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在创作上，它提倡以人生和社会问题为题材，尤其注重对人生的丑恶现象和社会黑暗的揭示批判，从而表现新旧人生观的冲突。在艺术手法上，它主张采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重视并强调实地观察和如实描写。
这些主张，从文化精神的传承上来说，虽然不能说就一定是“浙东学派”文化传承的直接结果，但在文化精神的承继方面，或多或少可以找到“浙东学派”主张“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影响印痕。
第二节 明清社会思潮与文学变革的波及效应周作人在论述现代散文创作的两个源流时指出：“我相信新散文的发达成功有两重的因缘，一是外援，一是内应。外援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与文学上的新思想之影响，内应即是历史的言志派文艺运动之复兴。
假如没有历史的基础，这成功不会这样容易，但假如没有外来思想的加入，即使成功了也没有新生命。”
的确，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生成境况来说，二者都是不可缺少的，但从“内应”的角度来说，没有对明清思潮和文学传统的传承，以及从中所获得的文化、文学资源方面的支持，新文学的生成乃是难以想象的（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对此已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一些文学史家也已经将中国新文学生成的源头推至元代，当然，重点则是明清文学（包括晚清文学，也就是通称的“近代文学”）。他们指出：“从明中期开始，要求解放个性、积极表现自我的创造精神的文学思潮重新抬头，至晚明达到高峰，并获得丰富的成果。明末至清代前期，它再次受到封建正统文化的反拨和抑制。但这一次却没有达到明代前期的那种效果，晚明文学的种种特点在低潮状态中得到顽强的延续。这表明中国文学中的变异因素已经广泛而深入地浸染人心，不可能加以彻底清除。如此延伸到清代中期，发展成一个新的文学高峰。从晚明到清中期，虽然经历挫折和起伏，文学发展步履艰难，但所获得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它给中国文学的面貌带来了显着的改变。”
在论述元明清文学影响新文学时，文学史家着重推举了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一是李贽，另一位是龚自珍。然而，这两位明清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恰恰都与“两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显然，这绝对不是历史的巧合，也不是历史的恩赐，而是由“两浙”文化发展的必然性所致。
李贽虽然不是浙江人，但作为“浙东学派”的王阳明思想的传人，他的许多主张都直接来源于王阳明思想。受王阳明“心学”影响，李贽在哲学上提出了“天下万物皆生于两，不生于一”（《焚书·夫妇论》）的观点。在人性论方面，他主张“势利之心”乃“禀赋之自然”的观点，强调了人性的“原恶”特性，要求顺从人的本性发展的要求，突出人的现实生活是以人的“穿衣吃饭”为基础的，离开了物质生活的保障，其他的均无法获得有效的建构，从而将程朱理学的所谓“天理”看作一钱不值的论调。
在是非标准上，他强调要以己心的是非为是非：“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也就是说，一切是非均由己生，由己心而生，所突出的则是以“己心”为代表的人的主体自觉精神。针对程朱理学“天理”之说法，他提出以“至人之治”替代“君子之治”，指出“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焚书·论政篇》），从而揭露了程朱理学以满口的“仁义道德”之辞，来掩盖人的贪欲之心的做法。在着名的《童心说》中，李贽还对儒家经典进行了质疑，指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予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答耿中丞》）在文学主张方面，李贽反对复古模拟，要求创作必须抒发“己见”，传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真知灼见，并以此评点了古典名着《水浒传》。
作为思想家、文学家，李贽的思想对明清社会思想、文化、文学等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学史家指出：“元末已相当繁荣的东南沿海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经济，在经历明初的衰退以后，到明中期和后期，重新得到了恢复和进一步的发展，并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与此相应的，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呈现了深刻的变化。以李贽对传统思想学说的尖锐批判为代表，个性解放的思潮曾兴盛一时。它与魏晋时代个性解放的思潮有本质的不同：它是与工商业经济和城市文化相联系的，是具有平民性的；它鲜明地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求。这些特点，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文学史家的评价是很高的，道出了处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思想文化演变的一些带规律性的道理。李泽厚着重指出，这股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潮，首先是影响到文艺界，“当时文艺各领域中的主要的革新家和先进者，如袁中郎（文学）、汤显祖（戏曲）、冯梦龙（小说）等，都恰好是李贽的朋友、学生或倾慕者，都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并且这些人物之间，相互倾倒、赞赏、推引、交往，如袁中郎之于徐渭，汤显祖之于三袁，徐渭之于汤显祖……都有意识地推动了这股浪漫思潮”。
思想和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是环环相扣，处处相连的。这绝对不是什么牵强附会，而是具有其内在精神的相互关联的。明代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无论怎么说，都与“浙东学派”的思想有着一种精神上的联系。袁中郎宣称自己的作文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怨好情欲，是可喜也”（《序小修诗》）。这种文学创作主张，与李贽的主张并无两样，与王阳明倡导的“心即理”的学说，也有着内在联系。晚明时期以袁宏道（中郎）为中心的“公安派”，继承了徐渭的创作主张，强调性情之真，直抒胸臆，反对做作，平易近人，力排复古模拟之理，对抗前后七子，在打破古典美学规范的同时，开了一代新风。
