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间殿用四柱八架椽的构架方式最早见于华林寺大殿，不过它所采用的是前后乳栿的对称性结构，与保国寺、延福寺、天宁寺大殿前后不对称的梁架结构有所不同。但是，面阔三开间，进深八架椽，构架的纵架与横架交叉呈“井”字形，内柱明显高于檐柱，檐柱与内柱之间用乳栿或三椽栿联络，栿尾插入内柱柱身等做法是基本一致的。这种构架的梁柱之间联络紧密，梁架整体性较强，从中可看到一些类似穿斗式的痕迹。在中原及北方地区，采用不对称梁架结构的有奉国寺大殿、宝坻广济寺三大士殿等，但与保国寺大殿结构差别明显。虽然它们也存在内柱升高、铺作减弱等厅堂式构架的特点，但南方建筑的厅堂式构架是在抬梁式构架中渗入穿斗因素而形成的，而奉国寺大殿等中原及北方建筑只是对殿阁式构架的一种简化，其梁架层叠的现象仍十分明显。就构架的整体性而言，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柱梁间的联系，但仍不如南方的四柱八架椽结构性强。
四柱八架椽的构架虽不是保国寺大殿的独创，但采用前三椽栿，后乳栿的梁架结构则以保国寺为最早，且一直延续到元代。因此，四柱八架椽，采用前三椽栿，后乳栿的梁架结构可以看作是浙江地区宋元时期三开间小殿建筑的一种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惯用手法。
如果把以华林寺大殿为代表的八架椽屋前后乳用四柱，看作是三开间八架椽屋的基本式，那么，以宁波保国寺为代表的八架椽屋前三椽对后乳用四柱，则是其改进式。改进的目的与中原及北方建筑的移柱、减柱一样，即在保持已有规模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和扩大礼佛空间。
保国寺大殿进深方向由南向北各间的比例为：1.44：1.93：1；延福寺大殿为：1.48∶1.57：1；天宁寺大殿为：1.45：1.85：1。前檐柱与前内柱的距离约为后檐柱与后内柱距离的一倍半，与绝大部分中原及北方建筑相区别，如镇国寺大殿进深方向由南向北各间的比例为：1：1.30：1；永寿寺雨花宫为：1：1.12：1；少林寺初祖庵为：1：1.08：1；广济寺三大士殿为：1：1.01：1.01：1。无论是进深三开间还是四开间建筑，其前后槽（前后檐柱到内柱的距离）都是1：1，因此往往需通过移柱或减柱来扩大前槽空间。
5.增加当心间尺度
同样是出于最大限度地满足实用的需要，与进深方向扩大前槽空间的做法相一致，保国寺大殿在面阔方向的两内柱之间距离也远远大于内柱与山面柱的距离，使当心间的面阔增大。保国寺大殿当心间广5.80米，次间广3.05米。这种做法在江南地区其他宋元建筑中表现得同样明显。华林寺大殿当心间广6.51米，次间广4.68米；甪直报圣寺大殿当心间广5.85米，次间广3.55米；延福寺大殿当心间广4.60米，次间广1.95米；天宁寺大殿当心间广6.16米，次间广3.28米。除了延福寺大殿当心间广在5米以下外，其他建筑的当心间广都在5.80米以上，甚至超过6米。
而同是三开间建筑，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的当心间尺度没有江南建筑大。南禅寺大殿当心间广5.02米，次间广3.30米；镇国寺大殿当心间广4.55米，次间广3.51米；阁院寺文殊殿当心间广6.10米，次间广4.95米；永寿寺雨花宫当心间广4.85米，次间广4.23米；初祖庵大殿当心间广4.20米，次间广3.74米；龙门寺大殿当心间广4.50米，次间广2.75米。
除了阁院寺文殊殿当心间广超过6米，其余都在5米或5米以下。
南北三开间建筑的当心间尺度平均相差在1米左右。南方建筑的当心间尺度增加，是以缩小次间的尺度而实现的。华林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39：1，保国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90：1，甪直报圣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65：1，延福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2.35：1，天宁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88：1。而中原及北方建筑的比值相对较小，南禅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52：1，镇国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30：1，阁院寺文殊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23：1，永寿寺雨花宫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15：1，初祖庵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12：1，龙门寺大殿当心间与次间之比为1.64：1。
