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上半叶的现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那样：“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从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视阈上来看，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乃是一种“先锋文学”（Avant‐garde Literature），其价值取向往往也具有一种先锋性。
如果说中国新文学是中国新文化的“历史先锋”（Historic avantgarde），那么，在这当中，“两浙”作家又充当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先锋”角色。正如圣西门所指出的那样，“是我们，艺术家们，将充当你们的先锋。因为实际上艺术的力量最为直接迅捷：每当我们期望在人群里传播新思想时，我们就把它们铭刻在大理石上或印在画布上……我们以这种优先于一切的方式施展振聋发聩的成功影响，我们诉诸人类的思想和情感，因而总是要采取最活泼、最有决定性意义的行动”。
与此同时，圣西门在另一篇题为《社会组织》一文中还指出，“……在这伟大事业中，艺术家们，那些想象的人，将开始进军：他们将从过去选取黄金时代，并将其作为礼物赠与将来的世代；他们将使社会满怀热望地追求其安乐程度的上升，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将描绘新繁荣的图景，将使每一个社会成员意识到，他们可以分享迄今为止只是一个极小阶级的特权的享乐；他们将歌颂文明的福祉，为实现他们的目标，他们将运用一切艺术、雄辩、诗歌、绘画和音乐手段。一句话，他们将揭示新制度诗意的方面”。的确，在近现代中国处于历史变革和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两浙”作家从事新文学的目的，显然都是为了创造新文学新的文化价值，寻求新文学新的意义建构。
“先锋”一词的涵义，除了先遣、先锋、激进的意思之外，还包含了前卫、新潮、引领、探索等引申之义。从中国文学总的发展进程上来判定新文学的先锋特质，也就是要把新文学看作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并且是一个划时代的环节。作为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和运动，就整体而言，新文学凸现了以反叛旧的文学传统，大胆进行文学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实践为主导特征的文化理念和美学思想。虽然前后跨度三十余年，其中的文学流派、艺术主张和审美理念也千差万别，前后期的发展特征也各有差异，但总体上还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的。
它反映了现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发展态势、趋向，表现了处在变化、转型之中的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性格和历史命运，以及他们的审美感受和思想情怀。特别是新文学总是能够以其特有的前卫姿态，紧密地配合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现代中国人探寻价值世界和意义世界重构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审美的可能性，确立新的美学原则，构建新的审美理想，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当中，新文学善于用叛逆的方式对传统文学发起攻击，努力地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对应与对接，使中国文学摆脱自我封闭的状态而开始具备“世界性”的因素，使中国作家也大大开阔了创作的视野，在汇入世界文学洪流当中，能够与其他国别的作家一道，共同承担起对人类的现代困境、存在境况、前途命运的审视、思考和情感表达的历史重任，由此完成中国文学新秩序和新模式的整体性建构。
具体地来说，新文学无论是思维方式、审美准则，还是艺术策略、传达方式，都显示出了与传统文学的不同。在思想层面上，新文学强调了思想文化启蒙的重要性，然而，新文学又同时赋予了思想文化启蒙双重涵义：一是推崇新的人文理性精神，对抗封建专制的蒙昧和传统文明的落后，恪守人道主义立场，倡导“人的文学”，以深邃的思想批判和高亢激越、狂飙突进、伤感抒情的浪漫情怀，来摧毁传统的精神偶像，主张个性解放，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和科学，专注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启迪现代中国人的心灵，强调现代中国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动对应和积极参与；二是确立人的主体性价值，呼唤自我精神的觉醒，强调人对自身生命潜能的发掘，拷问人性的本质，描述心灵意识的非理性状态，探索人的存在状态和前途命运，揭示被封建专制长期遮蔽的人的某些特性，展示被封建专制压制甚至扭曲的生命本质。新文学对人存在的荒谬、异化本源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艺术表现，为探讨人生的终极意义、寻找自我的根本出路，开辟了一个广阔、深邃和充满神秘、骚动的内心宇宙，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社会某些本质方面的特征，尤其是心灵方面、精神方面的某些本质特征。
在艺术层面上，新文学也多有创新、卓有成就。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在艺术方面的某些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推动了现代艺术的发展，尤其是能够自觉地依据新的艺术标准，来质疑、审视和反抗传统的不合时宜的艺术规范，善于调动各种艺术资源、手段，特别是善于借鉴、吸收近现代西方的艺术方式，来致力于新文学的艺术建构。这对于打破传统文学“文以载道”的艺术观念长期占据中心地位的束缚，是具有积极的意义的。在审美层面上，与传统文学相比，新文学打破了古典的“和谐”美学思想，推崇以“对立”为特征的崇高型美学，甚至是将“丑”也纳入审视的范畴。如同李斯托威尔在论述近代美学特点时所指出那样，“丑”在“对立”的崇高型美学当中，成为“近代精神的一种产物”。
新文学执着于对传统既定的美学规范进行颠覆，同时也注重对文学未来的审美发展，进行各种可能性的积极实验，不仅改变了传统审美的单一性局面，而且也使“对立”、“崇高”的美学规范本身处于一种不断调整和不断演化的态势中，并总是能够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和包容的精神，来与世界文学的发展主流相对接、对应，从而获得自身不断变革、不断发展的文化审美驱动力。
卡林内斯库指出：“从逻辑上讲，每一种文学或艺术风格都应该有它的先锋派，因为认为先锋派艺术家走在他们时代的前面，准备去征服新表现形式以供大多数其他艺术家使用，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