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服务型政府是一个透明的、重诚信的政府。传统的专制型政府或管制型政府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政府信息不公开，政府权力运作不透明，暗箱操作，欺瞒哄骗，这是滋生政府腐败的重要根源。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服务型政府首先是法治政府，而完善和落实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坚持政府信息公开，建立透明政府。为了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服务作用，2007年1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极大推进了“透明政府”的建设。“透明政府”必然是诚信的政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政府作为国家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政策和制度的制定者，以及义务教育等公共产品服务的提供者，讲求诚信是一种珍贵的政治道德。
政府诚信不仅是政府内部的诚信，更重要的是政府对社会的诚信，政府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诚信。诚信要求政府职能活动要有善良的动机，忠诚于社会和人民，取得社会和人民的信任。为此，政府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言行必须对社会对人民起示范和表率的作用，这是诚信政府建设的关键。
第五，服务型政府是一个廉洁的、讲党性的政府。政府廉洁奉公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廉洁政府建设的主要方式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具体包括健全政府科学民主决策制度、规范重要领域权力运行制度、完善行政执法管理制度、健全政务公开制度、推行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等。此外，在预防腐败方面，要逐渐形成拒腐防变教育长效机制、反腐倡廉制度体系，用阳光防治腐败，推行政府权力的依据公开、行政权运作的过程公开和行政权运作的结果公开。不论是廉政政府建设，还是服务政府建设，都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坚持自身的党性原则。因为，政府与国家承担着共同的职责：维护与发展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
政府职能的政治统治属性要求政府职能活动必须坚持鲜明的党性原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的党性原则就社会主义的党性原则，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它集中表现为：一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作为政府行动的指南；二是政府的职能运行和职能活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三是政府职能活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四是政府及其职能活动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思想和组织上与党的要求保持高度一致；五是政府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坚持群众路线；六是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应该勇敢、及时和诚恳地承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的基本特征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新型政府职能观的深刻内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职能理论。
（三）初见端倪的新型国家安全观
如果从国家主权和利益不受来自外部和内部的破坏、威胁以及任何其他危害性影响这个角度上看，国家职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家安全职能。所谓国家安全，一般来说，就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是维持主权国家存在和保障其根本利益的各种要素的总和，也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可见，国家安全职能既有政治统治的属性，又有社会管理的属性；既有对外方面的因素，又有对内方面的因素。
由于社会的发展、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和影响国家安全因素的复杂多变，人们对国家安全基本要素和基本问题的总体认识和把握就各不相同，因而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观。
全球化发展到今天的新的历史阶段，人们对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把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学界开始从战略研究转向安全研究，把军事威胁称为传统安全威胁，把军事以外的安全威胁称为非传统安全威胁。这种对国家安全的新的认识，就是所谓的“新国家安全观”。冷战的结束以及全球化在20世纪末的加速进展，大大强化和深化了人们包括各国学者、政治家和国家对这种“新国家安全观”的认识。但是，尽管世界各国已越来越多地把眼光投向非传统安全威胁，但实际上传统安全威胁并没有削弱，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有了新的发展，局部战争、地区冲突、军事干涉、武力威胁依然存在，这些威胁已经对国家安全、世界和平与稳定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由于旧的国际秩序并没有打破，经济全球化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北矛盾，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此起彼伏，生态破坏、疾病流行愈演愈烈，一些传统安全威胁变换了形式，并且与一些新兴的威胁结合在一起，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不仅从领土、主权拓展到更广泛的海洋权益、太空权益和战略通道安全上来，而且新兴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等威胁还从社会生活中和经济活动中渗透进来。
对于我国这样一个融入全球化进程、谋求跨越发展的大国来说，无论是传统安全威胁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都构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严峻挑战。虽然当今的传统安全威胁有所下降，或者可以说任何国家都不敢贸然以战争方式来阻止我国的发展和崛起，而且外部威胁很可能不能直接或者独立地发挥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需要弱化国家的传统安全职能，反而恰恰需要在更高的水平上，以更新的方式和手段重视和加强国家传统安全职能建设。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我国的挑战已经越来越严峻。这种严峻形势不光表现为：我国正面临着各种新的不安全问题和因素，如民族分裂、恐怖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等威胁和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问题；而且还表现为：外来的安全威胁总是不断以潜在的、渗透性的方式寄生在内部威胁上面。先从内部制造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以及执政危机，再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内外综合起来达到破坏国家主权、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甚至达到颠覆政权的目的。
