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仅仅凭借一些外在活动的辅助，还不足以使《江南》起死回生，要真正地挽救杂志的命运，主要还得依靠其本身刊发的作品质量及对市场规律的把握。在第一期问世之前，袁敏前往北京召开相关的新闻发布会，推介新《江南》。她不仅是一位资深的编辑，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商人：新《江南》“该期打头条的胡发云的长篇小说《如焉＠sars.com》已在北京街头出现打印本，热炒到40元一本。其内容既深刻、尖锐，又充满当下各种时尚元素，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的广度和深度，目前已经被多家出版社盯上”。选择这篇小说为主打篇目，并通过其他报刊媒体广为宣传，显然体现了袁敏敏锐的文学鉴赏力及丰富的市场经验；同时，这也反映了她在调研之后对《江南》定位的思考：“胡发云的作品在《江南》上首发是对老字号《江南》的一种提升，进一步加强了文学冲击力，其目的是让更多关注当下、关注热点、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的好作品进入《江南》读者的视野，以此，作为走向市场的突破口，不断扩大读者面，力求曲高和众。”她还希望改刊后的《江南》“展示中国青春文学阵容。
江山辈有人才出，文学领域的新生代的热情与才华也必将给传统的老字号文学期刊注入新鲜而沸腾的血液。当前，青春文学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欢迎，把这些青春文学领军人物的优秀作品吸纳到《江南》杂志来，形成规模效应，可以带动一批青春写手涌向《江南》，借以丰富文学期刊的艺术元素。首次登陆《江南》的青春文学作者是徐敏霞，1999年以小说《站在十几岁的尾巴》获首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同年被复旦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徐敏霞的短篇小说《脆弱的联系》曾获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第二届‘新纪元’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小说组季军，在本期《江南》首次刊发。今后，《江南》还将继续刊发新概念的孩子们的一系列作品”。
在积极推出新人新作的同时，刊物淡化了以往有关栏目的学理色彩而采用更为灵活生动的随笔方式来发表人们对文学、文化的看法，并将此栏目命名为“浙江潮”。主持人何志云在走马上任之际，谈了自己的设想：我不赞成本栏目效仿旧制，叫做“评论”或者“批评”一类，而是建议编辑部设定为“言论”，干脆命名为“浙江潮”也无妨。理由有二：其一，评论或者批评，约定俗成，偏于对作品、作家乃至文学现象的议论，而言论则海阔天空得很，大凡因了理性的烛照，能够拿来说三道四的，都可以归为“言论”，言路岂不开阔许多？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作品、作家和文学现象的批评。其二，上个世纪初，留日浙江同乡会在东京创办《浙江学潮》，作革命潮汹涌的象征，鼓荡新思想，慷慨激昂，摧枯拉朽，成为反帝爱国、鼓吹民族革命的重要风景。
后人不才，至少应该仰慕前贤的风采，作为对自己的激励。
所以本栏目的基本宗旨，一曰驳杂。只要依于文化的眼光，话题越杂越好，反正殊途同归，何妨七嘴八舌？二曰开阔。杂志是浙江的，地域的，眼光却应当开阔，浙江所有的一切，早已在全国乃至全球的背景下展开，在这个意义上，《江南》有理由成为一本具有全国甚至国际眼光的杂志。
三曰宽容。毛泽东同志再三提倡的“百家争鸣”，要核即是宽容，有宽容才有讨论，也才能有取长补短兼收并蓄。
正因为此，“浙江潮”中的评论文字就如钱塘江的潮水一般，天马行空，自由奔放。这些不拘一格的文章充分说明了杂志锐意改革、开放包容的心态。正如袁敏在改版后第1期《江南》的《主编寄语》中所说的：“我期待：有无数优秀而无名的写作者因《江南》而崭露头角，有更多大家名流青睐《江南》，牵手《江南》。我期待：《江南》能在物欲横流的商品社会中，坚守自己的纯文学品格，以一流的作品在读者心中口口相传；以悲悯的人文情怀，关注众生，抚慰普通人的心灵。我期待：在当前知识经济蓬勃兴起，21世纪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江南》能逐渐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以敢为人先的姿态创造市场。”这些期待充分描绘了《江南》未来的蓝图。
