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如果金庸满足于对江南自然景物的描写，满足于对江南民俗风情风俗的描写，而不进入江南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去，不显现江南文化精神钙质，不超越对江南风情的描写，那么他的小说也只是一般的风俗读物而已。周作人曾经说：“现在只就浙江来说吧，浙江的风土，与毗连省份不见得有什么大差，在学问艺术的成绩上也是仿佛，但是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金庸显然继承了这种特性，即江南文人的隐逸传统，金庸小说中有很多对琴棋书画、品酒、喝茶以及品味美食的描写。这实际上是金庸为自己设置了一个闲适自我性情的自由天地，自娱也能娱人。而从金庸小说主人公的归宿来看，就更能体现这种风格与传统。《笑傲江湖》令狐冲携任盈盈退隐武林，从此笑别江湖。金庸认为“令狐冲不是大侠”，而是一名“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碧血剑》袁承志也和群雄离开中原是非之地，远赴浡泥国；《倚天屠龙记》张无忌辞掉明教教主之位，且去画眉；而《神雕侠侣》杨过呢，也是带着神雕和小龙女一起远离江湖，成为神仙眷侣。所以我们把金庸称为江南文人，不仅因为他是江南海宁人氏，也不仅是他的小说大量地描写了江南风情，而主要是在他的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江南气质与江南文化精神。
第二节排位之争与名人从教问题
1994年，北师大王一川做出了一个颠覆教科书的大胆尝试：他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时，不仅把金庸推上“大师”的座位，而且还将其排在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之前的崇高位置。而在这之前，现代文学史上的习惯座次是“鲁、郭、茅、巴、老、曹”，作为大众通俗文学的武侠小说是根本没有地位的。王一川的编选理由是金庸的创作推动了现代中国小说类型的丰富和发展，故名列第四。在另一次评选中，甚至将金庸排在20世纪文学大家一百名的第二位。
中国人对排位有着根深蒂固的迷恋。从文学领域到政治领域，从水浒梁山一百零八将到各个大学的排名，一直到现代作家的座次，莫不如此。对现代文学史上习惯座次的颠覆，与其说是对文学权威的颠覆，还不如说是对文学观念的颠覆。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受政治意识形态和现实主义的规约，不仅将相当多的作家排斥在文学史之外，而且还按照一定的“潜规则”对进入文学史的作家进行严格的排位。因此，且不论王一川以什么样的动机进行排位，以及他对现代作家的排位是否合理，重要的是他对长期以来被定于一尊的观念和做法提出了挑战，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新的角度和新的启发。
排位之争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问题。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禁锢的逐步打开，西方的众多文艺思想、文学理论、文学作品大量被译介，在文学领域形成了多元共存的现象。受其影响，研究者的观念、方法也在不断更新，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很多以前被遗忘的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穆旦、钱锺书等被挖掘出来重新认识和定位；而原先的一些占主流位置的现实主义作家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由于种种原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所以，王一川的排名尽管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从文学打破现实主义独尊、要求多元开放的角度来看，无疑有其合理性和深刻的必然性。它反映了经过一段时间发展变化后，整个时代和社会对大众通俗文学以及武侠小说宽容的认可与接纳。
排位之争的第二个问题是研究者寻求新的学术增长点和学术资源的问题。现当代文学研究不像古代文学研究有几千年的文学资源可以挖掘，20世纪百年文学历史被几代学人梳理了几遍以后，确实存在研究资源匮乏的问题；而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人员又是那么的多，因此如何探寻新的空间、新的领域，这个问题就尖锐地摆到了不少人面前。这既是一个理念，同时也是一个方法。研究领域中“金庸热”的出现，一方面是学术研究扩容的结果，另一方面恐怕与部分研究者的“捷径”式的研究心态不无有关，至少后者起到了某种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排名，王一川认为：“选择标准是个关键。基本着眼点将不应再是作家的政治身份、态度或倾向在其文学作品中的折光，而是他创作的文本本身的价值。”对金庸的第四名排位，王一川做了这样的解释：“金庸位居第四，或许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了。一位通俗武侠小说家，怎么可能有‘混迹’于如此严肃而高雅的文学大师行列中。
