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社会与环境研究成为公民教育的主要课程
随着1999年《阿德莱德宣言》将社会与环境研究重申为八个关键学习领域之一，以及随后“发现民主”计划对社会与环境研究资料的充实和对其教师的专业发展的支持，联邦出台的《公民教育学习说明》中对公民教育的规范和各州对其社会与环境研究课程文件的重新制定或修正，对促成了社会与环境研究在公民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当代，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主要通过社会与环境研究进行，也有个别州如新南威尔士州称之为人类社会与环境，但主题、内容和方法大致相同。社会与环境研究通过鼓励学生进行社会探究、环境评价、伦理分析和建设性地批判过去和当前背景中的不同观点，使学生理解：个体和团体共存的原因和方式、与环境及环境内的互动、管理资源、创建机构和制度，以及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关系和互动可能会不同程度地变化；鼓励学生将这些理解和技能应用到他们的生活中，形成环境意识、社会能力和公民责任，从而积极地参与探索、理解和促进他们周围世界的改善，为作为知情和负责任的公民参与社会提供了特别的机会。
5.教师的专业发展进入议事日程
在举行公民教育的全国评价准备中，澳大利亚教育研究理事会的教育与培训部于2004年进行了相关的培训，有助于教师熟悉公民教育评价范围、并将范围描述、专业阐述与当前他们学校的公民教育教学相结合。“发现民主”以三方面的资助来支持教师教育课程中的公民学：为所有教师教育课程提供完整的课程资料、资助一些小项目和资助提高认识项目。各州和地区的教师专业发展主要包括提高对资料的认识和将“发现民主”更深地嵌入少数中小学中。前者由州和地区专业发展官员设计和教授专业发展课程，通常以地区为基础，课程的重点是提高教师对“发现民主”资料的理解和对进一步信息的认识；后者更具体针对中小学的计划，旨在加深学校层面的理解，确保教师意识到资料并以一种整体学校方法有效地实施。以上相关的教师专业发展也标志着公民教育方面的教师专业发展问题进入了议事日程，为公民教育方面的教师专业发展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
6.公民教育的国际交流扩大
国际教育成就协会决定在2006～2009年间调查一些国家如何为年轻人承担未来公民角色做准备。澳大利亚也是主要参与国之一，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是进行国际协调的三个成员组织之一，且国际研究中心也设置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中。自1999年9月以来，澳大利亚已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南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4个州实施了国际性的“生活价值观教育计划”（Living Values：An Educational Program，LVEP），将近120个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参加了自从2001年以来所举行的6次培训分会，澳大利亚于2003年6月成立了澳大利亚生活价值观教育协会（Living Values Education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以便于计划的进一步实施。澳大利亚对讲课堂（Talkback Classroom）是由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联合发起的实施公民教育的媒体形式，每月由3个中学学生计划和录制与国家重要人士25分钟的访谈并在ABC广播和SBS电视上转播。
2003年史密斯索尼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以“9.11后的世界”为题，以美国和澳大利亚学生访问澳大利亚总理为活动，并讨论“什么是好公民”的主题。以上均显示了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交流范围的扩大。
（二）存在问题
当代公民教育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正逐步将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的公民教育设想转变为现实。但是，当代公民教育还有存在着一些需要完善的问题，如公民教育的教学方法有待进一步优化、联邦对公民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公民教育在学校课程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加强，等等。
1.职前教师教育中缺乏公民教育成分
“发现民主”计划中教师专业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仅仅是有限的数据表明将“发现民主”或公民教育包含到职前教师培训计划中。相关研究表明，职前培训中通常没有全面或适当地论述公民教育；使用“发现民主”资料的教师认为新教师通常不了解公民教育。另外的研究发现，只有10％的被访教师参加了有关公民学的职前课程，而小学教师更没有可能参加公民教育的职前课程或专业发展课程；且即使参加，所教授的内容也集中于社会公正、社区问题，尤其是有关媒体和环境，几乎与民主、政府体制、公民权利与责任、政治机构没有关系。以上体现了公民教育在教师教育课程，尤其是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中地位的缺失。因此，加强职前教师教育中的公民教育是澳大利亚公民教育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2.公民教育与日常生活的联系尚显松弛
民主就不仅仅是政治制度，“民主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和他人共处的方式，不论在市政厅、大卖场，还是在教室。那么作为为这种生活方式做准备的途径，公民教育也应保持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当前澳大利亚的公民教育是在20多年的荒废后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政府的大力倡导下的自上而下的运动，学校处于被动地位，大多是应对政府和州或地区的政策和指导，缺乏积极性和自主性，这必然导致学校在实施公民教育方面的灵活性不足，其表现之一就是公民教育教学与学生和学校日常生活的联系不够紧密，从而导致教师越是介绍给学生有关权利与责任、社会与政治参与、维系人们的共同价值观的思想，他们越不能返回来融入学生的生活中。而构建民主的课堂和民主的学校氛围是应对的重要措施。学生需要通过公民教育意识到其他生活方式的存在，并且学到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去理解和评价其他生活方式。
