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日美欧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只能说是代表了传统的典型的模式，经过80、90年代的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冲击，许多跨国公司已转变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现在全球企业正在形成一个互相学习、相互融合的社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四小龙”的腾飞，西方国家看到东方文化及价值观中“和”的力量，为了培养员工对企业的献身精神，着手改善企业内部的紧张的劳资关系，一些企业也实行员工终身雇用制，还有许多企业引进了“参与管理”等措施；而在日本随着价值观的变化，许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满于压抑能力和个性的做法，日本也逐渐引进西方国家的能力主义，某些大型公司甚至对经营者实行“年薪”制，根据绩效决定薪酬。
各国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合作也推动了趋同化与互补。比如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竞争力超过美国，美国要向日本学习，最直接最方便的办法是共同办厂，于是通用汽车公司与日本丰田公司于1984年2月在美国合资创办了一家汽车公司，通用近距离地学习了丰田的成功生产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模式，1988年通用汽车公司独资建立了一个新工厂“土星汽车公司”，全套采用从合资公司的经验中学来的信任式管理、参与式管理、班组作业、重视培训等方式，而通用赋予土星公司的使命是“使美国汽车在品种、质量、生产成本上都具有和日本汽车竞争的能力，最终把美国的小型轿车市场从日本厂家手中夺回来”。可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是合作和竞争并存的时代，企业通过合作、战略联盟相互学习、模仿，以在新的一轮竞争中取胜，而相互学习后企业里就建立了一种混合型的互补的管理模式。
二、跨文化管理与统合
（一）文化差异
1.东西方文化差异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近二百余年经济与技术发展，往往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但日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国这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都证明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价值观的东方文化也能创造奇迹。所以东西方文化各有特色、各有所长。我们归纳了东西方文化主要差异如下。
（1）务虚与务实
在对人的本性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基本上持“道德本性论”，即他们眼中的人是一种“道德人”，讲究礼、仁、善；西方古代思想家基本上持“理性本性论”，即他们眼中的人是一种“理性人”，强调“真”的重要性。这体现了务虚与务实的区别。
东西方这种相反的人性观其实也反映在日常语言中。从名字、日期、地址等写法体现了东方人的逻辑思维方式是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这种整体思维的优点是先抓住全局，也可以说是“先务虚，再务实”。而西方人正好相反，先务实的，思维模式是从局部到整体。在彼特·圣吉的着作《第五项修炼》中，指出了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讲究劳动分工，导致的分割性、局部性思维的坏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关注一个系统的局部、只为了部门利益而造成内耗很大。而东方人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使人能看到构成系统的诸要素间的联系以及整体的变化态势，从而能有效地掌握变化，开创新局。
西方人看中国人是重人情味、强调关系以及人际关系、讲面子、处世暧昧，而中国人看西方人是务实、直率、但不近人情。中国人重礼，礼是人际交往中既定的秩序、规范与仪式，礼与中国人的重“面子”密切相关，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既重视维护自己的面子，也重视给对方面子，所以中国人在社交中，包括在商业交往中，很重和谐，比如在语言表达时比较含蓄、中庸，不强调某处，不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意思，给双方今后回旋的余地，务使不伤面子，为此在沟通中有时宁可隐去重要信息。由于中国人重面子，所以对工作勤奋的人往往用当众表扬等精神激励的方式，而对西方人不能只空说“好”，要立即兑现奖酬、加薪提级等，因为西方人很务实，所以西方企业的人力资源考核追求精确化和定量化，要求“公平”和“效率”，强调理性。
（2）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东方文化是倾向集体主义的。东方文化受儒教、佛教的影响很大。儒教虽不是宗教，但儒家伦理对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影响是深远的。儒教是一种性善论的价值观，孔子的“人本善”、“忠孝”、“利人主义”等学说影响并规范着人们重视教育、守纪律、忠诚、乐于助人，认为人性是善良的，倾向于相信他人。信任他人的文化就强调集体和组织的重要性，强调团结合作精神，提倡集体主义、利他主义。
而西方文化是受清教、基督教影响的，它们的性恶论、“原罪观念”，加上追求个人利益的资本主义学说影响，促使人们认为人性是邪恶的，怀疑和不信任他人，于是就强调个人的价值，认为个人是最重要的，提倡重视自我、利己主义、以自我为中心、不相信也不依赖他人。
受东方文化影响的地方，通常家族观念很强。以“儒”字为中心的价值观是以“家”为基础建立的，现在在亚洲新兴工业国家中，仍保留着极大比例的“家族企业”。中国与日本在人力资源开发上，都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观念移植到企业中，形成重群体、尊长辈、团结互助、内和外争的格局，但两国对“家”的理解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日本突破了单纯“家”的局限性，把“儒”学的价值观及对家的义务、权利转移到企业上，以企业集体为家。在十八、十九世纪就有现代家族企业的雏形的“三井”家、“三菱”家等商家组织。在日本的传统的“家”的观念中，家庭成员与非成员之分不一定是血缘，只要对家忠诚就能成为家族成员，可见日本的“家”是命运共同体、共荣共存。对中国人而言，长期以来维系“家”的关系的是以血缘为主，与“家长”血缘关系的远近决定在家族中的地位。在中国内地，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制度”，人们以厂为家的观念是对单位的一种依赖，或创造家庭式温暖工作环境。
现在由于体制改革，单位制度已趋于瓦解，以厂为家的观念也淡化了。一位日资企业的班长在被问到“是否觉得公司像家一样”时，他回答说“家是让人放松休息的地方，日企工作紧张，怎么像家”。可见对被保护宠爱的年青一代而言，家的观念已不再代表义务、责任，而是轻松放纵的地方。
