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美国积极推动美巴关系的发展。1973年3月，尼克松宣布解冻1971年以后冻结的24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同年9月，在接待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尼克松称“巴基斯坦的独立和统一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总之，尼克松从全球均势出发，采取了向巴基斯坦“倾斜”的政策。
福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不经人民选举而上任的美国总统。福特上任初期，美国对南亚政策主要围绕着经济和军事援助。1975年2月24日，美国正式宣布取消对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军备转让限制，同时结束10年前因1965年战争约翰逊总统实施的禁运。美国还给予巴基斯坦6500万美元的粮食援助和7800万美元的发展贷款。
此后，美国的对巴政策逐渐转移到核问题上。1974年5月印度宣布“和平”核试验后，美国担心巴基斯坦也会随后发展核计划，特别是由于巴基斯坦正设法从法国获得核燃料生产工厂和生产重水的设施。在福特政府中掌握外交决策大权的基辛格采取的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他一方面答应提供110A‐7攻击机，另一方面暗示民主党上台后将采取更为严厉的不扩散政策，而巴基斯坦将是首要目标。
在福特执政的两年半时间，美国继续保持与巴基斯坦的友好和同盟关系。
但国会一直推迟到1975年2月才恢复对巴基斯坦的武器出售。美巴安全关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到1965年之前的那种状态，而核问题成为此后美国对巴政策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巴基斯坦为了获得与印度相称的核威慑（nuclear deterence）能力，不惜冒与美国关系恶化的风险。
卡特政府的外交政策更强调不扩散和人权，这显然对巴基斯坦不利。197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戏剧性变化使印度在美国眼里再次成为最大的民主国家，而随着齐亚·哈克的上台，巴基斯坦在美国眼里成为一个独裁国家。卡特政府强调推动民主和人权，显然看好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则主张加强与“有地区影响的国家”（regional influentials）的关系，在南亚，这显然也是印度，而不是巴基斯坦。1978年1月1日，卡特成为正式访问南亚的第三位美国总统，但这次他没有去巴基斯坦。在核问题上，齐亚·哈克坚持巴基斯坦的核计划。1979年9月，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约瑟夫·奈（Joseph Nye）到伊斯兰堡，警告巴基斯坦，如坚持引进法国核燃料生产项目，美国将不得不根据《格兰修正案》（Glenn Amendment）[59]停止经济援助。
1979年11月21日，美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遭到洗劫，美巴关系降到了最低点。[60]
然而，4个星期后的圣诞节晚上，苏联出兵阿富汗，扶持卡尔迈勒（BabrakKarmal）上台以取代阿明（Hafizullah Amin）。美巴关系出现戏剧性变化。作为进入南亚的传统通道，巴基斯坦成为抗苏前线国家。美国重新确认1959年双边安全协定以对付苏联侵略，并向巴基斯坦提供安全保证。卡特表示，“美国将采取与我们的法律一致的行动以帮助巴基斯坦抵抗任何外部侵略”。[61]
美国提出与巴基斯坦合作的四个要点：第一，使苏联在阿富汗的行动付出高昂代价使之不想在将来采取类似的冒险行动；第二，维持1959年行政协议，它为双方合作对付北方威胁提供了可靠的基础；第三，在未来两年向巴基斯坦提供4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第四，美国政府计划得到国会的授权以取消对巴基斯坦的制裁，但美国将继续关注巴基斯坦的核计划。[62]但巴基斯坦领导人齐亚对此很不满，指出巴基斯坦不会用4亿美元去买它的安全，并提出以正式条约取代行政性的安全协定。[63]
第四节20世纪80年代：援巴助阿堵截苏联
1981年1月20日，里根（Ronald Reagan）成为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新主人。共和党的里根政府采取强硬的对外政策，积极增加国防开支。里根新政府的首要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目标是：重建美国军事力量以对付苏联在世界各地的扩张。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南亚再次成为美国主要关注的地区。对阿富汗游击队的秘密军事支持和重新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被认为是美国可以采取的主要手段。美国决策者认为，巴基斯坦值得美国更多的援助。不同于1954年，这次售武得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参院和众院的广泛支持，美国也不再作出保证售巴武器不被用作对付其邻国的承诺。而且这次美巴结盟的战略目标是共同的，即对付苏联的威胁，而不像20世纪50年代的结盟，美国的目标是对付共产主义威胁，而巴基斯坦的主要目标是印度。国内有学者认为，“里根政府的南亚政策有三个目标：其一，遏制苏联势力在南亚的扩张；其二，减轻印度在战略上对苏联的依赖；其三，防止核扩散。”[64]显然，遏制苏联是美国南亚安全政策的首要目标。
一、里根政府对巴政策：重新结盟
与巴基斯坦发展更紧密的安全关系是里根新政府国家安全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里根和他的外交决策班子，包括国务卿黑格（Alexander Haig）、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William Casey）、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等都把巴基斯坦这个长期的盟友视为对付苏联在阿富汗军事存在的关键伙伴，因此主张增加对巴基斯坦的援助。1981年4月，美国与巴基斯坦讨论了双边关系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包括巴基斯坦的核计划、美国对人权和民主的政策、美国对阿富汗游击队的秘密援助问题、美国对巴基斯坦的安全保证等，双方达成了许多共识和谅解。[65]
里根政府还提出一个总共约32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1981—1986年），这大大超过了卡特政府的4亿美元。里根政府还首次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先进的F‐16战斗机。在共同抗苏的年代，巴基斯坦是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之一，也是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接受美国经济援助的第三大国家。
到1982年末，美巴已建立起一种新型的盟友关系。这种盟友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在反对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上有共同利益。美国每年向巴基斯坦提供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达6亿美元。此外，美国还希望通过更紧密的安全关系使巴基斯坦领导人放弃或至少延迟其核计划。