然而，能把通俗武侠写得如此充满‘文化’意味，既俗且雅，使俗人在激荡中提升，又令雅者不仅不觉得掉价而也被深深熏染，并津津乐道，金庸不能不说是前无古人的第一家。……金庸，借武侠小说重构中国古典神韵的现代大师。”对于这样的评价，金庸“内心感到很不安”，认为“绝对不可以这样”，“例如北师大王一川教授他们编《二十世纪小说选》，把我名列第四，那是我万万不敢当的”。而有人认为在此次排座中：“对金庸的吹捧有随意乱捧的现象，缺乏正确的理论标准和价值标准，甚至有招揽市场、哗众取宠之嫌。”且不论金庸到底能够排第几名，但金庸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正在被逐渐推向20世纪文学大师这一行列是显而易见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怎样给金庸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在2000年前的文学史着述中，只有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用一小节介绍了“金庸等人的通俗文学创作”；以及张炯等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九卷有一小节涉及“梁羽生、金庸及各种流行小说”，其他的或避而不谈或坚持以往的叙述传统。长期以来，在现当代文学史中，长期奉行的是政治立场至上、现实主义道路优先的编写原则；即使是进入文学史的通俗文学，往往也是语焉不详。同时，由于意识形态的规约，很多的现当代文学史都是各个学校集体编写，比如22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吉林省五院校合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他们首先考虑的是集体意志的表达，即使是个人的着述，也同样对通俗文学的书写有很多的限制，通俗文学所占的比重不多，武侠小说占的比例更少。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重写文学史”成为学界的重要话题和努力方向。重新认识与评价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大众通俗文学也是“重写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1998年有四篇论文探讨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就是钱理群的《金庸的出现引起的文学史思考》，陈墨的《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刘再复的《金庸小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陈平原的《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这四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金庸小说打乱了现有的文学史叙述结构，或暗示金庸有可能和鲁迅呈“双峰并立”之势（钱理群），或彰显金庸小说的若干贡献（陈墨），或探究金庸的成功根源于自由的精神（刘再复），或希望沟通雅俗关系（陈平原）。此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年）》（朱栋霖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吴秀明主编）、《当代中国文学五十年》（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董健等主编）等一批当代文学史教材都有单章或单节对“金庸的武侠小说”进行论述。金庸及其武侠小说“进入文学史”已成为现实。
进入文学史，对于研究者和作家都有不小的诱惑。金庸的武侠小说能否进入文学史，考量的是研究者对武侠小说与大众文学接受的态度。对研究者来说，当然不能简单地将目光锁定在金庸小说的风靡华人世界，重要的是揭示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含蕴以及精神内质。对比大陆几乎同时流行的金庸与琼瑶，我们发现，虽然琼瑶的小说也很流行，也被大量改编成电视剧、电影，但她的小说并没有像金庸的小说一样被文学史所接纳。这个中原因，值得玩味。由此我们也得到这样的启示，对金庸的研究不能满足表象，而应对它有一种直抵文化的穿透。
1999年3月26日下午，金庸先生从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手中接过两份聘书：一份聘他为浙江大学教授，另一份聘他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2000年，金庸又被聘为浙江大学博士生导师，招收方向是历史学学科的博士。这两次聘任，因与现行的高校职评体制、管理体制以及金庸个人兴趣特长等不甚吻合，在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
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健教授指出，金庸的学术水平“不如历史系的副教授”，他没有学术论文和论着的支撑。何满子认为“一个选择武侠小说那样一种文体来操作起家的作家，凭此一点即可断定其学问、识见、品格之不入流的人，就被南北大学竞聘为教授、院长，不仅玷污文教，更其腾笑后世”。更有人惊呼，大学已堕落到要靠名人来装点门面的地步了！而孔庆东等人则认为金庸的《袁崇焕评传》就是历史着作。
面对这个问题，金庸显得很坦然和自信：“这是个人观点，可以说我做教授没资格，或者做中学老师、做小学老师没资格，我不必回应。”金庸认为，虽然自己办过报、写过小说，但不等于只擅长新闻与文学。他表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新闻、哲学、历史、国际关系等各大系科中，只有社会学不大懂。即使在艺术系，也能当个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