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引言
如第六章所述，集群知识分布对于集群的知识传播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些高水平低异质性的知识分布更有利于促进集群内部的知识传播。那么，这些集群是如何获得这种“高质量”的知识分布模式的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促进区域中的知识分布成长为高水平低异质性的知识分布模式？对于这两个问题，以往的研究提供的信息相当有限。笔者通过对相关集群的实地调研与文献研究，对浙江北仑模具集群、台州缝纫机集群以及台湾社头袜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的过程进行了分析，试图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解答。具体地，笔者首先对三个集群形成的历史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核心企业为基础的集群知识分布形成机制，并指出核心企业对知识传播的开放态度对集群知识分布的形成有着关键的影响，那些对知识传播态度较为开放的核心企业要能够促进集群高水平低异质性知识分布的形成。
第二节浙江北仑模具集群形成
北仑位于浙江省东南部，是宁波市所辖4区之一，占地590多平方公里，30多万人口。在北仑区有着大大小小600多家模具企业，20000多名模具从业人员，至2004年，全区各类模具产量约为4万套，实现销售38亿元，年生产能力超过千套模具以上的企业有16家，产值500万元左右的企业有30～40家，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模具之乡”。
北仑模具起源于原镇海县塔峙公社农机厂。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农业机械化”背景下，塔峙开办了公社农机厂，当时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为使用农机的各生产大队修理农机和生产手工农具。在60年代农村以人工劳作为主，农机使用极少，刚兴办起来的农机厂的业务比较清淡。为了维持工厂的运营，当时的管理者决定上马胶木（一种加热后固化的材料，学名“酚醛塑料”）产品，并购置了三台人工压机。由于胶木生产需要模具，而胶木压塑在高温下操作，模具需要随时维修，塔峙农机厂在四处搜寻后，从台州等地请来了李姓、陈姓等模具师傅。在农机厂发展到了一定规模后，为了扩大压机生产，塔峙公社想到了培养模具工。随后在塔峙青林村，两位本地模具师傅陆胜富和叶信惠被“挖掘”了出来。从外地聘请的几名师傅陆续回去后，两位本地师傅负责三台压机模具的维护并动手制造一台用皮带传动的“皮带车床”，专门用于生产模具的切削加工，使模具加工和维修满足压机生产的需要，企业得到初步稳定。
随着我国轻工产品需求增大，模具的市场需求也逐渐增大。相应地，模具制造也从胶木生产的配套附属地位摆脱出来，农机厂成立了单独的模具车间，并进行初步的独立核算；同时大力推进模具车间向外拓展单独的模具业务。随后，塔峙公社的三项措施为北仑模具集群的形成奠定了技术上的基础：
第一步，扩大招工。从1968年开始，农机厂就有目的地招收学模具和机床技术的青年，但苦于当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限制和政治上的风险，招工只得缓慢进行，每批只进厂几个人，其中1972年，就分年初、年中两批招收。后来还将一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招收到了模具和机床车间中，先后又经“三年学徒、四年帮工”的艰苦磨炼，至此，技术人才的准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到1972年底，农机厂的模具和机床工已达到60多人。
第二步，分厂专营。农机厂的发展开始靠的是胶木压机，以后在生产中决策者们看到了模具生产的潜力，作了有计划的安排，使职工队伍很快扩大。据记载，到1971年，全厂职工有120多人，产品也从农机维修发展到以胶木为主，少量的模具、小五金和仪表车床生产。这时的模具主要还是为自用配套和维修，为了让模具能充分独立，1971年底，公社决定以胶木车间为主体，新建一家公社福利厂，并抽调三四名模具工作为技术支持。经过半年多的筹备，新厂分出，农机厂重新整合力量，除极少部分人从事打铁、修理农机具以应付农机厂合理合法的“照牌”外，其他全都从事与模具相关的工作。至此，专业的模具加工成为农机厂的主业和生存支柱。
第三步，组合分工。在模具成为塔峙农机厂的主业后，工厂内部业务重新组合也随之而来。首先是跑业务的供销人员。他们聘请和挑选了四名能说会道、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担当专业供销，三人跑业务，一人搞采购。在计划体制发展到极致的70年代初期，当几乎所有的国营、集体企业的供销都以跑材料供应为主的时候，农机厂的供销则是全力以赴找模具业务，拉订单，这为日后乡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取胜打下了基础。同时设立技术设计部门，专业负责模具的设计、制图和定价。接着，金工车间单设，并对模具、金工两个车间实行初步的各自核算，开展劳动竞赛。
