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票终于买到了！
1938年9月中旬，萧红和李声韵结伴，搭上了去重庆的轮船。不料船到宜昌，李声韵突然病倒，被送进医院。萧红只得一个人继续换船前行。
在天还没有放亮的码头，她在忙乱中被纵横的缆绳绊倒。怀着将足九个月的身孕，手中还提着包袱，她想挣扎着爬起来，但实在是没有支撑身体的臂力了。
“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她痛苦地想着，可是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孩子什么事儿也没有。
衰弱和疲倦向她袭来，她索性平静地躺下了。船不会等她，早已沿着江水逆流而上，不见了踪影。
江上一片深黛，四野悄无人烟。滔滔浊流映着夜空中仅剩的几枚星，越发显得稀疏寥落，偶尔泛起的波光，一眨眼便被那笼在水波上的薄雾抹得模糊了。
恍惚中，似乎回到了呼兰河畔，回到了祖父的后园里，年少时的夏夜，也是这样静静地躺着，躺在湿软的草丛中，看着夜，数着星，回味着祖父教过的诗句。祖父念：“少小离家老大回……”被祖父宠溺着的小孙女也跟着念：“少小离家老大回……”
梦醒了，祖父的后园不见了。隔着夜，隔着天——抑或隔着生与死——不知家在何处。
她忍不住想到了端木，自己的丈夫。一个多月以前，在她的劝说下，他顺从了她的意志，离开了她。可是现在，她无助地躺在这异乡的码头上，多么希望有个人能陪在她身边啊！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可以为她遮风挡雨呢？要是萧军在，一切会不会不一样呢？他的身影又浮现在了她的眼前，突然“咯噔”一声，她感到了结痂的伤口突然迸裂的痛。
无名的愤懑不觉涌上了心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天将亮的时候，她才被一个赶船的路人扶了起来，等到下一班船，继续拖着沉重的身体赶往重庆。
端木蕻良只身到达重庆后不久，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的邀请，任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兼职教授，兼复旦大学《文摘》副刊主编，暂住昌平街黎明书店楼上。由于住房紧张，萧红来到后，端木暂时将她安置在他的同学兼远亲范士荣家中，范家夫妇对萧红非常热情，专门为她准备了一间小屋让她休养。
端木忙于任教、写作、办刊的种种事宜，又丝毫不懂得如何照料产妇，让萧红不得不为自己的生产问题忧心。一个人待在范家，人地两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情急之下，她想到了多年来的老朋友——罗烽白朗夫妇。
1938年6月，白朗带着刚出生半年的婴儿，和罗烽的母亲一起从武汉坐船抵达重庆，八月初，罗烽和端木坐了同一班船随后赶来，托人在江津找到一间房子，将家搬去。罗烽不常回家，多数时间在重庆临江门横街三十三号楼的“文抗”会所忙工作，家里只有白朗和婆母一起照顾不到一岁的孩子。这些年来，在山河破碎的日子里，尽管大家都在为了事业和生活而奔波忙碌，但朋友间的情谊却一直保持着，尤其是萧红和白朗这对女友，更是情同手足。若是萧红去白朗家待产，一定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端木也认可了萧红的这一想法，两人随即去信询问，白朗很快就回信说，欢迎萧红去他们家。就这样，萧红抵达重庆不久，就只身坐船去了江津的白朗家，等待这个让她焦虑不安的小生命降临人世。
一个多月的待产时光里，因为生活的安定，萧红得以静心地投入创作。10月上旬，她完成了散文《鲁迅先生记（一）》，并将1937年10月刊发在《七月》上的《在东京》一文改题为《鲁迅先生记（二）》，在恩师逝世两周年的日子里，用文字表达自己虔诚的祭奠。此后，她又完成了短篇小说《孩子的演讲》和《朦胧的期待》。
在写作之余，萧红靠写信和裁制衣服打发日子。她的心灵手巧，在给萧军做“礼服”那件事上已有充分的体现，这时，她为自己做了一件丝绒旗袍，不但十分合体，而且还绣了花边。
1938年底，胡风和梅志夫妇搬到山城后，萧红前去拜访。那一天，她穿着一件自裁自缝的黑丝绒长旗袍，手执梅花，亭亭玉立地出现在梅志面前，高贵清雅的气质让梅志眼前一亮，只觉得她真美，都忘了普通的应酬，拉着她的手，就像他乡遇故人似的亲热。
梅志在回忆中赞叹道：
她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衣人也就颇有神采了。我还看到过她穿的另一件她自己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她用白丝线绣上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穿上它可显得雅致大方。我心想原来她是爱美的，也很有审美力，过去是没时间？没心情打扮自己？
