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浚生
我人生道路上的每一步都与浙江大学深深地联系在一起。
五十多年前，和那个时代的每个青年人一样，我满怀理想和抱负走进求是园，到浙江大学来求学。这一呆就是二十多年，在这里学习、工作，一直到四十六岁的时候，才离开了浙大。那段不在学校的日子里，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回到校园里走一走，看一看。
1998年，因组织安排，已经六十二岁的我再次回到浙大，回到熟悉的求是园，主持四校合并的工作，担任浙大党委书记。2004年，我不再担任浙大的党委书记。 五十多年，半个世纪，我在浙大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脚印。
第二志愿进了浙大
我是福建长汀人，那是个革命老区。高中毕业选大学时，我的第一志愿不是浙江大学，报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因为解放初全国工科最好的两所大学是清华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个很大的特点是当时的苏联专家特别多，加上我的前两届同学考取哈工大的比较多，他们经常向我介绍哈工大的情况，所以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哈工大，第二志愿才是浙大。后来快要正式考试之前来了一个通知，说哈工大当年不在福建省招生，那我的第一志愿就等于作废了，这样我的第二志愿就变成第一志愿了。
我读的是浙江大学机械系的光学机械仪器专业。1954年浙大只有机械系、电机系、土木系、化工系四个系，当时浙大的光学机械仪器专业是全国唯一的一个专业，也是浙大唯一的一个保密专业。我报的时候并不知道有光学机械仪器专业，只填系的志愿，不看专业，进来的时候就被分配到这个专业。
当时浙江大学的主校区是在大学路，玉泉校区是个新校区。当时我们一年级的同学一进来就全部被拉到玉泉校区。玉泉校区是1952年定下来开始建的。但是那时候的建设速度没有我们后来建紫金港校区那么快，尽管1952年开始定下来建，1954年到我进去的时候玉泉校区还只有五座宿舍，一、三、四舍是男生宿舍，五舍、六舍是女生宿舍。第一教学楼刚刚打好地基，还在挖土。现在的玉泉校区这个门，当时门口有很大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杭州市第二公墓”。路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上课在哪上呢？有些比较大的课比如化学课，就在草棚里上，课桌椅摆在那边，地板都没平过，地上草都还有。吃饭的食堂也是这样的。上小课就在第一宿舍的地方，把宿舍的墙打掉，两三个宿舍连起来就做小教室了。当时力学实验室等都在第一宿舍。
我记得当时学校的会还在大学路开。有一次开会我没有赶上车，结果是一路从玉泉跑到大学路去的。
虽然当时校园环境这么差，但浙大的校风、学风很好。我们念书的时候还没有特别感觉到浙江大学的校风、学风好，但是到了工作以后，就逐渐地体会到浙江大学的校风一直是非常好的。学生在这里很淳朴，而且很用功。当时我们进到大学以后有个认识，进了大学就要认认真真学习，不太会想到社会上去干点什么花里花哨的东西。那也可能跟我们当时的玉泉校区基本是个农村有关系，旁边都是稻田，现在玉泉校区门口的大学路那个地方那时还是个小山坡。那时候没有浙大路，好几年都是走边门那条路。
当学生干部找到人生的另一半
刚到浙大时，我不愿意当学生干部，因为在中学的四年半（我是高中提前半年毕业的）一直当学生干部感到很累很累。所以到浙大的时候我就想，千万别再当学生干部，反正别人也不知道我当过学生干部，所以每次开会都不发言，免得被人发现自己还有点工作能力。但是来校半个月之后，团委有位老师把我找去。他说：“我们新同学进来了要建立一个团支部，现在刚刚进来大家也不能进行选举，你去当团支部书记吧。”我说：“不行，不行。”他说：“为什么不行，你在中学不就是学生干部么？”我说，中学是中学，大学是大学，而且我是山区学校出来的，班里那么多同学，北京来的上海来的，都是大城市里来的，我哪里管得了他们？他说反正我们已经在档案里面挑中了你，管得了管不了都是你的问题了。我想想这个老师倒是干脆得很，所以这个学生干部就这样又开始干起来了。当了两年的团支部书记，二年级我就入了党，学生干部也就一直当下去。
三年级开始，我们整个系八个班成立一个团总支，我当了团总支书记。大学四年我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担任学生干部对自己的学习是会有点影响的，因为占用了很多时间，当然也锻炼了自己。其一，锻炼了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二担任学生干部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所以这对我毕业以来的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我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找到了我人生的另一半。