3.价值观教育有待进一步切实实施
“发现民主”计划使价值观教育切实得到实施。但是，价值观教育的切实实施对一些学校是不容易的。澳大利亚政府在2003年11月公布的《价值观教育研究》（Values Education Study）表明，澳大利亚学校的价值观教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来自教师的观点是：“非常少，如果有的话，教师表明他们学校详细讨论或列举他们拥护的价值观，以之作为他们学校公民教育计划的基础。没有一套协商过的和明确表达的学校价值观，教师个人可能会依靠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有必要明确当前不明确的事物。”因而，价值观教育是澳大利亚公民教育中需要进一步切实实施的领域。
纵观澳大利亚公民教育曲折的变化发展历程，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有以下三个重要方面：
第一，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是社会科从移植、改革到逐步完善的历程。20世纪30年代的公民学课程被强烈指责为对狭隘和技术意义上的政府机制的认知，且教学方法缺乏想象力。受进步教育思想的推动，澳大利亚各州中小学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相继引进社会科，并制订了相应的大纲。社会科是历史、地理和公民学的松散联合，采用结合儿童生活实际的教学方法为儿童成为社会中有效的公民身份做准备。20世纪60年代后期，受美国“新社会科”运动的影响，澳大利亚也进行了包括大纲制定和开发社会科资料在内的社会科改革运动，这导致了社会科的公民教育目的让位于学术目的。而社会科中公民教育目的的旁落成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末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荒废直接原因。适应时代和学科发展的需要，澳大利亚教育理事会于1989年以《霍巴特宣言》的形式将社会与环境研究命名为全国统一的社会科名称并规定其为八个关键学习领域之一。1994年公民学专家小组的报告《鉴于人民……公民教育》建议在社会与环境研究中进行公民教育。澳大利亚教育理事会同年所制定的《澳大利亚学校社会与环境研究说明》详细规定了社会与环境研究公民教育目的。这些都标志着澳大利亚社会科公民教育目的的真正回归。随着各州依据以上两个文件对各自社会与环境研究框架的制定和具体实施，教育、就业、培训与青年事务部长理事会在其1999年签署的《阿德莱德宣言》中重申了社会与环境研究为八个关键学习领域之一。当代社会与环境研究积极发挥着其公民教育的重要功能，虽然其课程内容、课程资料和教师专业发展还有待进一步改进。
第二，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是从旧公民学时期走向新公民学时期的历程。公民学专家小组报告《鉴于人民……公民教育》的发布是澳大利亚旧、新公民学时期的分水岭。报告发布之前，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实践与特征属于旧公民学范畴，或有新公民学的一些特征而仍主要属于旧公民学。
两者的转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当下结果。在教育目标方面，旧公民学的重要目的是培养“好公民”，这种好公民忠诚、服从于“母国”和澳大利亚，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之；而新公民学的目的是培养参与民主社会的知情和积极的公民。在教育内容方面，旧公民学力求提供给学生具体和详细的“训练”，如学生了解政府的性质和结构、选举过程、公共问题、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新公民学在学习政府、宪法、公民权利、公民责任和澳大利亚政治历史等知识的基础上，还学习环境问题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必要性，以及在地方、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上发挥公民作用的知识和技能。
在教学方法方面，“旧公民学”是以训练为基础和教师中心的，以背诵、学究的、解释的方式教授，并大大依赖于传统的课本；新公民学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采取调查、批判性反思、协商、合作、专题研讨等多种方式来促进学生知识的增长、价值观的获得和参与能力的提高。在应对价值观方面，旧公民学在坚持一定时期的绝对价值观之后，又转向了价值中立，严重影响了公民教育的实施和发展。新公民学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原则基础上，其核心是在社会要求的限制中为个人利益的增长提供机会，考察社会公正、宽容他人、公共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以及有效民主的其他重要价值观，力求促进人们之间的文明，增强社区作为对其成员凝聚力的支持工具的效力。
第三，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发展是公民身份逐渐替代臣民身份的历程。
从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到1948年前，澳大利亚公民身份还没有明确界定时，澳大利亚人还是英国的臣民，依附于英国，为英国的利益效忠。因此，与之对应，澳大利亚公民教育的主题是“忠诚”教育，教育学生以成为英国的子民而自豪、为英国的安危而战斗。究其实质，当时的公民教育是一种臣民教育。1948年之后，有了对公民身份的界定，但是仍然保持着英国臣民的身份，这种双重身份也使得当时的公民教育少了些“忠诚”成分，多了些真正的“澳大利亚公民”意味，处于调整、变化阶段。自从1984年公民法中自动取消了英国臣民的称号，澳大利亚人在法律上真正成为澳大利亚公民，公民教育去除了“母国”情结，成为澳大利亚民主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随着世界形势的发展和澳大利亚国内的内在需求，澳大利亚公民教育走向了复兴和繁荣。当代澳大利亚公民身份有以下特征：公民身份超越了国界；公民身份包括原住民在内的所有人群，以及和谐的多元文化融合；公民身份强调公民的责任和权利，尤其是公民参与；公民身份建立在公民社会的原则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