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天，萧军在小饭馆里偶然结识了革命青年金剑啸。金剑啸比萧军小3岁，曾在哈尔滨晨光报社担任文艺副刊《江边》的编辑，后赴上海学习美术，193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8月，他受组织委派回到哈尔滨，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将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革命文艺气息带到了东北文坛。
不久，由于志趣相投，这位相貌俊朗的文艺才子立即成为萧军和萧红的好朋友。11月下旬，为了救济水灾难民，金剑啸发起举办了“维纳斯助赈画展”，得到了许多成名画家的支持。萧红也为他送去两幅粉笔静物画，一幅画的是两根萝卜，另一幅画了一双半旧的傻鞋和两个山东硬面火烧。当时，二萧还住在欧罗巴旅馆，这也是萧红仅有的可以作画的静物。
画展结束后，由金剑啸发起，参展画家们成立了“维纳斯画会”，画会经常在哈尔滨知名画家冯咏秋家里开办沙龙。冯咏秋居住在道里区水道街公园附近一幢俄式平房里，与之同住的还有黄之明、袁淑奇（后改名袁时洁）夫妇。屋外是一片宽阔的花园，屋主在其中种花植草，种植最多的是牵牛花，每逢盛夏，满园怒放的牵牛花一片姹紫嫣红，冯咏秋的家因而有了“牵牛坊”的美称。
渐渐地，“牵牛坊”的沙龙成为哈尔滨进步文化人士的聚会。“牵牛坊”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织一个隐秘的接头场所，有时，这里也进行着秘密抗日的工作。经常前去的有金剑啸、罗烽白朗夫妇、舒群、达秋、白涛、刘昨非、吴寄萍等。大家把热情好客、乐善好施的“牵牛坊”主冯咏秋戏称作“傻牛”，黄之明和袁淑奇则分别得到了“黄牛”和“母牛”的绰号。在这里，萧军和萧红认识了许多喜爱文艺的青年朋友，萧军发现，自己和黄之明原来是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同学。萧红与袁淑奇也格外投缘，常亲昵地唤她“小蒙古”。新结识的朋友们热情地欢迎二萧的加入，高兴地说：“‘牵牛坊’又牵来两头牛！”
由于扩大了交往的范围，二萧渐渐从一己的痛苦中走出，参与到社会中去。也正是从“牵牛坊”的聚会开始，萧红慢慢步出了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百无聊赖的生活因而有了生机与转机。
承载了太多辛酸和苦难的1932年终于过去。除夕夜里，二萧去“牵牛坊”和朋友们一起狂欢。聚会临结束时，袁淑奇递给萧红一个信封，告诉她回家以后再看。回到家里，萧红拆开信，意外地发现信封里竟放着一张10元钞票——袁淑奇知道二萧在物质生活上的一贫如洗，为了让他们能过一个相对宽裕的新年，特意准备的。朋友的善解人意让二萧感动不已，也让他们真正感受到了新年的喜悦。
1933年初，萧红在“牵牛坊”友人的鼓励下，创作了纪实散文《弃儿》和小说《王阿嫂的死》，并以“悄吟”的笔名发表在当时一些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上。久别校园的萧红，文笔并没有生疏，相反，在生活的磨炼中愈加纯熟、细腻。
处女作的成功，激发出了萧红酝酿已久的创作欲望，从此一发不可收，又陆续发表了《看风筝》、《小黑狗》、《中秋节》等真实表现困厄生活的散文。萧红的才华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她正式踏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1933年8月6日，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控制的长春《大同报》文艺周刊《夜哨》创刊，直到同年12月24日被迫停刊，共出21期。萧红始终是主要的撰稿人，发表的重要作品包括小说《哑老人》、《夜风》，散文《渺茫中》，诗歌《八月天》等。
写作不仅让二萧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更让他们看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两人开始肩并着肩，在这条他们热爱的道路上，努力奋斗下去。
1933年9月初，《国际协报》上刊载了一则出书广告：三郎、悄吟著之《跋涉》，计短篇小说十余篇，凡百余页。每页上，每字里，我们是可以看到人们“生的斗争”和“血的飞溅”给以我们怎样一条出路的线索。现在在印刷中，约9月底全书完成。