我太太跟我是同一个系的，但不是同一个专业，她当时读的是机械系的金属切削机床与刀具专业。当年读书时每个专业之间有一些来往，但是不多，因为主要是上大课，那么多同学谁认识谁啊。三年级成立团总支，我被选为团总支书记，她是团总支宣传委员，这样接触就比较多了。她跟我不太一样，她的功课比我好，她是浙江大学1956年的第一届优等生，就像现在的竺可桢奖学金一样，体育等等也比我好。
不过我们那时候谈恋爱也就是出去到外面坐一坐，白堤啊什么的。我看现在同学在校园里面手拉手的都很多。1992年我陪一个香港的代表团回来，那天住在香格里拉饭店，下午的活动结束了，晚上的活动还没开始，我和我太太就在香格里拉对面的西湖旁边坐，我写下一首诗：“晓雾迷蒙去，暮色入秋凉。相对静无语，遐思忆昔年。”这首诗就是回忆了我们当年坐在西湖边的情景。
毕业留校当了车间主任，与刘少奇合影
1958年大学毕业后，作为我们专业当时仅有的三名留校的学生之一，我留在了浙江大学工作。1958年开始大跃进了，但当时我没有去大炼钢铁，没有到外面工厂去劳动。因为当时学校也办了工厂，就是把我们原来机械系的试验工厂办成了机械工厂，我们原来光学仪器专业的光学玻璃工艺学的实验室就改造成浙大机械厂的生产车间了，劳动就是在那个地方，磨镜片、望远镜镜片、显微镜镜片等。
因为当时教研室决定要我接替缪家瘅老师开设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因此在车间里我成了车间主任，同时还担任教研室秘书。在我毕业三个月的时候，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到浙大来参观，到了我们光学车间，还和我们一起拍了照片。刘少奇同志一百周年纪念的时候，《浙江日报》登了一组照片，我发现其中一张照片有我，就专门去向报社要了一张来留作纪念。
刘少奇同志到我们学校来参观，是因为浙江大学搞科研历史上就有好传统的。刘少奇同志参观的几个地方，都是浙大当时科研搞得最好的地方。像到我们光仪系来，我们这个系这个专业一直在搞科研。包括到了“两弹一星” 的时候，能拍到原子弹爆炸瞬间的250万分之一秒的高速摄影机，就是浙大光仪系研制的。刘少奇同志看了我们这里，还到电机系看了双水内冷的实验室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第一个发明奖就是颁给浙江大学的双水内冷电机。
他还参观了另一个实验室就是现在机械能源学院的旋风炉。
当时我们学校很注重工科学生的实践活动，所以我们做毕业设计的时候都要到工厂里去拿实际的题目来做的。我做的题目是在南京的测绘仪器厂，做一个农村用的水准仪。我设计完了画好图纸以后，还要送到车间去生产。
我跟到车间去看他们怎么生产，回校的时候它已经做出来了。以后每一届的学生都是这么做的。1965年，我跟另外两位老师带了二十五个同学到南京大学，替他们天文系设计太阳望远镜。那个时候我还不到三十岁，我们几个老师带了二十五个学生，把一个大型的太阳塔的机械设计全部做下来了。这个设计1965年做完，1966年就“文化大革命”了，所以就没有生产。到了70年代比较稳定的时候才开始生产，生产以后到1982年正式鉴定。这个项目先是拿到了江苏省的科技成果二等奖，然后又申报了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所以说，浙江大学科学研究的传统应该是从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
“文革”期间参与筹建激光专业
“文革”的时候，我在系里兼任专业党支部书记，不算是当权派，按道理应该斗不到我头上。但是当时有个很糟糕的情况是我一直接受不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没像现在懂得那么多，只是总感到与毛主席一贯的教导不一样。所以人家去造反我就不去参加，不仅不去参加还保护这些学校的领导，所以就变成“保守派”、“保皇派”了。因为这个缘故我老要挨斗，再加上当时也有对林彪不满的思想，讲了一些话，老是被人家审查。“炮打林副主席”是“反革命”啊，所以我“五七干校”也去过，诸暨的农村劳动也去过，到浙江光学仪器厂劳动也去过。1966年到1973年之间，日子一直都不太好过。我去“五七干校”的时候，我太太也是老师，就同我一道去了。那时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一个女孩一个男孩，都在念小学。所以我一想，就说，全家都去吧。去了以后我女儿睡在我太太的宿舍里，儿子睡在我的宿舍里。当时确实比较迷茫，那时写了一首诗：“奉命干校去，挈妇又将雏。昼见蛇蝎舞，夜闻鹰隼哭。闲觅青山路，累抱黄酒壶。螺蛳当佳肴，一醉万事无。”这首诗写完后一直没敢拿出来，到前几年才拿出来。
我这人天生乐天派，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该做什么事该说什么话我还是会继续做我的事说我的话。在“文革”期间搞工科的人没有实验室，没有设计项目给你，你就很难做。当时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看了不少文学的书，陆游、辛弃疾的诗词等等，因为我中学有点基础。
