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到1947年4月的一年半时间里，张爱玲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然而复出的念头是早已有了的，早在蛰伏的时候，便已经计划着将来了。这时候的张爱玲倒不再像是以前一味地为了出名了，只是日子还要过，母亲的钱还要还，胡兰成的钱亦是不能欠下的。
她已经沉默了太久，她要爆发。蛰伏复苏的时候，她要春雷滚滚，让世界震动。她要惊蛰，她要叫醒混混沌沌中的人们，她要她出来之后便是春分，她要向世人证明她的冬天已经过去，她要开始她新一轮的生命，她要为四季时序划一道界。
在沉寂一年半以后，张爱玲于1947年初正式要“惊蛰”了。
此次复出，她开始向电影业进发，写作电影剧本。其实写作电影剧本的经历，早在1946年的7月份便是有过了的。那次也还是柯灵牵的头，他邀请张爱玲去参加一次宴会，为她引见了几位电影界的朋友。电影的天地便是那次之后向张爱玲敞开大门的。
其实柯灵也是受人之托。原来有个叫桑弧的年轻导演，久闻张爱玲的盛名，对张爱玲是仰慕已久的，而在观看了她的话剧《倾城之恋》以后，则起了要与她合作拍电影的念头，但又担心张爱玲孤傲的性格会将他拒之门外，因此不敢冒昧地向张爱玲谈合作事宜，于是便托柯灵出面牵线搭桥。
这次会面，桑弧等人绝口未提电影之事，只当是先熟识了，为以后的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事实证明这样的策略是成功的，此后他们与张爱玲的合作持续了六年，直到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
这次宴会是张爱玲战后第一次参加的集会，为此也是特意准备了一番的——“虽然瘦，究竟还年轻，打起精神来，也看不大出来，又骨架子窄，瘦不露骨。穿的一件喇叭袖洋服本来是姑姑一条夹被的古董背面，很少见的象牙色薄绸印着黑凤凰，夹杂着暗紫羽毛。肩上发梢缀着一朵旧式发髻上插的绒花，是个淡白条纹大紫蝴蝶，像落花似的快要掉下来。”而她给人的印象则是“沉默寡言，带着女性的矜持，大约是她‘敏于思而讷于言’吧”。
那次之后，她与桑弧导演便逐渐地建立了联系。
《传奇》（增订本）的出版也是有赖于此的。张爱玲与桑弧熟识，因此与在文华公司负责宣传的龚之方也渐渐熟悉，于是托龚之方帮忙出版事宜。龚之方与桑弧为此都出了不少力。
封面的设计是张爱玲尤为满意的。书名是书刻名家邓散木先生所题，庄重的基调先已奠定。而封面的编排设计则是由炎樱亲自操刀。封面的构思相当独到——封面的下方是一个古代的厅堂，一张四方桌，太太在玩骨牌，奶妈与孩子在一旁看；画面的上方，却是一个巨大的没有五官面貌的现代女子，从窗户里探进来，幽魂一般地观望打量。
张爱玲对此说过：“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画面有使人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氛围。”
《传奇》（增订本）的问世，一方面是投石问路，另外一方面也很是给张爱玲鼓舞了一些士气的，同时也增进了双方的合作。对于张爱玲来说，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关键在于，她拿了稿费，寄去给了胡兰成，终于不再欠他什么，可以随时和他离婚的了。
《传奇》出版之后，桑弧与龚之方一起登门拜访，洽谈电影剧本写作事宜。张爱玲最终应承下来。没过多久，她便写出了《不了情》。
《不了情》于1947年4月在上海公演，是张爱玲复出的“第一炮”。影片是桑弧本人执导的。张爱玲虽然顶着骂名已是在文坛沉寂了一年有余，1946年底才重出了《传奇》，然而她的文才是毋庸置疑的，她的声名仍然是远播着的。这个电影，编剧就是她，加之男主角刘琼、女主角陈燕燕都是当红明星，因此影响很大，轰动一时。
果然不出张爱玲所料，春雷是滚滚而来的了。 “第一炮”打得如此之响，张爱玲与桑弧等人便都有了信心，于是双方继续合作，作品接二连三地出来了。
没多久，张爱玲的第二个电影剧本《太太万岁》也脱胎而出。电影上映之后，效果还是很好的，红极一时。当时上海四大影院同时上映该片，仍是场场爆满，一连放映了两个星期。报纸上有评论为“巨片降临”，这样的评价是不错的。就连在温州的胡兰成也去看了一场，也说是观众反响热烈的。
然而，张爱玲不知道的是，春分之后便是清明了。清明的天气最是惹人烦厌，尤其是对于想要姹紫嫣红满园春的张爱玲来说。雨下得绵长又阴郁，将一切都笼罩在烟雨蒙蒙之中了。哪里只是雾里看花看不分明呢？密雨中的事情一样是不真切的。
不仅是这不懂得看人心愿的天气，就连这时节都仿佛是专门为了她而设的，既像是对她过去的埋葬，又像是对她现在的祭奠，更像是对她未来奠定了灰色迷蒙的底色了。是呵，她终究只是个人，怎能“与天公试比高”呢？
先是改自《不了情》的小说《多少恨》，与此前同为复出之作的《华丽缘》一同都发表在《大家》上，然而反响不佳。再是《太太万岁》乐极生悲，招来了许多左翼人士的攻击。
如果说《华丽缘》与《多少恨》的不成功还是因为张爱玲本人状况的不佳所致——抗战胜利后，张爱玲试图改变文风，向普通大众靠近，反弄得“画虎不成反类犬”——那么，《太太万岁》的祸端则真是不速之客、飞来横祸了，于张爱玲是真真的冤屈。