自6月在武汉分别后，时隔四个月，萧红与白朗在重庆的重逢似乎并未给两人带来应有的快慰。白朗发现，和端木在一起后，萧红“感情的突变是非常显著的”。她回忆道：虽然整天住在一个房子里，红却从不向我谈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她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肯吐露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着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总使人感到是一种忧郁的伪装呢？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末，无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我们无从知道萧红不愿告人的隐痛是什么，或许，是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孩子感到不安？或许，她的内心深处其实也在怨恨着端木对她的不闻不问？——只是，这是“自作孽”，朋友们一向都不认可她嫁给端木的决定，现在她受了委屈，还有什么脸面向人诉说呢？
1938年11月，白朗把即将临盆的萧红送进医院。在这家私立小妇产医院里，萧红顺利生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孩子有着和萧军一模一样的低额头和四方脸，但出生仅三天后，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离开了人世。
关于幼子夭折的往事，萧红一直讳莫如深。白朗的女儿金玉良在《一首诗稿的联想——略记罗烽、白朗与萧红的交往》一文中，写下了母亲告诉她的故事：“白朗早早晚晚去医院送汤送水照顾萧红母子。一天，萧红对白朗说牙疼，要吃止痛片。白朗给她送去德国拜尔产的‘加当片’，这是比阿司匹林厉害得多的镇痛药。第二天一早，白朗照旧去医院，萧红告诉她孩子夜里抽风死了。白朗性格率直爽朗，遇事少转脑筋。听到这突然的消息，马上急了，说：昨晚孩子还好好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她要找大夫理论。而萧红死活阻拦不让找大夫。”
又据曹革成《我的婶婶萧红》一书的记载：萧红产后，罗烽写信告知端木蕻良：“产一子，已殆。”端木立即去信安慰萧红，并告诉她，正在找房子，将为她安置一个安静的家，回来即可投入创作……
而端木蕻良晚年在接受采访时却说，萧红出院后，从未和他提及孩子夭折的事，也未向他做过任何解释。
从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在理智上，萧红并不想要这个孩子，对孩子的死也有意表现得极其冷淡，这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她送走第一个女儿后，在萧军面前的强作镇定。
当年的忍痛割爱，或许还有一层原因是她与萧军生活的困窘，大人都吃不饱饭，自然更没有能力养活孩子。而这一次，即便是在战乱中，以萧红的收入，想给孩子一个像样的生活，也是不成问题的，然而，自从和端木在一起后，萧红便千方百计地想要打掉这个孩子，无奈一来错过了堕胎时机，二来亦没有堕胎的条件。
萧红并非不爱孩子。她喜欢鲁迅的孩子海婴，也喜欢胡风的孩子晓谷。海婴和她的关系自不必说，晓谷每次看见她，也都是高兴地喊“萧姑姑”“萧姑姑”。对于萧红孩子的夭殇，梅志曾写下自己的“不解”：这当然是萧红的不幸！但她绝对不是不愿做母亲，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利？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我无法理解。不过我对她在“爱”的这方面更看出了她的一些弱点。
这段话似在隐隐地表明，是萧红的“弱点”，剥夺了她做母亲、爱孩子的权利。这“弱点”不言而喻，正是端木。——她是为了端木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萧红在心里一直感激端木接纳了怀着萧军孩子的自己，正因为端木待她的这份情，让她也必须为端木考虑。她很清楚，不论是孩子的出世、成长，还是孩子日后将招致的纷纷议论，对于端木来说都必将是深深的伤害。她不愿让萧军的孩子毁掉端木本应有的幸福。
作为端木的新娘，孩子的早夭让萧红感到解脱；然而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在六年之中一连失去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怎能不痛？怎能不悔？怎能不恨？在那些午夜梦回的时刻，听到记忆里孩子的哭声，面对良心的拷问和谴责，那份撕心裂肺肝肠寸断的疼痛，她只有独自咽下，独自饮泣……
这一生，萧红再也没有怀过孩子。或许，真的是命里注定，她只能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孤独地来，亦孤独地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