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让人厌恶的特殊的环境，污浊的空气、流血的伤口、神经质的病人、扭曲的灵魂……这里的病人多是中流弹的苦力，还有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
病人的日子悠长如白开水，上头派给他们的工作是捡米，除去米里的沙石和稗子，时间久了，这份工作机械而单调。但在寂寞的病中岁月里，他们似乎喜欢上了这份工作，至少可以打发时间。
原来的男生宿舍改成了餐室，里面躺着三十几个病人，沉默、烦躁，又散发着臭气。腿动不了，脑子仿佛也是不动的，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或者压根儿不想思考。
因为枕头不够高，他们的床被推到柱子跟前，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地躺着，从朝霞满天到夕阳如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如果不是那间或眨动的眼睛，你会觉得这是一些木头人。
太阳照在玻璃门上，透亮得刺眼，玻璃上糊着防空纸条，经过风雨，也已撕去一大半了，只留下些许斑驳的白迹子，尤其是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影影绰绰的剪影，怪吓人的。风雨的夜里，还会偶尔听到女人断断续续的抽泣声，让人心里陡的一阵寒噤。
可是，爱玲不怕上夜班，她可以坐在屏风后看书，还有特地送来的牛奶面包当消夜。唯一要做的便是，病人大小便，要她们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盆）的音译］或是“二十三号要溺壶”。
也许，唯一令人遗憾的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在深夜。
在这样沉闷的空气里，也有一些戏剧性的场景。
有个肺病患者比较有钱，便雇了另一个病人服侍他，常替他外出买东西。后来，医院院长发现了，觉得病人穿着病院制服满街跑，太不成体统，大发脾气，把二人都撵了出去。
还有一个病人，偷藏了医院的物品在褥单底下，包括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后来被发现了。其实，这些东西对他来说有什么用呢，贪婪、占小便宜、自私是人性的反面之一吧。
肉体的伤痛，会不会也能造成心理上的扭曲。爱玲觉得：“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爱玲曾用冷峻的笔调记录过一个病人，心理有些变态的病人。
这个病人的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极了，面部表情却趋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张着，仿佛抓挠不到痒处地微笑着。
他整夜整夜地叫唤着：“姑娘啊！姑娘啊！”声音悠长，颤抖着，有腔有调。可是，没人理他。
他不停地呻吟着，声音忽高忽低地在暗夜里回荡着，让人心烦。终于，整个病房的人都醒了，实在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
爱玲不得不放下手里的书，阴沉着脸站在床前：“要什么？”他想了想：“要水。”其实，他就是想有人给他点东西，不管什么都行。爱玲告诉他厨房没开水，就默默走开了。
他叹了口气，安静了一会儿，又叫了起来。他已叫不动了，可还是在哼哼：“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
也许，身处痛苦、孤独和绝望中的人们，需要的只是人们的重视与关怀，就这么简单。
凌晨三点，爱玲的同伴们都在打盹，她出去烧牛奶，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房去。此时多数病人已醒了，眼巴巴地望着牛奶瓶，彼时那是比卷心百合更美丽的。
爱玲来到厨房，用肥皂使劲洗黄铜锅。锅上腻着油垢，工人们曾用它煨汤，病人曾用它洗脸。水冰冷无比，淋到手上像刀割一般。洗了很多遍，仍觉得洗不干净。
她把乳白色的液体缓缓倒进去，蓝色的煤气火焰，铜锅坐在上面，仿佛一尊铜佛坐在青莲上，清静，华丽。
爱玲沉浸在这种温馨的气氛中，感受着难得的平静。可是，拖着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又追到厨房来了，那声音忽高忽低、忽长忽短、气若游丝，像发自地底的。
厨房只点了一支小小的白蜡烛，风一吹，小小的火焰好像马上会被熄灭，爱玲突然害怕起来，她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怒，又发慌，同时又对人生充满一种无可名状的幻灭感。
看多了生死伤痛，人是会麻木的吧。
那人还是死了。那天，天快亮的时候，学生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了厨房里。对他的死，大家都是高兴的。
爱玲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酸酸甜甜的，她却怎么也咽不下。
她想起了那人在暗夜里“姑娘啊……姑娘啊……哎，姑娘啊……”的呼喊声，想起了他望着牛奶瓶时绝望的眼神，忽然觉得，那是一个濒死的人在呼救，而她和他们却一点点温暖都不肯给他。
现在，窗外鸡在叫，天亮了，他已经死了，不再痛苦，而麻木、自私的人们继续生活，若无其事地。
可以说，在港大的三年是爱玲创作道路的“储备期”，她后来的很多作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端倪。从圣校在读，到不久在文坛声名鹊起，这期间的作品有着“质”的飞跃，是与这三年的刻苦攻读及生活体验分不开的。
《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等，都是以香港或港战为背景创作的。散文《烬余录》更是全面讲述了她在香港读书生活的情景。
对爱玲而言，香港是座有着特殊意义的城市。在这里，她度过了最好的三年青春，这里有她年轻的美丽的梦。而十年后，她再次离开这里时，竟是永别了祖国，开始了四十余年的异国漂泊。
命运弄人，战争毁了爱玲在港大的成绩单，留学成了泡影，她的梦再次被摧毁。
1942年初，爱玲和炎樱搭上了回上海的轮船，有炎樱的陪伴，她的伤感少了许多。上海，有着她童年和少年时的足迹，有些回忆虽不愉快，但毕竟有一种家乡的亲近感。
坐在船里，望着蔚蓝如昔的海，时光在飞快流逝：“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有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