明代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个性解放，以及艺术创作上主张率性求真，反映现实生活，都对现代“两浙”作家的创作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们在鼓吹新文学时，在思想传承和文学发展的承继方面找到了直接的历史依据，获得了推动文学发展的直接动力。周作人就曾多次谈到明代文学的重要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在《栀苦茶随笔枛小引》一文中，他指出：“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也很引动我的注意，三袁虽自称上承白苏，其实乃是独立的基业，中国文学史上言志派的革命至此才算初次成功，民国以来的新文学只是光复旧物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点上公安派以及竟陵派（可以算是改组派罢？）运动是很有意思的，而其本身的文学亦复有他的好处，如公安之三袁：伯修、中郎、小修，竟陵之谭友夏、刘同人、王季重，以及集大成的张宗子，我觉得都有很好的作品，值得研究和诵读。”
在《重刊栀袁中郎集枛序》中，周作人再次强调：“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源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里，周作人还详细地分析了明代公安派和竟陵派文学对新文学生成的直接影响。他指出，“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所受到的西洋影响，科学、哲学、文学以及思想各方面的，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主张了。而他们对于中国文学变迁的看法，较诸现代谈文学的人或者还要更清楚一点”，并由此认为：“今次的文学运动（指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者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由此可见，明代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文学传统，对于现代“两浙”作家的影响、启示都是巨大而深远的。没有这样一种资源性的支持，“两浙”作家在新文化、新文学之初的崛起也是不可想象的，尽管这股文学思潮的生成与兴起，并不完全局限在“两浙”地区。
从文学传统的承继上来说，清代诗文、戏剧（曲）在艺术审美上的特点，更进一步地强化了以“两浙”为主体的江南文化诗性品格的审美传统，其特点是使“两浙”作家能够以更为细腻、敏感的艺术感悟和艺术传达来捕捉时代变迁的细微变化，抒发个人对时代、社会、现实人生的独特感受。从宏观的历史文化背景上来看，明代伴随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浪漫主义文学浪潮，在清代却受到了严重的挫折。这反映在文艺领域内，就是一种空前的伤感情绪的蔓延，李泽厚将其称之为“感伤文学”，并指出：“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再没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
这种审美上的变化，使得艺术创作变得更为追求细腻，注重传达主体的内在感受，多显示出一种婉媚哀怨而又细致精美的抒情文风，表现出对时世的特有敏感与谨慎。像“浙西词派”的艺术审美追求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如被推为“浙西词派”盟主的朱彝尊，针对明代的浪漫张扬之风，就提出了所谓“清空”、“醇雅”之说。他的《曝书亭集》所收集的词，就十分讲究词律的工严和用字的缜密与清新，注重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抒发那种婉转细柔情感。当然，其中也不乏哀艳之作，像描写羁旅落泊之感的《菩萨蛮》（夕阳一半即樽前落）一词，其中：
小楼家万里，也有愁人倚。
望断尺书传，雁飞秋满天。
这种平实、细腻的艺术传达十分感人，字里行间总是透露出一种“秋风落叶，夕阳西下”的浓浓愁绪。即便是在那些描写爱情的词里，其间也不时地流露出“哀婉”和“寂寥”之情，如写爱情的词《桂殿秋》（思往事），就被推之为有“复振五代，此宋之绪”的地位。在一些怀古、咏史的词中，更是传达出了一种历史苍茫和人生苍凉之感。
海外华裔学者叶嘉莹曾以朱彝尊的《满江红》（玉座苔衣）和《水龙吟》（当年博浪今椎）等词为例指出：“前者是借吴大帝庙为题，以孙权之具有知人善用的谋略，而终能割据江东的霸业为反衬，而慨叹南明的瞬即败亡的立朝之短。后者则藉《谒张子房祠》为题，以楚汉之际的张良一心为韩复仇的志意为主题，既以之反讽当日变节降清的一些明朝的旧臣，也表现了志士仁人未能完成其原有之志意的一份悲哀。”
也许，词一类的长短句，在抒发情感的方面有其特别的审美功效：
纤细、婉转、幽深，伤感，一咏三叹，回味绵长。但是，清词出现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凋落、萧杀、空幻和苍凉之意味，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总是能够与相关的社会现实内容相对应起来，从而更加具有一种意义探寻的哲学意味，一种悲剧审美的诗性意蕴。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像被称为“清末四大家”之一的江南词人朱孝臧，他的词就表现出了一种厌世的情绪，比较典型地反映出了处在历史大变动格局前夕的那种莫名的心理惆怅：“似水清尊照鬓华，尊前人易老天涯。酒肠芒角森如戟，吟笔冰霜惨不花。抛枕坐，卷书嗟，莫嫌啼煞后栖鸦。烛花红换人间世，山色青回梦里家。”
同样的情形，在清代其他的文体中表现得也比较明显。
对于“两浙”地域的文学创作而言，最为突出的就是浙西钱塘人洪昇 的《长生殿》了。那清丽流畅、抒情色彩极浓的曲词，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与政治上的变乱和人生的失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渲染，交相辉映。
既在“情”字上做足了文章，又将“情”所带来的历史事件，置于广阔的历史和人生背景上来进行反省，场面极为宏大，情节波澜起伏，从中寄寓了个人那种“乐极哀来，垂戒来世”的创作情怀：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莹。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
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堎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这种极为细腻而抒情的笔法，借景抒怀，情景交融，风声雨声中尽显一个位高权重的皇帝的内心世界的复杂情感，同时也借此传达出作者自身对人生、对历史、对大千世界的一种深邃的心灵感悟和情怀。用李泽厚的话来说，《长生殿》尽管主题很复杂，但整部剧所传达出来的仍然是“那种人生空幻感”，“它作为一种客观思潮和时代情感却相当浓厚地渗透在剧本之中，成为它的基本音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