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大省。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时间里，浙江的民营经济对整个经济增长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和政策研究部门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贡献还主要停留在定性分析上，特别是以基于调研的个案描述为主，真正运用计量经济手段，基于大量的数据作民营经济贡献率分析的文献十分少见。据我们了解，至少目前尚没有一项关于浙江民营经济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经济分析成果。本章试图在这个方面作一些探索。
第一节浙江民营经济历史发展轨迹
关于民营经济的定义，经济学界至今仍存在分歧。有人认为，民营经济是与官营经济或国有经济相对应的概念，指除国有国营以外的所有所有制形式和经营方式的总称（单东，2003）。民营经济包括国有民营，也包括民有民营，比私有的范畴更宽泛。也有人认为，民营经济的实质是指民间私人投资、民间私人享受投资收益、民间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活动，即民营经济直接定义为“民有经济”或“私有经济”（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课题组，2004）。但不管如何定义，至少在现有的统计资料及统计调查制度中，还没有把民营经济单独列项进行统计。为了确切地了解浙江民营经济历年的发展状况，又必须对民营经济进行量化分析。因此，我们当前所能做的，是挖掘和利用现有的统计资料，尽量使数据逼近我们的研究主体，能较准确地反映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年状况。
考虑到浙江民营经济发展初期，迫于政治原因，大部分私营企业带着“集体所有制”的红帽子，所以为更准确地反映民营经济真实数据，我们在民营经济的反映指标之一——工业增加值中只剔除了国有经济份额，包含了集体经济份额，即非国有经济范畴。即用浙江的非国有经济来反映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又由于浙江民营经济的经营领域主要集中在工业，如根据浙江省工商局的数据，在全省大多数县市，个私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柱。全省进入2003年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的30个县（市、区）中，绝大多数县（市、区）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80%，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因此，在下一步数据分析中，我们把研究范围限定于第二产业的工业部门。
另外，在最近五年的浙江统计年鉴中，都是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为统计口径的，剔除国有经济以后，剩下的是规模以上非国有经济。但由于浙江民营经济规模普遍较小，以量的扩张为主，散、小、低特征比较明显，所以，必须把规模以下的非国有经济也考虑进来，即用全部工业增加值减去全部国有经济份额。其中，1978年到1997年，统计年鉴中核算的只有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比较独立核算国有工业总产值和全部国有工业总产值，两者相差不大，平均差别在3.9个百分点（除去1995年的变异点）（具体数值见附录A），所以在1978年到1997年中，我们用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代替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
1998年到2003年，是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最后，运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计算。
我们可以看到，长达26年，浙江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工业增加值绝对值逐年上升，从1978年的23.87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4065.89亿元，增加了170倍。其中在1985年突破了百亿元大关，不到十年，在1994年又突破了千亿元大关。期间各年的发展速度，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当年价绝对值已转换为可比价，具体见附录B）。
26年间，浙江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各年起伏较大，共经历了4个发展高潮，1979-1982年、1982-1986年、1986-1990年、1991-2003年，分别在1980年、1985年、1987年和1993年达到了各自增长的波峰。尤其是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发展速度超过了50%，分别达到了57.76%和53.24%。我们也看到，最近六年，增长速度已趋于稳定，一直徘徊在10%左右。
总的看来，1978年到2003年，浙江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增长速度较快。但高增长的背后，是什么要素在推动呢？劳动力、资本、制度因素各自对浙江民营经济的贡献份额又是多少？下面，我们将运用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量回归的实证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剖析浙江民营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各增长要素的贡献。
第二节对浙江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分析
在对经济增长要素的实证分析中，一般认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能够较好地从理论上解释经济增长的机制，但鉴于数据口径和数据系列的现状，模型的实证分析困难重重。所以，目前经济增长要素分析中最常用的仍然是索罗斯旺模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他模型。近代新增长理论采用的许多方法也均是在二者之上进行改进，如乔根森等人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方法等。在对浙江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中，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些运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来测度的成果，但其中对浙江民营经济增长作因素分析的文献则非常罕见。民营经济在整个浙江经济总量中大约占70%以上的份额，因此，只有加强对这部分经济增长的因素和机理的经济学分析，才有可能对整个浙江经济增长的要素和机理有较好的把握。
