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交汇和融合的历史走向中，“两浙”作家率先获得了主体的自觉和观念的转换，获得了对域外文化和自身文化传统的一种自觉体认。对于“两浙”作家来说，关于如何通过自身的创造性实践，完成新文学的框架系统的设定，首先要做的工作便是对传统的“奇理斯玛”进行“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 ation），以便使传统文化因子能够有序地排列组合在新的文化系统之中，形成“外之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血脉”的文化、文学发展策略。
然而，在进行这项框架重构、系统转换的工作当中，除了需要主体作出独特的对应性感应之外，还需要主体对此形成独特的文化视角，作出明确的文化选择，即需要在新的观念指导下，对它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使之从传统的观念与价值标准体系中分离出来，作为新的文化因子和质料，形成新的强大的文化支援意识。林毓生教授在论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命题时指出：“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不能经由打倒传统而获得，只能在传统经由创造的转化而逐渐建立其一个新的、有生机的传统的时候才能逐渐获得。”
应该指出，林毓生教授的观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由文化冲突而导致中国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重建新的文化，重构新的人文精神，自然不能排斥富有生机的传统文化因子。尽管历史已经证明，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是一种自我封闭型的体系（特别是从宋至晚清这段时期，这种自我封闭的现象表现得尤为突出），自身不可能从中孕育出富有现代性质的新的文化观念和新的价值体系，但是，构成传统的一些基本的文化因子和元素，尤其是被地域文化保存的那些富有生机和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和元素，却是可以被创造性地转化而成为新的文化质料的。就世界文明发展的情况而言，传统的文化因子和元素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一方面可以使之脱离原有的体系，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新的观念和价值标准的规约下，成为新的价值符号，重新排列、组合在新文化的结构体系之中。
同样，儒家文化整体性地被证明为不合现代化的时宜，然而，它许多富有生机的文化因子和元素，尤其是保存在地域文化当中的那些极富有生机和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因子和元素，在创造性转化之后，则成为了新的文化和新的价值标准的重要构成部分，并以新的文化功能，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两浙”作家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新军”、“文学新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并以“方阵”的形式出现在现代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舞台上，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的文化因子，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创造性的新文化态势，形成了具有现代性质的一整套新的文化观念、新的价值准则和新的思维方式。
第一节 海外留学、翻译活动与文学新思维
晚清以来，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区域，作为当时先进的文化区域，在门户开放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出国潮。据不完全的统计，来自“两浙”区域的现代作家大都有去海外留学（包括短期在海外访问，或短期流亡海外等）的经历。像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郁达夫、钱玄同、丰子恺、沈尹默、沈兼士、陈望道等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徐志摩、梁实秋、林徽因、俞平伯等人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这种海外留学经历，无疑大大地开阔了“两浙”作家的创作视野，尤其促使了他们的文学翻译活动，同时，也使他们在思想观念上获得了现代性的转变，并对他们以后从事新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新文学发生学的角度上来看，“两浙”作家留学经历及其所进行的翻译活动，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新思维、新文化观念，乃是新文学生成的“催生婆”和“助产士”。
海外留学使“两浙”作家的文学翻译活动十分活跃，如鲁迅、周作人早年的文学活动，就是从文学翻译活动开始的。据浙江省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会召开的“世界文学经典翻译、传播与研究学术研讨会”所提交的相关论文披露，在文学翻译方面，来自“两浙”区域的第一代文学翻译家，就有魏易、沈祖芬、吴梼等人。在新文学发生的前夕，着名翻译家林纾翻译的世界文学名着，就是由浙江籍人士魏易选定，并担任口译，其中包括《黑天呼天录》（即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901年）、《吟边燕语》（即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1904年）、《块肉余生》（即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1908年）、《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司各特的《艾凡特》）、《孝女耐儿传》（即狄更斯的《老古玩店》，1907年）、《元代客卿马歌博罗游记》（1913年）等重要作品。魏易个人还翻译过狄更斯的《双城故事》（即《双城记》，1928年）、大仲马的《苏后玛丽惨史》（1930年）等；沈祖芬翻译了《绝岛漂流记》（即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1902年）等。
狄更斯、笛福、契诃夫等外国着名作家的经典文学作品，大多是由浙籍翻译家以文言文的“意译”方式，首次译介到国内的。
在新文学发生之初的前后，特别是在新文学发生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两浙”作家的文学翻译活动，乃是他们从事新文学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同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为推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同时，文学翻译活动也为他们的新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新的文学视野、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艺术启示。如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茅盾）、郁达夫、郑振铎、俞平伯、徐志摩、王鲁彦、丰子恺、夏丏尊、戴望舒、梁实秋、林徽因、夏衍等，他们的新文学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从文学翻译开始的，其中，鲁迅与周作人就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开始编译《域外小说集》，并由此走上了新文学的创作之路。
