士兵把空酒瓶扔到水田里，他分别命令他们的上级，跑步拿针线给哨兵把纽扣缝上，亲自下田把酒瓶捞回来，那两个士兵自知有错，想自己纠正但不被允许。思想教育从头头抓起，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党思想教育卓有成效的主要原因。
2.思想教育的本性是双向教育
思想教育的双向性是由教育者的中介性决定的。这里所说的双向教育包含四个层次：一是指双向沟通。思想教育者致力于促成权力与百姓的思想感情的双向沟通，思想教育者应该是对权力意志与群众意愿的双向尊重。二是指双重任务，思想教育者既要代表群众教育干部，又要代表干部教育群众，身负教育干部与教育群众的双重责任。三是指双向负责。思想教育者既要对上负责，又要对下负责，寻求上下的一致。四是指双重角色。思想教育者既是教育者，又是受教育者，具有教育他人与受他人教育的双重角色。
从历史经验看，研究过中国思想政治教育史的同志都会认识到，道统与政统的贯通是中国古代思想教育的优良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思想教育从来是思想家与政治家共同主导的。所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体是“上”与“下”的双主体，作用目标是“化下”与“刺上”的双值取向。思想教育者要代表权力意志教育民众，也要代表民意教育执政者，应该坚持权力质量关心与民众素质关心的双重要求，这样的思想教育才会有社会心理基础，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也才会是有效的。
从我党优良传统看，我们党从建党初期开始，一方面以极大的热情在社会底层开展广泛而深入的思想教育，呼唤民众的阶级觉醒；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对干部队伍的思想教育，把它视为社会性思想教育的关键。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全党性的干部思想教育运动，为我们党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当年发表的文章与讲话，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都是以干部为思想教育对象的，至今还没有失去其教育的价值。我们党从来认为，党要管党首先要做好干部思想教育。
从思想教育本质看，思想教育不只是权力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如果只看成是权力行为，就会忽视权力本身的思想教育，而事实上要保持权力的先进性，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才能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权力本身的教育需要不会比对百姓的教育需要弱。因此既教育干部，也教育群众，开展全员性的思想教育从来是思想教育的本义。
从思想教育原理看，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只有“闻道在先”，才有教育人的资格，这是一条重要规律，干部要教育群众必须先受群众教育。毛泽东同志曾多次告诫党的领导干部与思想教育者，“要做好先生，首先要做好学生”。“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一再要求领导干部与思想教育者“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在思想教育中，“以其昏昏”，难以“使人昭昭”，思想教育者自身首先要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只有拥有先进思想，才能教育群众。
3.强化干部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力点
干部教育不仅是思想教育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思想教育的力点所在。
（1）干部的身份决定其有义务接受群众教育
因为干部是公仆，以民为本，是为群众服务的，执政为民是我们的宗旨，群众对干部有批评权、教育权、评议权，干部有义务接受群众的教育。而且“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我们党的基本理念，这个判断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事实上，干部不可能任何时候都是最先进的代表，在知识分子中，在工农大众等普通百姓中，有很多人无论从道德境界、思想水平看，都有可能超过干部，他们最了解社会实践、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他们最有发言权，因此，干部接受群众的教育是完全必要的。
（2）干部的地位决定有必要把干部列为重点教育对象
干部是权力的掌控者，假如干部有私心，权力运行不道德，所危害的是全社会。干部的品质与权力的性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对思想教育提出的十分明确的指向，要把对干部的思想教育放在首位。邓小平同志也把干部教育作为全党最大的事情、战略性的事情来思考，他在建党84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我们党。”他曾向全党发出警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把干部教育好”。可见要先教干部，后教群众。教好干部是教好群众的前提，加强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在党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无产阶级政权确立以后，干部的思想道德状况直接影响社会全局，决定中国的命运。
也正因为如此，党的思想教育总是把干部列为思想教育的重点，思想教育总是从核心层开始，逐步向中坚层、骨干层，再向社会群众扩散，总是要通过干部教育去影响基本群众的。
（3）干部的现状决定有必要加强干部教育
在社会变革时期，教育干部的迫切性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凸现。
江泽民于1996年在纪念建党75周年的座谈会上指出，当前“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而后他又几次重申了这个观点。这是对干部思想现状的科学判断，也是对思想教育方向的科学提示，既指出了干部实际思想问题的严重性，也指出了忽视对干部思想教育的严重性。邓小平同志曾经严肃地指出对高级干部加强思想教育的必要性，他说：“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党的领导人的这些论断揭示了思想教育的重要规律，干部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