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不断扩大，在行政、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国家的职责和功能日益突出，但国家权力的作用不再是包揽一切、统管一切，而主要是管它该管、应管的事务。“19世纪（实际上是1929年以前），很少有人相信，政府应该或能够管理经济，更不用说政府应该或能够控制衰退与萧条了。大多数经济学家相信，市场经济是‘自我调节’的；甚至社会主义者也相信，一旦私有财产废除，经济将自我调节。”
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化，特别是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资本集中的发展，没有国家的介入，就难以保持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客观现实促使国家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保证人”变成了直接的参与者和内部担保人。
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空前发达，但这种管理职能虽然作用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并不是包管一切、统揽一切的全职保姆式的职能形式，而是通过建立一整套的国家宏观管理手段和措施，围绕国家职能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任务而展开的。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职能，同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比，已经直接进入了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活动内部，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宏观管理手段策略和政策目标：物价稳定，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等等。具体说来，通过国有经济成分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节；运用财政手段进行调节，诸如国家投资、政府消费、转移支付、财政补贴、税收政策等；运用金融手段进行调节，诸如变更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限额，公开市场活动等；还有收入政策手段，对工资和物价进行调节；计划化手段，诸如，经济预测、综合平衡、制定经济政策；还有行政和法律手段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职能变革的最重要的特点。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职能的这种既有分化又有整合的变化，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不断发展的客观结果。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经济的运转只是通过竞争，通过资本家对平均利润的追逐以及资本的自由转移而得到大致的协调。当社会化生产发展到垄断而垄断又日益破坏着依靠市场自发力量来调节社会再生产的条件时，客观上就要求有一个凌驾于各垄断集团之上的机构，来执行组织和协调社会经济的职能。这个职能便历史地落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身上。战后科技革命的兴起加深了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从而加剧了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从政治上、军事上发挥其保护社会的“共同利益”的职能外，还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加强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和调节，以确保资本主义的“秩序”正常供给。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石油危机”以及经济停滞、高失业、高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家的失败”，国家的作用受到质疑，但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职能观并未终结，新自由主义也依然强调了“国家”的作用，国家也并没有放弃财政和货币政策。20世纪最后的10年，随着全球化的狂飙突进，生产的社会化以新的样态出现，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减弱国家的作用，反而加强对社会管理和经济发展的职能，并且动用了国家权威来迎接全球化的挑战，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干预与日俱增。
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发生了重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空前强大，通过超阶级性的民主、自由等价值的文化宣传，从意识形态上淡化阶级统治职能，通过成熟、健全的法制和国家权力运行机制，把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渗透、融合到强大的社会管理和社会保障职能之中。
换句话说，通过执行强大的社会管理职能达到传统的政治统治职能的目的，而国家却从一些传统的政治统治职能事务中抽出身来，进入国家统治安全的新领域。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权运动、争取社会公正运动和女权运动，以及种族歧视、社会差距、吏治腐败等，表明随着生产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的“秩序”和生存本身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资产阶级的统治者深刻认识到，这个新的威胁，主要不是传统的政治或军事的威胁，不是外敌的入侵和内部暴动，而基本上是社会经济上的，即生产过程不能正常进行，经济危机频繁爆发，从而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政治不安定。这种新的威胁，如今已经转向依靠强化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国家对社会经济的干预，强化国家对社会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福利的职责，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而且事实上，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缓和了它的基本矛盾，也达到了维持资本主义现有政治统治秩序的目的。
由此，资本主义国家用先进的现代装备升级了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的政治统治能力，实际上是隐蔽了或在隐蔽中强化了其政治统治职能。
与此同时，强化国家的社会经济职能和社会保障职能，提出要建立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新的“伙伴”关系、新的“契约”关系，注重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又不削弱国家的作用，把社区建设放到重要的地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认为，“社区”这个概念“表达了互相的权利和义务，它从个人出发，而又将个人置于广大的社会之中，因此它比狭隘的自私自利崇高得多”。对此，克林顿强调，“从美国历史中可以得出的经验是，美好的生活并不仅仅指个人自由和物质财富，它还需要培养社区关系及关心公共事务”；人民为了保持自由，“必须在私利和公益、自己的福利与整个社区乃至民族的普遍福利之间保持平衡”。这样，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统治目标。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逐渐加强，围绕着国家利益的职能活动从一维向多维拓展，以应对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挑战。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竞争的发展，资本的空前集中，出现了大规模的垄断组织，并且出现了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殖民争夺空前激烈，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空前地强大起来，并集中在对外军事职能上。殖民争夺的空前激烈，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形成，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实现其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外职能不仅集中在军事政治领域，而且还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军事上，西方国家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发展核武器，把最新的科技成果用于发展各种先进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国家开展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与和平演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大力推行单边主义，与一些西方国家一道，利用人权等问题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推行霸权主义，力图进一步巩固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力图把整个世界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此，西方国家加强了对非西方国家的控制和干涉力度。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极力主张和推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模式的同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积极推进国家职能的全球化调整，国家对外职能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具有直接政治统治意义的领域，已经拓展到金融、贸易、科技、文化、教育、劳务以及反恐、禁毒、国际犯罪、信息安全等领域，而且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倚重跨国公司、有利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国家综合实力，加强对世界的影响，以追求和维护国家利益。例如，西方国家通过政策规制来影响和支持跨国公司，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用以增强将公共资源用于其他用途的能力；并且，战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依赖这种支持——跨国公司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业务，时刻在政治利益上保持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如今，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民众要求国家承担干预国际市场的责任的意识，通过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国家或地区贸易壁垒的设置、国际金融的渗透、全球性公共事务的参与，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总之，回顾资本主义战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国家的职能已经远远超出了单纯“阶级镇压的工具”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划分，传统的政治统治的职能被分化了，被隐蔽了，被隐蔽到日益强大而庞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职能之中，而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职能的充分发挥又达到了政治职能所要实现的功效。这恰恰实践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的原则。也正因如此，如今，资本主义国家真的变成了像霍布斯所描述的那个巨大的猛兽一样凶猛、可怕，依然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资本主义国家的顽强生命力正是它自身应付经济危机和调节社会冲突所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国家职能结构性变革和策略整合的结果。这种职能变革的特点，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称的，是国家职能的“一体化”变革，即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系统之间的互相融合和互相依赖的综合性变革。
（二）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演变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纲领》对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和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基本职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纲领》指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经济、繁荣经济的目的；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新中国的外交原则是保障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可见，《纲领》所确立的国家职能是革命的、向社会主义过渡性质的职能。
在政治统治职能方面，国家不仅要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和盘踞地方的土匪，彻底解放除台湾之外的全中国，清除国营工矿交通企业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而且还要进行多方面的民主改革，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在党政机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欺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经济管理职能方面，运用政权的力量恢复生产，重建国民经济。一方面，进行土改，从减轻赋税、发放农贷，疏导供销、推广技术、奖励丰产、动员兴修水利等方面促进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恢复和发展交通、铁路、邮政事业，新建一批骨干企业，基本形成了新中国的工业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党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议事日程，1953年提出了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开展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对外职能方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取得的伟大胜利；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工作，参加了1954年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发展同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思想。
1954年9月，我国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个宪法对国家职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确立了国家职能活动的两大原则：人民民主的原则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国家职能的最终确立。
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巩固，我国的基本矛盾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家职能的内容和活动方式也到了需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在经济职能方面，1956年9月，中共八大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的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就为国家职能调整到组织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政治职能方面，中共八大要求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加强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继续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逐步制定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八大不久，毛泽东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光辉论断，为国家政治职能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