大概1973年左右，我就恢复工作了，恢复工作以后党籍也恢复了。1973年毛主席发出号召：大学还是要办的。我们光仪系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就是1973年进来的。
恢复办学后不仅是原来的专业恢复了，还办了新的专业，我当时就组织筹建了激光专业。1958年我毕业的时候，激光这门技术还没出现。激光最早出现是1960年，但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激光发展非常快，所以在“文革”期间尽管我没有太多机会看书，但还是看了有关红外技术和激光技术的一些书，知道跟上新兴学科的发展。
实际上我在毕业以后的第二个学期就开始给学生上课了，按现在的情况是无论如何不可以的。当时是因为教师太少，我毕业的时候原来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的老师到苏联去留学了。这门课没人上了，我又在光学车间，所以让我第二个学期就上光学玻璃工艺学这门课。除这门课以外，我还开过物理光学仪器、光谱仪器学的课，后来还开了激光技术与仪器的课，一直教到1982年。1983年我离开学校。
暂别浙大，难舍求是情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学校要我担任光仪系的总支书记，另外也是当时浙江大学的党委常委。1980年学校开党代会，我担任了浙江大学的党委副书记。1981年中央要选拔一批干部，当时叫做第三梯队，按照小平同志“年轻化、专业化、革命化、技术化”的要求，学校就把我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
当时要我到杭州市委去的时候，党校回来不久组织找我谈了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最后答应，是硬调出去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愿意不愿意都是要去的。 离开浙大后，只要有空我还经常回浙大来看一看，每次回来，我都要特别看一看玉泉门口那棵雪松。说起来，那棵雪松可以算作是我保护下来的。
玉泉校区的门口原来是一大排树，中间没有门，门在两边，一进一出。后来因为有同志反对这样做，就要把这一大排树移了，在中间做了个校门。学校准备把一排的雪松都移开。杭州有个规定，移树一定要保活，但是有一棵树特别大，很难移。当时机械系有一个同志说给他三百块钱，他去铺上路轨就可以把它移活。学校也同意了，那时候我还在学校里当党委副书记，就每天跑到门口去看，发现那棵树留在那里好像也没什么大影响，它离开校门有一段距离，而且比较中间，也不是很偏。我想，万一移死了怎么办？再说，我认为一个校门，从中国人的建筑美学的观点看，有个屏风比较好，这棵树可以看作是屏风。所以看了一礼拜以后，我就向当时的党委书记刘丹同志提出，那棵树是不是可以不移。他是非常爱护树木的，我说万一移死了也不好，现在这里留一棵树还是挺不错的。后来我每天陪他下班，下班就陪他去看，看了一个礼拜，就定下了不移，所以就保护下来了。对那棵树我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离开浙大以后我每一次回到学校里，都要去那棵树旁边看看。
1983年我到杭州市委工作，实际上工作了一年多一点，到1984年的10月份，中央组织部来通知要调我到香港去工作。当时《中英联合声明》已经草签了，香港要进入过渡期，因此那时候要增派一批干部到那里去。我去的时候已经到了1985年的7月，因为中间办手续等。那时浙江省委也不同意我调，说是借调给他们，借两年，这样才去的。谁知道一借就去了十三年。
重回求是园，主持四校合并
在见证了香港回归这一庄严的历史时刻后，1998年4月，我回到了暂别十五年的浙江大学，担任新浙江大学合并领导小组副组长，筹建小组长，负责主持四校合并工作。
浙江大学的合并有历史原因。解放前的浙江大学本来就是个文、理、工、农、医、法、师范齐全的综合性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把浙江大学的一部分教师调到了中国科学院以及其他一些着名大学去了。留在这边的一分为四，成为四个学校。工科的主要保存下来，师范学院和文理学院的一部分成立了浙江师范学院，就在现在我们之江校区那个地方，后来1958年改成杭州大学。农学院当时成立了浙江农学院，就在现在的华家池校区，后来成为浙江农业大学。医学院那时叫浙江医学院，后来成为浙江医科大学。
原来这么好的一所大学分开了，而且很多着名教授都被分到其他学校去了，老师们更是感觉到原来那么好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分开很可惜，作为学生我们当然受教师影响很厉害。特别是留了工科没有理科，理工是很难分的，所以到1957年浙江大学在所有的工科学校中率先恢复了理科。后来路甬祥当校长的时候提出以理工为主、理工结合，人文经管、综合发展的办学思想。