对于处在困境中的文学期刊来说，如何使之既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又不至流于媚俗，这无疑是对当今作家、批评家的考验，也是对主编的考验。第1期《江南》推出市场以后，其发行量迅速从原来的2000份攀升10倍至20000份。人们惊叹：在这么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袁敏又创造了一个奇迹！但她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来，在年末的第6期，《江南》又别出心裁地推出“温州文学现象专号”，“用文学作品来弘扬包括温州精神在内的浙江精神，让更多的读者在感性、心动中感受浙江精神的魅力，体会当代浙江人的所思、所想、所感，从而得到心灵和情感上的启迪和升华”。这种让地域文学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做法，不仅让文学“浙军”重新崛起于新的时代，更让《江南》所代表的开放、包容的江南文化精神得以重放光彩。
在21世纪初，文学期刊的命运普遍陷入困境。有调查文章指出：“几度风雨，读图时代文学期刊的生存似乎已难以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就在去年与前年（指2003、2004两年——笔者），一场名为‘文学期刊生存难’的风暴席卷了神州大地。先是江苏省抡起大刀，砍去《钟山》、《雨花》等所有刊物的财政补贴。接着，《人民文学》、《当代》、《十月》、《钟山》、《天涯》、《萌芽》等全国近60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召开研讨会，与会人士激烈辩争，‘如何推进文学期刊机制创新、走向市场’？随后，媒体争先恐后大篇幅报道、探讨。到2004年底，风暴渐渐平息。”2005年5月，在广东中短篇小说笔会期间，十几家文学期刊负责人再次挑起话题：“究竟风暴过后，文学期刊如何生存？”与会者就一些期刊的改革与现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关期刊生存的问题一再被提出，一再引起激烈的争论，由此可见，其困境并不是轻易就可以解决的，它还需要假以时日，也需要更多的实践和探索。它实际上不仅涉及了文学的前途问题，还涉及经济学中的营销、传播学中的大众传播等课题。《江南》是幸运的，它是“财政部门、浙江日报和浙江省委宣传部三家的‘孩子’，解决了后顾之忧，这家在文学界和读者中有着良好声誉的纯文学刊物必将走得更加稳健”。
《江南》的存在无疑是对文学理论研究阵地的一种保证。那么，它在摸索、创新中求生存，那么，这种经验是否可以成为期刊改革中富有积极意义的一个部分？我们将拭目以待。
第三节《钟山》：引领文学新潮
《钟山》是江苏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作为引介作家的伯乐，它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可谓功不可没：不仅在短短的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成功地推出了叶兆言、苏童、黄蓓佳、叶弥、吴晨骏等一大批本土作家，而且也以其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开掘了本土以外的作家群。可以说，《钟山》立足江南，面向世界所有的华语文学作家，始终坚持了其办刊宗旨：“兼容并蓄、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做最好的汉语文杂志。”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史上，理应为之大书一笔。
作为当代的一家名刊，《钟山》最大的特点是关注“新潮”。80年代是文学潮流不断推陈出新的年代，也是文学新人辈出的时代。由于刚刚经历了一个文化沙漠的时期，在刚跨入新时期的时候，文学的地位被抬得很高。人们对她莫不充满了崇敬的态度。《钟山》也紧跟时代的步伐，积极推出高质量的作品，评介新的实力派作家。许多后来在当代文坛占据了重要地位的作家，如冯骥才、贾平凹、陈建功、孔捷生、何立伟、张承志、铁凝、乌热尔图、周梅森、黄蓓佳、张炜、韩少功、张抗抗、王安忆、莫言、史铁生等，在当年还相当青涩的时候，便以文学新人的角色登上了《钟山》“作家之窗”栏目。该栏目主要由作家的一部近期作品、作家小传、创作谈及对作家的评论几个部分组成。