模具生产的专业化无论对农机厂还是以后对北仑模具发展壮大，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它使全公社及周边地区的农村和农民都看到模具可以赚钱，而且赚得轻松愉快，因为它比起农村传统意义的木工等手艺，显得更有技术和时髦。这一观念影响力是重要的，它对后来北仑形成较长时期的“模具热”起到非常大作用。其次，从技术发展的角度，使单一模具发展到了多种模具的生产。他们从压塑模发端，进入注塑、冲压、橡胶、压铸、陶瓷等多种模具的生产领域。这对整个地区以后的模具业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起着关键性作用。再次，市场得到极大扩展。开始模具业务以上海为基础，1973年前后，就已经做到了北京、重庆、沈阳、哈尔滨、广州、武汉等全国重要城市，为日后模具市场拓展打下重要基础。
进入70年代后的北仑农村，50年代大量出生的人已进入劳动者大军，加上知青下乡，农村一时人满为患，给本来就人多地少的生产大队带来巨大的“分饭吃”压力。尽管还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严密封锁状态，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各生产大队均在筹划着创办工业。因为各生产大队都有人员在农机厂开模具，那些头脑灵活的生产大队长，也派出青年在农机厂学技术。在1971至1973年，全公社17个生产大队，三年内办起了14个队办模具厂。其中的青林大队模具厂拥有另一位模具高手叶信惠。由于青林是个大村，劳动力多，所以办厂时就进了二三十人。叶信惠曾在国营工厂做过钳工，具有较好的技术基础，在他的努力下，企业只几年时间便做到了与公社厂差不多的规模。而这个厂出来的模具工、车工、刨工等等，几乎全是其徒弟。这为90年代后，青林村在发展为模具之村和北仑区最早的工业产值超亿元的村奠定了基础。
1974年，塔峙公社又创办了一家专业的模具厂。到70年代末，这家模具厂已达到上百人规模。另外，当年福利厂的模具业务也有了拓展，还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创办了公社电风扇厂，培养了一支以生产冲压模为主体的模具工队伍。到1976年前后，不足两万人口的塔峙公社，创办了有模具加工能力的大小企业18家。而学模具也成为当时年轻人的一种风气，到70年代后期，仅塔峙公社的专业模具工就有400多人，整个北仑超过500人。
进入1978年，国家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可以回城。在知青回城的同时，国家颁发了一项法令，允许回乡的和不返城的知青在当地开办个体工商户，个体企业变得合法起来。到第二年的春天，一批社、队办企业的知青在当地开办了个体模具厂，当年就有不少人当上了“万元户”。财富效应搅起了模具工队伍的阵阵躁动，这为集体模具厂以后的迅速分化播下了种子。
随着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社办模具的分崩离析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集体模具彻底分化在1984年。1984年北仑地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公社改为乡镇，大队改名为村，社队企业改名乡镇企业。一时间，社办企业管理出现混乱，很快“经济联合社”名存实亡，接着就自然消亡了。
在这种混沌状态下，随着个体工商户政策的适度放开，那些胆子大的模具工就开始独立办模具厂，而机床加工人员也开始独立开店办配件加工厂，为个体模具厂配套（这是北仑模具日后能形成社会化配套体系的原因）。
村办模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散了伙，个体模具厂大批涌现。至此，北仑模具集群初步形成。
第三节浙江台州缝纫机集群形成与发展
台州的缝制设备工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凭借着民营企业灵活的机制优势与企业家对市场的准确定位，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共有缝制设备及零配件生产企业2000多家，产品涉及各类工业缝纫机、家用多功能缝纫机、电动裁剪机等300多个品种。其中，曲折缝工业缝纫机和电动裁剪机在国际上占有70%左右的市场份额。2005年产量达到400多万套，产值151.91亿元，出口额3亿美元，产量与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成为全国最大的缝制设备生产和出口基地（张鸿铭，2006）。
台州缝制设备企业的起源与管康仁早年从事缝纫机修理业务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具有高中学历的管康仁由于出身原因，被工作不到一年的浙江水泵厂精简返送到下陈乡水仓头村。由于掌握了一些机械技术，平时就为别人修理缝纫机，在修理缝纫机的过程中，了解到包边机的市场，就托人在甘肃兰州凭票买到一台简易包边机。1977年，管康仁仿制出第一台简易包边机。但这种包边机技术不成熟，效果差，销路不好。1979年，因家里的“蝴蝶”牌缝纫机一个小零件坏了，但在整个台州都找不到卖这个零件的商店。经打听，此零件上海有。于是，他乘了20多个小时的轮船来到上海，在金陵东路找到了一家缝纫机零件店。没料到，凭着对原车床职业的敏感与对市场信息的敏锐反应，此次上海之行激发了管康仁创办缝纫机零件厂的热情，同时也获得了这家缝纫机零件店的加工业务（第二年供应整机）。回到台州后，管康仁用自己微薄的积蓄，买来一台旧钻床和一台旧仪表车床，与本村曹忠泉等人在十几平方米的家里办起了简陋家庭作坊。1980年，管康仁等人正式登记注册了“黄岩县三甲区下陈缝纫机零件厂”，这就是台州第一家缝制设备生产企业。至1983年，企业资产达到50多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