乔根森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需要中间投入的数据，而这在我们国家的统计年鉴中很难单独剥离；另一方面，内生增长模型虽然非常有意义，但是又缺乏必要的数据来源。运用这两个模型做实证研究几乎都不可能。所以，本章将仍以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法为基础，测算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及各要素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浙江民营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一、模型的建立及各变量的解释
本章以C‐D生产函数法来测算劳动、资本要素投入的产出弹性，再从C‐D生产函数出发，转换成索洛增长方程，利用余值法测算各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增长在浙江民营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本着客观性、合理性、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根据浙江相关的统计年鉴，我们尽量挖掘利用其中有用的统计资料，用非国有经济指标来逼近我们的研究主体——民营经济。对于式（11‐2）中的各个变量数据选定如下（具体数据、来源参见附录B）：
Y：总产出指标（亿元）。采用非国有企业工业增加值（当年价）指标作为总产出，用全部工业企业增加值减去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增加值。
K：资本（亿元）。采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之和作为资本投入。由于公开的统计数据只有以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为口径的，所以，我们只能用独立核算全部工业企业的资本投入减去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投入来代替浙江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此变量系数的符号先验为正。
L：劳动力（万人）。采用从业人员数指标来反映劳动投入的情况。用浙江全部工业从业人员总数减去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数。劳动投入会促进经济的增长，所以，此变量系数的符号先验也为正。
由于资本投入，也即固定资产净值年均余额和流动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指标，在浙江统计年鉴中，对于全部非国有工业企业来说，只有1978年到1997年；1998年及以后则只有规模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投入，而浙江的非国有经济规模较小，很大一部分是规模以下的，所以，我们测算时段的上限只能是1997年。另一方面，劳动力指标，在统计年鉴中最早的只能找到1983年。所以，受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先对1983-1997年时段进行测算，样本年份共15年。
二、历史数据的回归、检验及产出弹性的测定
由于在生产活动中，投入要素之间一般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例如资本K和劳动力L都与生产规模有关，二者之间也因此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存在，往往会带来生产函数中解释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造成参数估计量的大小不符合经济解释。
各种检验表明，模型回归2估计出来的参数是无偏的、有效的和一致的。也即：
ln（Y/L）=-1.112+0.055t+0.455ln（K/L）+0.324Dummy
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浙江民营经济历年来的增长中，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存量、劳动力两个要素投入每增长1%，各自将分别带来浙江民营经济增长0.46和0.54个百分点。资本的产出弹性要比劳动的产出弹性稍微低0.09个百分点，这说明浙江民营经济的增长，对劳动投入增长的敏感度要稍微高于对资本增长的敏感度。
另外，虚拟变量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在其他要素不变的情况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确实给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这也可以从一系列数据中得到佐证。1997年与1991年相比，全省经工商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分别由100.3万户和1.1万家增至153.2万户和9.2万家，分别增加了52.7%和736.36%，增幅惊人。从业人员由155.8万人和16.9万人增至256.4万人和135.5万人，注册资金由40亿元和7.3亿元增至219.9亿元和470.6亿元。在工业领域，个体私营经济已成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1991-1997年，个体私营工业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5.5%升至1997年的40.6%。经过这一时期的发展，全省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由1990年的141亿元增至1997年的1564亿元，占全省GDP的比重由15.7%上升到33.7%。
三、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的测算
下面，我们根据上述回归得到的结果，α=0.455，β=0.545，来测算资本、劳动投入及技术进步增长对浙江民营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首先根据1983年到1997年Y、K、L的时间序列数据，测算出每一年各自的增长速度，然后把α、β代入式（11‐4），即：＾λ=y-αk-βl。再根据式（11‐5）、（11‐6）、（11‐7），可以计算出技术进步增长率、资本增长率、劳动力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