《太太万岁》叙述了一位叫陈思珍的悲剧性人物。她在家中没有地位，虽费尽心思讨好丈夫与婆婆，还是没有好下场。张爱玲在经过此前一年多的“风雨洗礼”之后，为人开始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大概是料想也许会有人以此为攻击的目标，因此电影上映之前，她还特地发表了一篇名为《〈太太万岁〉题记》的文章来做“盾牌”的：“《太太万岁》是关于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可以有好几个她。”
“我并没有把陈思珍这个人加以肯定或袒护之意，我只是提出过有这样一个人就是了。”
“出现在《太太万岁》里的一些人物，他们所经历的都是注定要被遗忘的泪与笑。”
然而即使是这样，还是堵不上“流言”的“嘴”。
许多激愤的文人看客，或是由于浅薄无知，或是本来就没安好心，在各大报纸上对《太太万岁》及张爱玲本人都进行了激烈的攻讦。张爱玲此时又采取了同此前一样的应对办法——沉默。从始至终，她对这场“文字狱”都未置一词。
自此之后，张爱玲又进入低潮时期——本已在筹拍中的《金锁记》因为这一场风波戛然而止，《大家》又停了刊的。于是，张爱玲也随之搁笔了。
再次的复出则是在1950年了。
那年，龚之方重办了一份《亦报》，又来请张爱玲出山，请她写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报上发表。张爱玲随即以梁京的笔名在报上连载了《十八春》，反响异常热烈。张爱玲的清明、谷雨大概是过去了吧，夏天的影子婀娜地现了一现，不知道会不会长久。
她再也不敢下怎样的宏愿了——她对自己的身份是逐渐地认清了。她终于觉得自己不过是滚滚洪流中的一簇浮萍，漂到哪里是哪里，无依无靠，亦无牵无绊。水涨船高的时候，她也跟着涨；天旱水涸的时候，她也只有径自枯萎的份，除了她自己，又有谁在乎呢？甚至连她自己都不再在乎些什么了——母亲、父亲、姑姑、弟弟、胡兰成，有哪一个值得她牵绊的呢？她本也就是淡漠惯了的。
她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说的是她做“无良”护士的一次经历。病房里的病人痛苦地呻吟号叫，她只觉得不相干，无动于衷，置之不理。后来病人死了，她亦没有怎样的心痛。而对于小孩子，她亦没有怎样的喜爱，她也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因为觉得如果有小孩，一定会对她坏，替她的母亲黄逸梵报仇。
最易令我们心生怜悯之情的病人与小孩，于她来说都是不相干的事了。命运已将她值得爱的与爱她的都剥夺去了，连爱与被爱的权利都没有，她何不乐得做一簇浮萍呢？虽然孤独，毕竟自由，亦是不会再受伤害的了。热闹于她是不相宜的。热闹之处，于她皆是伤痛，再无其他。
彼时的张爱玲已经是从绚烂归于平淡的了。经过两场“飞来文祸”，作品的文字已不复之前的张扬跋扈、毕露锋芒了，她开始学着“低眉顺眼”。当年她还担忧胡兰成在乡下的日子是寄人篱下，却不想她现在亦是寄人篱下，看人家的脸色吃饭的了。
她在报上连载的《十八春》，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的小说《普汉先生》改编的，一边登一边写，好看着大众的反应来设置一些迎合众人口味的情节。小说自然是大获成功的。
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市民的精神需求，一方面又一次振了自己的名声——尽管署的作者名是笔名梁京，但大家也几乎都能“嗅”出来是张爱玲的味道。再说得遥远一些，对马宽德及其小说的传播也是做出不小贡献的。在张爱玲自述《十八春》是改编自《普汉先生》之前，很有些人都是不知道马宽德其人的，直至因了张爱玲而溯源至《普汉先生》拜读之后，方才知晓。
这大约也可算作是“三美团圆”的了。只不过胡兰成团圆的是女人，张爱玲团圆的是文字。这是决定了他们一生的走向的。
《十八春》是1950年3月开始连载的，到7月份，上海召开第一届文学艺术代表大会，邀请了张爱玲参加。
到场之后，“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诗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布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
“张爱玲当时坐在会场看眼前的光景，心里想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
从声名正盛、与胡兰成相识时的二十四岁，情场、文场皆得意，到而今经历大起大落之后坐在文艺学术代表会会场后排看尽世间百态的三十岁，茕茕孑立，不过才六年。然而这六年，就像是耗尽了她一生的感情、才情与精力一样，回首看的时候，竟已是恍如隔世了。
也许《十八春》里的两句话道出了已然告别青春的张爱玲对自己的人生最深切沉痛的看法：“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我们回不去了。”
张爱玲的“兴兴轰轰橙红色时代”，永远地回不来了。
年轻的时候，她还哭过，为着“发现无论什么事都有完的时候”。现在，命运轮转，一切都应了她“发现”的，她却再也不会掉一滴泪了。
雨是早已下完的了，是的，倾盆大雨也是有下完的时候的。雨后的世界是清晰的，一如她的情感是清醒的。雨后看世界，正是最好的时候、最佳的视角。世事此时对于任何人都是没有抵抗力的，因为它经过雨的洗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