10月初，在舒群等友人的资助下，萧军和萧红的小说散文合集《跋涉》自费出版。其中包括萧军的作品6篇：《桃色的线》、《蚀心》、《孤雏》、《这是常有的事》、《疯人》和《下等人》；以及萧红的作品5篇：《王阿嫂的死》、《广告副手》、《小黑狗》、《看风筝》和《夜风》。并在书的最前面，刊出萧红的小诗《春曲（一）》，这正是萧军初见萧红的时候读到的那首纯真美丽的诗作。
《跋涉》以《五日画报》印刷社的名义出版。在当时，由于没有经过日本人审查，这是一部非法的出版物。但它却带给了二萧无比的欣喜和激动。为了庆祝书稿的开印，萧军提议去吃外国包子。萧红到吧台要了两小杯伏特加，向萧军表示祝贺。回家后，两人又决定去松花江游泳，对于两个囊中羞涩的年轻人来说，这就是最适合他们释放兴奋的狂欢。江水浩浩荡荡地奔涌着，天宽水阔，二萧的前途仿佛也顿时开阔起来，一时间浑身上下有了无比的干劲儿。萧军的衬衣被江水冲走了，但他们却意外地收获了一条江鱼，失去衬衫的小小遗憾随之被驱散。晚上，两人对坐在桌前一起吃鱼，清贫的日子因为有了精神的食粮而显得分外温馨甜美。萧军对面前的女人说：“为着我们的新书，我请你吃鱼。”
《跋涉》的出版和畅销，轰动了沦陷初期的东北文坛。二萧因而被誉为黑暗现实中两颗闪闪发光的明星，奠定了他们在东北文坛上的地位。
在萧红的创作起步阶段，萧军给了她很大的影响，既有精神上的鼓励，也有写作上的指导，更重要的是那股向现实挑战的冲力的感染，这也形成了萧红作品中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随着发表作品的逐渐增多，二萧放弃了家庭教师的工作，开始了专心写作、靠稿费维持生计的生活。他们在东北文坛上的名声越来越响亮，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曾经那些因饥饿和贫穷所引发的隔阂或争执，在他们的相互磨合中渐渐隐退。共同经历过患难的伴侣之间，往往不仅有爱，更有着一种相濡以沫的亲情，更何况，萧红和萧军此时并不只是伴侣，他们是亲人，更是志同道合的文友。
一次，萧红的一位中学校友在街上看见二萧在一起的情形：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着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上穿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蹬了一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二人边走边唱，就像一对流浪艺人。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也曾回忆说：
第一次见到他们（二萧）是在中央大街上，后来也常在大街上碰见，两人服饰都不讲究，悄吟还穿着一双男士的皮鞋，可是他们身体和精神都很健康，一边行走，一边谈笑，风姿潇洒，旁若无人。
风雨过后，坎坷过后，萧红和萧军依然是相亲相爱、幸福快乐的一对儿。
1934年，在齐齐哈尔念高中的张秀珂偶然在报上读到了三郎和悄吟的文章，得知这位“悄吟”竟然就是自己的姐姐张乃莹，他立即写信到报社询问。萧红收到信后，亦立即回信，热情地欢迎秀珂到哈尔滨来上学。从此，萧红与张秀珂不仅恢复了姐弟关系，也开始了亲密的书信联系。不过，这年秋天，当秀珂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经被迫离开了这座城市。
1933年7月，在萧红的提议下，金剑啸和罗烽等人组织了一个半公开的抗日演出剧团，名为“星星剧团”，萧红和萧军都是剧团的主要演员。排演戏剧的过程，给这群进步的文学青年带来了信心与快乐。而正当他们斗志昂扬地准备演出时，与剧团有牵涉的人相继被捕，剧团被迫解散。
在此以前，萧军与萧红的合著文集《跋涉》，因作品中涉及了对生活阴暗面的写实描述，被当局查禁。
1934年，《夜哨》停刊后，由于白朗已接任《国际协报》副刊的编辑工作，党地下工作组织便通过白朗在《国际协报》副刊上创办了《文艺》周刊。为了掩人耳目，《夜哨》的作者在《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时大都改换了笔名，萧军署名田倪，萧红署名田娣。然而1934年年底，《文艺》周刊在印行48期以后，再度被迫停刊。
恐慌日益蔓延，周围的朋友中不断有人被捕和神秘失踪，二萧的商市街住处周围也出现了“门前的黑影”，两人的处境越来越危险。
东北的左翼进步青年陆续逃离了沦陷区，在朋友们的劝说下，萧军和萧红也决定离开哈尔滨，暂避青岛，他们的好朋友舒群在那里接应他们。
