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体建构取得的新成就
第一，以人民代表大会制为主体的国家基本政体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政体制度的主体，包括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选举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日益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作用逐步增强。“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各级人大逐步恢复工作。1978年召开五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重新制定了宪法，改变了1975年宪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的规定，恢复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老提法。1979年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又对宪法作了18处修改，主要将地方“革命委员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将人民代表由民主协商产生改为由选民直接选举。1980年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原宪法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1982年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制定了第四部宪法，增加了很多新的内容。新宪法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并加强其组织，除基本法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制定法律，人大常委会增设了一些专门委员会，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议案；省、直辖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等。这部新宪法实行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逐步加强。从1985年起全国人大的会期固定在每年的三四月份。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样每年春季来讨论并议决国家大事是大有好处的。作为唯一的立法机关，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了宪法、法律以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共计400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6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加之国务院制定的700多件行政法规，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基本做到有法可依。人大除立法权外，还在决定权、任免权、监督权方面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仅1993—1997年八届人大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议案3369件，建议、批评和l132意见书1730件，这是前所未有的显着进步。此外，各级人大常委会自身组织建设也日趋完善，工作逐步程序化和规范化，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素质也逐步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明确了新时期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性质和地位。党的十二大发展了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八字方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基本方针。1989年底，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这个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党的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别将其写入了党章和宪法。二是大力加强了人民政协的工作。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三大职能更加规范化、制度化。三是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越来越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走上了从县处级、地厅级到省部级的政府部门负责岗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在各级人大和政协的领导人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有相当的比例。此外，国家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审计署还分别聘任了一批特约监察员、特约检察员、特约审计员，各级地方政府也相应聘任了类似的特约人员，总数达几千人之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选举制度进行了若干重大的改革。如把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使选举人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扩大了直接选举的范围，把原来只在基层政权单位实行的直接选举改成县级人大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改变了单纯按居住状况划分选区的做法，实现了按生产、事业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状况划分选区；改进候选人的提名办法，增加选举的透明度，适当引入竞争机制，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便是基层民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以城市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为主体的基层自治是我国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国家先后颁布《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法规，积极推进基层民主。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广大城乡居民增强了自治意识和民主意识。迄今已建立10多万个居委会，农村则经过无记名直接投票选举产生了90多万个村委会。各企事业单位普遍建立了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就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以及选举和罢免本单位的领导人。我国有10亿农村人口，农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的普遍推广，是我国基层民主取得的最主要的成就。农村人民群众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成员，民主讨论决定本村重大事务，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现在全国60％以上的村庄初步建立了村民自治制度。自1988年以来，普遍进行了四、五届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在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的过程中，广大农民通过民主实践创造了“海选”、“亮相制”等新的民主形式。实践表明，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提高、人际关系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妥善解决、社会全面进步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长期来看，它对推动中国乡县以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治理、民主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权力进一步下放，国家权力结构日趋规范化、制度化，地方、企业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明显提高。
我国政治体制、经济管理体制的总病根是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
1978年后开始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重点也是改变传统的中央权力过分集中的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分别在50年代和60年代进行了两次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调整，但由于这两次权力下放都是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进行的，没有从深层次触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自身的问题，因此改革的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开始了第三轮权力下放。这次放权是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路下进行的，同时，遵照邓小平“权力要下放”的思想进行了新的探索。在调整中央与地方职权时，注重了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强调政企分开，政府转变职能；改变了过去一味向省级政府放权的做法，注意向市，特别是向中心城市放权；着手进行使中央与地方的职权划分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工作。这些新的改革措施，初步解决了条块分割的局面，为摆脱“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可能。
从总体上说，这轮下放权力的效果是积极的，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高涨。但由于我国社会还处于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控制管理机制还不健全，加之受地方和部门利益的驱动，80年代的下放权力也带来了诸如下放权力被层层截留而不能到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财力下降等负面的影响。因此，邓小平在1988年提出“中央要有权威”，“宏观管理要体现中央说话能够算数”，并说要定一个方针，“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随后，全国进入“治理整顿”阶段。
党的十四大以来，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为实现经济体制转型，强调维护中央权威；二是着手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并对国税、金融等部门实行中央直接垂直管理，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权；三是注意运用法律手段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范化、法制化。
第三，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民主、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逐渐建立。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机构改革是我国政治改革的前沿地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1982年、1988年、1993年和1998年进行了四次大的机构改革。1982年的机构改革是在我国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这次改革的成果是精干了领导班子，明确规定了各级部门领导班子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减少了副职；实现了干部队伍“四化”，废除了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精简了机构和人员编制。但这次机构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只解决了一些显露的表面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完成不久，机构和人员便又重新膨胀起来。
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与此相适应，转变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政府职能配置结构和机构设置框架，就必然成为198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关键和重点。但是，这次机构改革仍是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政府职能转变必然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一步到位。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因此，1993年改革的最大特点，就是机构改革是围绕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去设计、推动和深化的。这次机构改革，一是调整了职能配置，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二是协调解决了一些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重复的问题；三是精简了机构和人员。这次机构改革虽然明确了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但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
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则是在理论上突破了姓“资”姓“社”的禁区，在实践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初步建立的条件和背景下进行的。这次机构改革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和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调整了政府的职能结构和组织结构，实行了精兵简政。特别是在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一是明确界定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二是明确限制了专业经济管理部门的职权，规定了它们今后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三是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了行政体系的法制建设，以实现政府机构、职能、编制和工作程序的法制化。这次机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政府职能逐步规范，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日益明确，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在政府工作中逐步得到体现，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政府越来越多的尊重。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历次机构改革，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的机构改革是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每一次大规模的机构改革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到一个关键时期展开的。机构改革的理论、目标模式、主要内容及其进程都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配合，并具有明确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同时，机构改革的推进又有利于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从体制上、组织上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保证。
第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迈出坚实步伐。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30年来，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在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等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我国的干部队伍和干部人事制度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在干部的录用、管理、考核和监督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制度，干部的录用、管理、考核和监督逐步制度化和规范化。
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扩大民主，引入了竞争机制。比较普遍地建立了干部民主推选、民主测评和竞争上岗、任前公示制度。2002年7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干部的选拔任用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在干部的管理上，改变了干部集中统一管理的状况，建立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分类管理制度。1993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经过几年的工作，各级政府机关基本完成了职位分类和人员过渡，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环境，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机制，法制完备、法律严明的监督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各级党机关也实施了类似公务员制度的干部管理制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机关、企业、事业三个系列，公务员、机关工作者、法官、检察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六个种类的干部人事分类管理体制。在干部的考核方面，加大了考核力度，完善了考核制度。在80年代建立的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终评议制度的基础上，各级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从1994年开始普遍实行了年度考核制度。考察考核干部制度逐步完善，改变了过去干部工作中重提拔轻管理的倾向。此外，还进行了诸多单项制度改革的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总之，30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既有单项制度的改革，也有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成绩是巨大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所进行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还带有一定局限性，计划经济时代干部人事制度的一些弊端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还缺乏应有的监督机制，能上不能下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跑官要官的现象时有发生，贪污腐败还没有得到根本遏制。这些都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解决的紧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