南方建筑当心间与次间之比大多在3：2以上，而中原及北方地区建筑大多在3：2以下。由此可见，增加当心间的尺度是南方建筑尤其是江南建筑的又一地域性特点。正是因为当心间尺度的增大，从而出现了补间铺作增多的现象。宋元时期江南建筑中采用双补间铺作的做法，是与当心间尺度的增大密切相关。
6.保留前代做法
江南建筑大多保留较多的前代做法，尤其是保国寺大殿、延福寺大殿、天宁大殿在保留前代的做法与形制方面更为明显。如保国寺大殿斗栱硕大，真昂作用突出，补间铺作运用骑栿斗，不施普柏枋，阑额的重楣做法，阑额在隅柱外侧不出头，柱断面作瓜棱形，使用叉手等，都带有唐五代或更早时代的遗风。有些古法还留存并影响到元代，如延福寺大殿、天宁寺大殿阑额之上也均不施普柏枋、斗栱单材偷心造、殿内较多地运用丁头栱、使用蜀柱叉手、扶壁栱、下昂与上昂并用、梭柱做法等手法，既有前代遗风，又具地方特色。
其中，保国寺大殿阑额的重楣做法、天宁寺的扶壁栱做法，都是唐代建筑的惯用手法。
如在木构建筑南禅寺正殿、佛光寺大殿和日本的早期建筑唐招提寺金堂，西安大雁塔石刻建筑图、唐懿德太子墓壁画建筑图以及敦煌的唐代壁画佛寺图中都可以见到。但宋及宋以后中原地区逐渐少见，而浙江地区一直保存到元代。天宁寺大殿的上昂做法，在现存唐、宋、辽、金、元的建筑中并不多见，只有在江苏苏州的玄妙观三清殿中有类似的做法（也是现存的最早实例）。但是在宋代《营造法式》中却有“上昂”的规定，表明天宁寺虽为元代建筑，但古法尚存。延福寺大殿中独特的、有别于《营造法式》记载的梭柱做法，可从华林寺大殿甚至更早的河北定兴北齐义慈惠石柱上的石屋柱做法中找到它的源头。此外，保国寺大殿、延福寺大殿和天宁寺大殿都较多地运用丁头栱。丁头栱的作用类似铺作，在汉代陶制明器和画像砖中可以见到各种不同形式的丁头栱。但在现存的中原及北方地区唐、宋、辽、金建筑中，丁头栱使用并不普遍。这种较多使用丁头栱的做法，应是保留或发展了早期建筑的遗制。
之所以出现此类情形，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因为寺院所在较为偏僻，建筑形制和做法较中原变化缓慢，更容易保留一些前代的做法；二是因为寺院的创建时间都比现存建筑建造年代早，它们虽是宋代或元代所重建，但部分构件仍为前代所留。如保国寺大殿、天宁寺大殿的有些构件经碳‐14测定，已越千年，就是明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它们所保存的古法对于研究古代建筑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7.柱梁拼合做法
或许因为寺院所地区缺少大的木材料，保国寺和天宁寺大殿都采取了用小材拼合成大材的做法。保国寺大殿的八瓣瓜棱柱并非由一根大木材雕凿而成，而是用一根直径较小的圆木周围包镶八块弧形小木料，或四根较小的圆木拼合外加四块弧形小木料，然后用榫卯固联而成。《营造法式》中虽有关于木柱的“两段合”、“三段合”各种“合柱鼓卯”法的记载，但与瓜棱柱的做法不同。天宁寺大殿的所有梁栿都是拼合而成，其拼合方法却与《营造法式》中“合柱鼓卯”法类同。具体做法是：根据自然木料的大小情况和梁栿的尺度要求，或上下二根，或下面一根、上部二根，用木梢穿连卯合，即成栋梁之材。
如果说保国寺大殿柱子的拼合，除了经济、实用外，兼有美观的目的，那么，天宁寺大殿梁栿拼合则纯粹出于经济、实用的要求。既可就地取材，节约开支，又能解决大木料来源困难。无论是哪种情形，对经济、实用的追求，正与《营造法式》的节约支出、防止浪费的编修目的不谋而合。
8.单檐改为重檐
把单檐改为重檐，从三开间拓展为五开间，是明清时期江浙地区修缮宋元建筑的一种普遍性的做法。宁波保国寺现存的大雄宝殿建筑外观为重檐九脊顶，平面为面阔、进深各五间。但无论从建筑外观还是建筑内部考察，下檐及梢间都不合宋代规制。如上下檐的比例极不谐调、下檐柱与内檐柱不在同一缝上等。下檐及两梢间确系清代康熙年间修缮时所加。此种从三间变为五间，从单檐变为重檐的做法，在浙江现存的两座元代木结构建筑中同样存在。延福寺大殿的下檐和梢间约为明代天顺年间修缮时所加，与天宁寺大殿明正统年间加建的下檐和梢间如出一辙。不过，保存并不完整的天宁寺大殿的下檐已在1980年落架大修时拆除。此种后加檐、增间的情形，还可在上海真如寺正殿中见到。因此它是江浙地区一种惯用的方法。其目的一方面为了扩大殿内面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护木结构柱梁。尽管这种加檐增间、不合原有法度的修缮方式给建筑结构形制带来一定的伤害，并留下后代建筑的痕迹，但保国寺、延福寺和天宁寺大殿之所以能较完整地留存至今，这些修缮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