其中，对于作家的评论是重头戏。众多的评论者中既有资深的评论家，如裴显生，也有当时锋芒渐露的青年评论家，如陈思和、丁帆、南帆等。老一辈批评家的文字固然老到、厚重而富于理性，青年评论家也不甘落后，他们以敏锐的视角准确地把握住文学创作中的新质，恰到好处地抓住了作品的特色。通过这个栏目，新晋作家被更多的人所熟知；而早已有所建树的老作家，如王蒙、汪曾祺、邓友梅、浩然、茹志鹃、叶文玲、刘宾雁、陆文夫等，也由此使读者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
今天，通过回顾“作家之窗”的有关作家论，我们也不难看出新时期文学审美观发展的脉络。
在80年代初期，评论家开始关注文学对人生的种种哲思。如杨世伟评冯骥才：“总是力图使自己的作品达到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他喜欢从哲理的高度认识生活和概括生活。”显然评论家已经敏感到文学创作技巧上正在涌动的新潮，即对抽象思维、哲学思考的强调。因此，得风气之先的高行健随即在另一篇文章中大谈小说的写作技巧，其中绝大部分是与以往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截然不同的观念，如“可以只注重于一番境界、一种情绪、一番感受”，可以用“意识流的手法，潜入到人物的内心”，“把传统的贯穿的情节打乱，代之以一个更为复杂的视觉、听觉以及种种由内心感受和思考网织起来的符合的结构”，还有“多叙述角度”、“速度与节奏的问题”，等等，刊登如此不同凡俗的文章，显见《钟山》的文学嗅觉是走在时代的前沿的：它在80年代初期便已为日后先锋文学的写作提供了一方沃土。
1983-1984年的《钟山》，又快人一步地凭借对刘绍棠、林斤澜、汪曾祺、贾平凹、叶文玲等作家小说的评价，引出了“文学风俗画笔谈”一系列文章，对这些作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乡土特色进行了探讨。其中尤其关注的是汪曾祺、陆文夫等人的江南水乡特色及艾煊的皖南特色。由此又带来一些针对刘绍棠的“京东”风俗、邓友梅等人的“北京风味”、古华的“乡村牧歌”、邓刚的“海味”及姜滇的“江南水乡风俗画”的研究。有文章认为：“这种把重大题材与风俗人情融为一体的写法，使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和谐的统一，体现出了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同时，这也是使其成为具有较为精深的民族风格的上乘之作的重要因素。”在“寻根文学”的大旗还未举起之前，论者对乡土小说能有这样深刻的见解，不可谓不“先锋”；《钟山》能及时召开这样一个笔谈会，也不可谓不敏感矣。
随着众多作家对文学创作手法的进一步研究与实践，文学创作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实验”的倾向。陈骏涛评孔捷生的创作：“把现实主义的艺术描写和超现实主义的象征、隐喻、梦境、幻觉、荒诞等熔于一炉，追求一种奇幻、超拔的艺术境界；越来越把作品的所要表现的思想隐蔽起来，企图造成一种意蕴，或者赋予作品某种寓意。”
南帆注意到陈村作品的“感觉的冷色调时常由于内心情感的抑制与淡化”。陈思和认为莫言笔下的历史显示出“不确定性”，“使小说在形式审美上产生了一种新奇的魅力”。种种观点，都扣住了小说创作中由技巧而心理并进而发展到审美上的新貌：那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主义”，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先锋派”或“新潮小说”的创作。
当时，《钟山》不仅为这一流派的出现贡献了许多高质量的理论批评文章，而且还为先锋文本留下了相当的位置。莫言的《金发婴儿》、残雪的《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林白的《去年冬季在街上》、格非的《褐色鸟群》、马原的《旧死》等小说陆陆续续在1985-1988年的《钟山》上唱起了主角。被誉为先锋派主将的苏童更是以编辑的身份加盟《钟山》。所有这些事实都说明了刊物与先锋小说无法抹杀的密切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