浙大一直有要求恢复综合性大学的想法。1979年我们老校长刘丹同志带了七个教授到美国去访问，他考察了美国的大学以后回来结合中国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浙大要恢复为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我当时已经是党委常委，第二年就是党委副书记，我一直非常支持这项工作。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没搞成。到了90年代，母校有了这个机会，我是赞成的。
当时也是路甬祥同志最早来找我谈的，我说这是好事，但是我也知道真的做起来很困难。要不要接下这个任务？我当时反复考虑了四个多月。身为浙大人，我深知这项任务的意义，也了解这项工作的困难和艰巨，尽管四校同根同源，但因为历史原因，毕竟分开已有四十五年之久，四校合并千头万绪，足以让你寝食难安。自己能不能挑起浙大的千斤重担，实在心中没数。
最终我还是答应下来了，所以答应，原因三条：一是当时恰逢中央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我曾经有多年教育和科技工作的经验，对此重大意义体会深刻；二是合并可促使浙大加快学科交叉和融合，帮助浙大再上一个台阶，实现多门类、多学科综合性发展；三是合并是老校长刘丹同志和许多浙大师生多年的愿望。
1998年4月，我结束了在香港的工作，回到杭州，和潘云鹤同志及其他十一位原四校老领导一起开始筹建四校合并。当时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校区分散，建制不同，队伍庞大，设置重复，原先四所学校、六所附属医院教职员工共一万五千人，管理困难，有人用个形象的比喻是“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当时有人担心合并容易融合难，真正融合，也许要一代人的时间。我说，不可能也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用一流的办学目标来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筹建过程中，我逐一拜访了原四校的老领导和各界知名人士，听取意见，吸纳好的建议。在院系组建过程中全校先后召开了八十多次座谈会，收集各种方案和建议两百多条，反复研究和论证。
1998年9月15日上午9点，对浙江大学来说是个历史性的时刻。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宣告四校合并后的新浙江大学正式成立。他对新浙大的寄语是：“这不但是浙江大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而且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影响深远。”浙大给我最深的影响是它的“求是”校风，那种朴实、勤奋的精神。这种精神如果落实在我们一生的工作当中，做任何事都会实实在在，不求虚名，一定不会弄虚作假。所以我回到学校的这几年，每个学期每个学年提出的工作计划，或是哪一项工作目标，都会提出要坚持踏实的作风。“求是”精神的内涵是很多的，比如说“求是”就是要“求真、求善、求美”，求是精神就是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奋斗精神、牺牲精神和开拓精神。追求真理，敢于创新、勇于创新，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校歌里也提到过。所谓求是，讲的是作风和精神。
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做什么事都认认真真去做，搞科学研究一定要把最终结果探索出来，做一件事一定要使它有效果。这是我在浙大几十年最深的感受。
在四校合并之后，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目标，就是在建校一百二十周年的时候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向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发展，五年打基础，十年见成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几年，我们花了大力气，不仅聘请了着名学者出任新组建的二十个学院的院长，还请来一批批重量级的海内外名人执教。我还利用我在香港的人脉，请来金庸出任人文学院院长，并说服一批香港的实业家为浙大的科研、教学、人才培养慷慨解囊。
2004年7月，由于年龄原因，我从浙大党委书记一职上卸任，但我的心还是留在浙大，留在求是园。这几年，作为浙江大学发展委员会主席，我还是利用各种机会为浙大做事情，希望母校能发展得越来越好，能早日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