正是基于对我国国家安全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把握，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积极倡导和践行新安全观，并对国家安全职能逐渐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我国的国家安全观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逐渐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安全观。新型国家安全观继承和发展了原有的国家安全思想，同时又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创造性。其主要内容有：第一，以综合国力为后盾，强调维护国家安全的综合手段。从维护国家安全所依赖的实力上来看，现代国家安全无论是维护国家疆土不受外敌侵犯，还是保证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等不受威胁，都需要强大的国家物质力量和军事力量作后盾。在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国家只有在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等各方面都能发展壮大并拥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才能谈得上真正的国家安全。显然这种国家安全状况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上看，此时，国家安全利益的威胁来自多方面，因而国家的安全保障手段就不可能仅局限于依赖单纯的军事行为了，而应该依据具体的国际国内情况，灵活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斗争等多种手段，建立多种手段相互配合的有效的国家安全保障机制。因此，发展国家的综合国力，成了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安全战略也及时地进行了调整，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
第二，采取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推进军队现代化建设。尽管非传统安全威胁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也从单纯军事、战争方面不断扩展，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军事手段、军事斗争失去了以往的战略地位。时至今日，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强大的国防力量为后盾，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特征也仍然在强化着军事实力在实现国家安全利益过程中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世界各国仍然在军事斗争领域进行着各种竞争和较量，一方面是为了直接扞卫主权和确保安全，另一方面是为了彰显国家的军事实力，间接服务国家安全。
对中国而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更是维护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保证。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步伐，1985年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实现战略性转变，从数量建军、规模建军转向技术建军和质量建军，在军事斗争战略上，确立积极防御的国家安全战略。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来，我国进一步推进了国防现代化建设进程。实施“军队建设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格组织纪律，保证部队的高的纯洁，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目的是保证军队不变色，使军队真正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保障有力”的基本要求，为改革开放、经济建设以及国家与人民安全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第三，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构建国家安全的国际机制。
国家安全不仅要强化国家内部的安全建设，更必须重视国家安全的外部建设，即旨在维护国家安全而进行的国际安全合作及其机制建设。国家安全的外部建设主要是地区安全合作、国际反恐怖主义合作、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向在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建立起互相信任和友好合作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1994年4月，旨在维护地区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成立大会上，首次阐述了“新型安全观”，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是一个倡导以相互信任、裁军与合作安全为内涵的新型安全观的新型地区合作组织。自美国遭受令世人震惊的“9·11”恐怖袭击之后，中美关系回到正常轨道上，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将致力于建设两国建设性的合作关系。2002年6月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领导人峰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新型安全观的思想和内涵，会议通过的集体宣言明确表示，国际社会需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新型安全观。新型国家安全观是基于以下观点而提出的：在发展国家间关系中，应当抛弃不合时宜的冷战思维；相互信任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各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应当可以增强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的巩固也应当能够增进各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威胁，应当建立有效的区域集体安全体制加以防范和制约；应当建立公平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倡导并实践新型国家安全观的典范。新型国家安全观不仅强调国家安全的外部因素的重要性，而且把国家安全的外部建设扩展到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合作上来，代表着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认识和实践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四，以国家利益为核心，认真履行国际安全义务，积极参与和倡导国际安全规则。国家利益是一个主权国家在总的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需求的综合，它是国家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在考察、分析国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在维护国家安全的斗争中，不论哪一国，“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他认为在国际斗争中，是非是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和下世纪目标的利害，任何国家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在全球化条件下，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维护国家利益仍然是国际交往和合作的基本准则，维护和增进本国的国家利益仍然是构成国家维护主权独立和国家安全的利益基础。
当然，另一方面，国家的安全尤其是外部安全也不是完全建立在某个国家的一己私利的基础上的，实际上自私自利或损人利己是不可能获得国家安全的。在国际安全的交往与合作中，参加一个国际组织，就会有一定的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享受权利与履行义务一样，对国家安全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长期以来，中国新型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和实践，坚持国家利益的核心原则，主张国际安全交往权利和义务平衡，注意履行好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中国的国家安全越来越依赖于全球的繁荣和稳定，越来越取决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为此，中国必须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参与国际规则的倡导和制定，争取在国际事务中掌握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