从1983年7月到1984年5月，在不到一年时间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副总统布什先后访问巴基斯坦。美国再次表达对巴基斯坦核计划的关注。齐亚·哈克向布什作出人格担保，只要他领导巴基斯坦，核计划将严格限于和平利用，而不会去获得核装置。1985年11月，齐亚·哈克在出席第40届联大期间与里根会谈时指出，巴基斯坦只有与其安全环境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核项目，其水平不会超过使美巴关系“难堪”的程度。但是，美国国会支持不扩散的议员还是怀疑巴基斯坦的“和平”保证。1985年，美国国会通过南达科它州共和党参议员普雷斯勒（Larry Pressler）提出的修正案，要求总统每年提供巴基斯坦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证明，这样才能继续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从此，“《普雷斯勒修正案》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sword of Damocles）悬挂在巴基斯坦的脖子上，迫使其在美国援助和发展核武器之间作出选择。”[66]但在许多巴基斯坦官员看来，这仅仅是美国的国内事务，是行政当局与国会之间在核问题上的一种安排。在美国的核政策中，经济和军事援助被视为胡萝卜，制裁是一根大棒。但巴基斯坦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如此之大，不至于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
《普雷斯勒修正案》的意义在于把美国的援助与不扩散联系在一起。1986年7月，当巴基斯坦总理居内久（Muhammad Khan Junejo）访问华盛顿时，美国表示将在下一个6年（1987—1993年）向巴基斯坦提供40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前提是巴基斯坦放弃发展核武器。1986年10月，里根总统首次根据《普雷斯勒修正案》的要求向国会提供巴基斯坦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证明。1987年下半年，对巴基斯坦6年取消制裁的期限到期。1987年12月17日，国会再次同意给总统两年半的对巴基斯坦取消制裁的授权，里根总统利用这一授权，以美国国家利益为由决定不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佩克（Robert Peck）认为，实行制裁“将更有可能使巴基斯坦取得核武器”。[67]
1987年12月，美苏两国在华盛顿举行首脑会议，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公开宣布，只要外国停止对反政府武装（“圣战者组织”）的支持，苏联将在12个月内从阿富汗撤军。1988年4月14日，美苏签署《日内瓦协定》。1989年1月，苏联军队撤离阿富汗。这样，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利益开始出现分歧。美国的主要利益是苏联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的内政并不是美国主要关注的问题。巴基斯坦则将在喀布尔形成什么样的政府视为最重要的。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一系列变化，美巴关系的基础动摇了。
里根当政时期，美印关系又有所升温，高层次对话大大增加。但双方的基本政策差异和相互不信任依然存在。“到1988年，美国和印度双方似乎更为现实，明白可以从对方得到什么，又得不到什么。”[68]
二、布什政府的南亚政策：忽视
因为有在中央情报局和联合国工作的经历，加上当了8年副总统，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对南亚事务非常熟悉。1988年，戈尔巴乔夫表示苏联军队将从阿富汗撤出。这就减少了美国对阿富汗内战的兴趣，巴基斯坦也不再是“前线”国家。对巴基斯坦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必要性也就下降，只是作为巴基斯坦从极权政府转变为民主政府的一种补充。
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的紧张局势，1990年5月，布什派遣其副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访问南亚，作为其预防外交的一种努力。盖茨向巴基斯坦表达了美国的两大关注：一是巴基斯坦对克什米尔叛乱分子的积极支持；二是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盖茨一行在新德里比在伊斯兰堡受到更友好的欢迎———这在卡特政府以来还是第一次发生，表明美巴关系气候的变化。”[69]
1990年10月，随着苏联最终从阿富汗撤军，而越来越多的关于巴基斯坦核项目的信息终于使美国政府做出停止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决定。
由于布什总统未能向国会提供巴基斯坦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证明，《普雷斯勒修正案》开始生效。1990年10月1日，在美国政府新的财政年度开始之际，“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美国冻结了5.64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项目。由于当时巴基斯坦是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第三大美国援助接受国，普雷斯勒制裁对巴基斯坦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巴基斯坦失去了一年3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军事补给，所有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政府间武器和装备转让都中断。美国还拒绝交付巴基斯坦于1989年订购的71架F‐16战斗机。这一制裁使美巴关系受到严重损害，20世纪80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双边安全伙伴关系被割裂。对于巴基斯坦来说，通过发展核力量以抵消印度的常规力量优势是当时巴基斯坦的最高国家目标之一，比接受任何经济和军事援助都来得重要。20世纪80年代的美巴关系常常被作为惩罚性制裁和援助工具失效的一个案例。
事实上，布什政府再次对南亚表示忽视是与冷战结束这一大背景分不开的，也与当时美国忙于海湾战争有关。正如1992年上任的巴基斯坦新任驻美大使侯赛因（Abida Hussein）所说，冷战后时代美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与巴基斯坦在马尔代夫的利益一样多”。[70]
小结
冷战时期美国南亚安全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均势。对抗苏联是美国处理与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在美国看来，与对抗苏联这一全球战略目标相比，南亚本身的问题如克什米尔、核扩散、民主人权、经济贸易等就显得次要。
基于这样的战略考虑，美国长期执行“重巴轻印”的政策，在南亚，形成以美巴为一方、苏印为另一方的四国双对抗（美苏对抗和印巴对抗）的平衡结构。美国在南亚地区实行平衡战略，即与巴基斯坦结盟，以平衡印苏友好关系，但在策略上充满变化。拉巴结盟、支印反华、援巴堵苏，皆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同时，美国的南亚战略也受印度和巴基斯坦各自民族利益和对外政策的制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