“两浙”作家的文学翻译活动，为中国新文学能够成功借鉴外国文学的创作经验，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本。外国文学中的各种体裁和相关理论，“两浙”作家都有广泛的涉及，如鲁迅的翻译活动。据不完全的统计，鲁迅一生共翻译了15个国家200多位作家的作品，涉及短、中、长篇小说，戏剧，童话，诗歌，散文（含散文诗），科幻作品，杂文，文艺理论（含专集和单篇论文），总字数达300万字，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观。与鲁迅一道开始文学翻译的周作人，早年对日本、俄国、英国等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了大量的翻译，他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主张的提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他翻译外国文学，受到文艺复兴以来的近现代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在五四新文学发生之初，沈雁冰（茅盾）对外国文学理论的译介，对新文学的理论建设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19年和1920年，他相继撰写了《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详细地介绍了俄罗斯文学大师列·托尔斯泰和近现代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中，曾专门刊发了“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号”、“法国文学研究专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等，此外还先后刊发了“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在翻译实践中，茅盾还编译了十几种外国神话和寓言故事，如客居日本期间，撰写了《神话杂论》、《北欧神话ABC》，他是最早把希腊、北欧神话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之一。在30年代，茅盾在进行创作的同时，还撰写了两部重要的西方文学论着：
《汉译西洋文学名着》（1935年）和《世界文学名着讲话》（1936年），翻译了苏联作家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编辑了介绍弱小民族文学的译文集《桃园》，并协助鲁迅在上海创办了《译文》杂志（1934年）。抗战期间及40年代，茅盾也仍然没有停止翻译活动，不仅参加了《苏联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而且还翻译了像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等作品。茅盾一贯主张，建设中国新文学，一是要批判继承中国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二是要广泛吸取外国进步文学的成功经验。他的一系列有关文学翻译的理论主张和外国文学研究的观点，在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两浙”作家的翻译活动中，除了上述提到的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沈雁冰（茅盾）的翻译贡献之外，还有像徐志摩对英国文学（主要是英国诗歌及着名作家哈代的作品）的翻译与借鉴，戴望舒对法国象征派文学（主要是象征派诗歌及现代欧美诗歌）的翻译与借鉴，夏衍对苏联进步文学的翻译与借鉴，以及郑振铎编撰的《世界文库》 等。他们的翻译活动、编撰工作，一方面为国人广泛地介绍了世界文学发展的状况和动向；另一方面则是直接为新文学的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榜样，促使中国新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主流的对应和对接，为中国新文学汇入世界文学发展主流，获得自身新的思维、新的创作视野、新的艺术形式与技巧，提供了可借鉴的动力和思想指南，同时也为中国新文学成功地转换传统文学（古典文学），提供了可转换的范本。
许多新文学作家都能够通过所翻译的外国文学，获得对世界文学发展的广泛了解和创作上的深度借鉴。如着名的浙籍现代诗人唐湜在回忆自己接受西方现代诗歌影响时说，他非常喜欢“倾听欧洲诗人们在明媚的河畔歌咏，有时听着雪莱的云雀鸣转、济慈的夜鹰轻啼，有时也进入象征的森林漫游，浪漫主义的激情引起了我的狂放不羁的幻想”。值得一提的，“两浙”作家的翻译活动和编撰工作，在为中国新文学培养了一批作家的同时，还为中国贡献了一批专业的外国文学翻译家（专业翻译工作者），如孙用、孙大雨、陈望道、傅东华、朱生豪、朱维之、邵洵美、曹未风、黄源、王佐良、罗大纲、草婴、赵萝蕤、赵瑞蕻、袁可嘉、林淡秋、冯亦代等，他们的翻译活动及对外国文学的译介、编译、编撰工作，不仅为外国文学在我国的普及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为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参照体系和价值尺度。
在思想文化方面，海外形成的留学生作家群体，特别是近现代“两浙”留学海外的作家群体，乃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是一支鼓吹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创作新文学的文化新军、文学新军。同时，从地域文化对新文化、新文学的独特对应上来说，“两浙”留学海外的作家群体，也是“文学浙军”和新一代“两浙”文化人群体崛起的标志。如果说在现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以《浙江潮》为标志，“两浙”留学生群体对现代中国进入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种种精神现象作出了独特的文化反应，那么，在中国新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上，现代“两浙”作家的海外留学经历及其创作实践，则是对进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的种种精神现象，对处于大变动、大转型历史时期的现代中国人特定的文化心理、性格、生存境况、存在意义和历史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等，进行了独特的文学描写和艺术表现。其思想意识之深刻、审美理念之新锐、艺术形式之新颖、创作方法之独特、文学语言之活泼等，都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文学）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自身独特的历史贡献，具有巨大的革新价值和创新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