对于东西方在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的差异，威廉·大内在他的着作《Z理论》中从历史、地理、人文等角度对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美国作为“新大陆”，人少地广，移民多，富于开拓独创精神。又种植可以粗放经营的小麦为主要作物，一般一家人圈占大片土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维持自家生计。又有一个浩大的开发西部的时代，人们崇尚跨枪骑马、独闯蛮荒的拓边英雄，所以个人主义被奉为立国之本。而日本历史长，地少人多，而且都是有同样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同一民族的人，种植的是集约经营的水稻，必须依靠集体协作才能生存，所以崇尚集体主义。大内的分析也是很有说服力的。其实东方国家在历史、地理、人文等方面也大都与日本类似，而西方国家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不大，所以这些也导致了东西方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是不同的。
（3）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它表明一个人们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义面向未来，做任何事物均留有余地、持长远打算，注重节俭和储备，不急于求成。像日本、中国人都有此传统。中国人在日常与人交往中，重视长期良好关系的培育和保持，不太强调争一日之短长与当前的得失。日本企业经营目标是为了“永存”、牌子不能倒，所以对投资持长远打算，不太重视近期的盈亏。而具有短期导向的社会着重眼前的利益，做事急功近利，要求立见功效。如美国，企业经营目标是为了让股东多得到当年的分红，所以注重当年的短期利益，对经营管理者的考评也就只依据短期效益，导致人们行为缺乏长期计划、急功近利。欧洲人也强调短期利益，可能这也是与欧美工业化发展早有关系。经济发达的地方时间观念相对强，对他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行为上也太过注重时间，导致了行动上常常是短期导向。
（4）保守与创新
西方资本主义历史悠久，社会文化上以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为主流，资本主义是提倡奋斗创新的文化，其中的典型是美国。美国是一个有多民族移民构成的年轻国家，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每个人享有充分的独立和自由，但也面临着相互间激烈的自由竞争，所以形成了美国人突破规范的独立奋斗和创新精神。在对人与世界的认识中，美国人认为人是独立于自然之外的，人应该主宰自然，并具有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能力，所以他们主张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对付自然界、改造自然界，所以提倡开拓创新。这种不断冒险与创新使它建立了技术雄厚的科研队伍，成为其工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它因创新而成功，又因成功而鼓励创新。美国的成功也影响激励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效仿。当然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在行为上也有较为理性、保守且尊重传统的一面。
而东方的许多国家，长期是农耕国家，人员移动少，安于现状，加上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一个封闭、僵化、保守的文化环境，至今对人们的行为模式的影响仍很深。中国传统文化灌输了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抱残守缺等价值观，以致缺乏积极进取精神。所谓“一动不如一静”，由于尽量维持现状，因而特别尊重传统权威，不喜欢谈“变”。儒教就提倡尊重传统、从众与安全，有保守倾向。
霍夫斯蒂德的文化分维模型
吉尔特·霍夫斯蒂德（GeertHofstede）是荷兰着名的跨文化研究专家，他的文化分维模型是有关文化差异研究中最着名的，总结出了五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分析维度。
（1）权力距离（power distance）（高／低）是指社会对权力在社会或组织中不平等分配的接受程度。在高权力距离的国家，员工尊敬上级和权威，甚至带有畏惧感，民主氛围弱。
（2）不确定性规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强／弱）是一种文化中的人们对于结构性或稳定性处境相对于非结构性处境的偏爱程度。不确定性规避高的国家，表现为因循守旧、惧怕竞争、墨守成规、害怕变革的消极性。
（3）个人导向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即重视集体还是个人。在个人主义的国家，社会希望人们自己照顾自己以及自己直系家庭成员的利益。同时个人应当自立而不应当总是期望获得某一群体的保护。
（4）成就导向性（阳刚性／阴柔性，masculinity／femininity）在属于阳刚性的国家，人们追求工作成就、金钱、物质等，也就是只重视成就的高低或数量。在属于阴柔性的国家，人们期望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施善互尊和团结等，也就是人们一生普遍追求的是良好的生活质量，而非可见的某种成就的数量。
（5）利益导向性（长期／短期导向性：long‐term／short‐termorientation）即一个国家／民族持有的对待长期利益或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在长期导向性较强的国家，有节俭（储蓄）倾向，做任何事都留有余地，追求长远利益。
2.我国文化的变化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是前面介绍的东方文化的典型，信奉儒教、佛教和道教。特别是儒教思想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其伦理准则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儒家思想以仁、义、礼、智、信称于世。儒教重礼、“克己复礼”，提倡克制、中庸、谦让，加上佛教、道教是消极被动的，中国文化偏重保守求安，重视家庭、集体观念，以群体、或家庭为本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相对于较短的资本主义历史，留下了许多陈腐观念的残迹，比如严重的“权本位”观念残余，造成了“官本位”体制。务虚和长期导向的价值观使得社会强调关系、和谐、秩序和纪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加上较长时间“左”倾势力的影响，平等、平均主义的价值观是主流，人们的金钱观念和欲望被淡化了，个性被埋没了，统一于社会主义大家庭中，传统价值观也被遗忘。
进入了改革开放以后，长期被压抑的个性得到了解放，平均主义渐渐被能力主义所取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追求高品质生活、物质享受的愿望就更强烈了，为此“金钱”的作用就日趋重要，许多传统观念、道德观也渐渐受到挑战，一时产生了拜金主义、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在当前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价值观处于多样化和非权威性的状态，有对“权”的追求，也有对“金钱”的崇拜，显示复杂的变化过程，甚至有人觉得中国文化现在已向西方倾斜。
我们相信像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倾向等应该只是一时的现象，等到全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后，“衣食足则知礼节”，可以确信传统道德观、价值观还是会得到大多数人们的认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