生活才刚刚有了起色，转眼又要去漂泊。哈尔滨曾带给了萧红最深切的无助和最残忍的痛楚，但萧红对这座城市却充满了不舍与眷恋。因为在这里，她度过了最美的青春年华，她结识了一生中最爱的男人，她走上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创作道路。这座城市摧毁了她，却也赋予了她新的生命，一位张家大小姐在这里死去，而一位坚强的女作家却在这里重生。
哈尔滨也是萧红和萧军的蜜月之地，是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地方。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日子，都承载着甜美的回忆。
然而，尽管不舍，却终须与这里分别。
1934年6月12日，二萧乘火车离开哈尔滨，次日抵达大连，两天以后，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号驶往青岛。
哈尔滨离他们远去了，松花江离他们远去了，东北离他们远去了。不知何时，他们才能回到这片土地……
萧红或许未曾想过，此番离去，就是她与东北的永诀。她不断在作品中书写这片土地，追忆这段过去，“东北”成了她文学生涯中从未逝去的风景，从未磨灭的印记。
然而，她的足迹却再也没有回转到这个为她打上印记的地方。
【附录】
在萧红日后的人生里，他们始终是重要的朋友。
罗烽（1909～1991），原名傅乃琦，辽宁沈阳人。1928年在黑龙江省呼海铁路传习所学习期间参加革命，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联络青年文学工作者萧军、萧红、白朗、舒群等在长春《大同报》、哈尔滨《国际协报》创办大型文艺周刊《夜哨》、《文艺》。1934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在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35年无罪获释。同年7月与夫人白朗同赴上海，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其后辗转于上海、武汉、重庆，担任上海文艺协会秘书、上海文艺界战时服务团宣传部长，主编半月刊《哨岗》。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的诗歌、小说、剧本，主要有长诗《碑》三部曲、中篇小说《莫云与韩尔谟少尉》，长篇小说《满洲的囚徒》等，其中《满洲的囚徒》取材于自身经历，是其代表作之一，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1941年“皖南事变”后来到延安，后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白朗（1912～1994），原名刘东兰，笔名刘莉、戈白等，辽宁沈阳人。1929年与表兄罗烽结婚，来到哈尔滨。“九一八”事变后，在罗烽帮助下积极参加反日工作，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日同盟。1933年春，在党组织授意下，进入《国际协报》工作，不久，接任《国际协报》副主编，后创办《文艺》周刊，利用该副刊进行反满抗日宣传。1934年6月18日，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罗烽被捕。1935年5月，罗烽出狱后，同丈夫同赴上海，并加入“左联”。1941年来到延安，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舒群（1913～1989），原名李书堂，笔名黑人、舒群，黑龙江阿城人。1932年3月起，开始为第三国际中国组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1933年秋，都以《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作掩护从事情报传递工作。1935年到上海，加入“左联”。抗日战争爆发后，抵达陕北，在八路军总部任随军记者。1940年起，先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教员、系主任，《解放日报》四版主编，东北文工团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