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那些诚挚友好的好友们则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离开一段时间吧。”就连奥斯特德和科林也催我开始国外的旅行。对于这件事，欧伦施莱格写了一首散文诗祝福我道：“老者克莱斯特常说，如今的我已然不再去猎取诗意，可你却孜孜不倦地在寻找着。你现在立即前往，我盼望着你能带来令人满意的结果。到达希腊时，你要为我感受那美丽的天空、土地和水。可哪怕你变成了沃伦根人，也千万不要忘记身上流着的丹麦血统。就算你以这种身份归来，也无须在惨烈的战斗中为米克尔盖德国王浴血奋战。诗人的肉体不能用来换取最后的荣耀，而是要用思想为自己而战。你向我们展示你的力量，你向我们传达来自精神的歌曲。”
诗人霍斯特，我的好友之一，也开始了旅居外国的生活。他的诗《哦，你将失去我的故土》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谈论，他以直白、朴实、真诚且具有感染力的口吻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家庭来说，国王弗里德里克六世的去世都可称为损失。就在第一首自然而优美的悼亡诗里，他将人们发自内心的悲伤感情充分表达出来。霍斯特就是当时的幸运诗人，不费吹灰之力，也无须别人推荐即可获得旅行资助。当然，这并不等于他毫无一丝悲伤之情。很多他在大学俱乐部的朋友为他专门举行了一个饯别会，使得我圈子里的青年好友们也为我举行了一次饯别宴会。这些人中除了年轻的学生，还有几位长者，如出版商瑞泽尔、科林、亚当·欧伦施莱格和奥斯特德——这些人正是照亮我困窘昏暗生活的一道光。就在我沉陷于离乡的巨大痛苦中时，欧伦施莱格和希勒若普唱起了歌，向我传达了亲密的感情。我于1840年10月再次游历意大利，随后去希腊和君士坦丁堡。在《诗人的市场》一书中，我对这段经历作出了详尽的叙述。
再次踏上旅程
我在出国途中，曾有几天住在荷尔斯坦因的兰佐·布雷登堡伯爵家里。这套属于他父母的房子我还是第一次来。在那里，我看到了景色优美的荷尔斯坦因，以及灌木丛生的荒野和沼泽地。虽然时值晚秋，天气却也是分外晴朗。我们某天去参观附近的缪司特多夫村的教堂墓地，其中埋葬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冯·林登堡”，他自称为缪勒·冯·艾泽豪。作为上世纪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曾经拥有众多读者的小说家，年老时却被人逐渐遗忘。直到1828年6月23日去世，他从丹麦国王那里得到一笔补助金。如果他正如别人所评价的“天性敏感之人”，那么可想而知，他晚年依靠补助金生活的日子对他而言是如此的痛苦。我第一次坐上了火车奔走在马格德堡和莱比锡之间的铁路上，亲身感受到火车的速度，这成为了我一生中的一次大事件。这次旅行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记，这些我都写在了《诗人的市场》里。
我一定要去德累斯顿拜访门德尔松·巴托尔迪，早在一年前科林的女儿和女婿德鲁森先生就代他向我表达了问候。他们相遇在一次莱茵河的航程中，他们因为喜爱这位作曲家的音乐，便在听说门德尔松在船上后主动与其攀谈起来。当听说他们来自丹麦，门德尔松便问他们是否认识诗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德鲁森夫人答道：“我把他视为兄弟。”于是，他们共同话题的中心转移到了我的身上。门德尔松告诉他们，因为某次生病让人大声朗读《不过是个提琴手》，从此便被这本书所吸引，继而对我开始感兴趣了。随后，他请求这对夫妇向我表达诚挚的问候，并表示如果我有机会经过莱比锡，务必过来看望他。可是，虽然我现在人在这里，但仅有一天时间。于是，我立马找到了他，那时候他正在音乐厅排练。我并没有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说一位绅士由此经过希望能和他攀谈几句。他出来了，但从脸上显然能看出因为工作被打扰而显得有些恼火。他说：“我真没时间在这儿跟一个陌生人聊天。”我答道：“是您亲自邀请我来的，您说过，我不能经过莱比锡而不来看您。”
他立马认出了我是安徒生，并眉开眼笑地拥抱我，带我进入音乐大厅观看他的排练。当时他们正在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后来，他虽然要留我吃晚饭，但我不得不离开了，因为我还要看我的老友布拉克霍斯。晚饭用过之后，我们立马乘上公共马车向纽伦堡进发——一座我不得不去的城市。我向门德尔松承诺，如果回丹麦一定到此住几天，后来，我当然也实践了这个承诺。临走前，门德尔松拿出纸笔让我签名，我写道：在管风琴鸣奏的教堂里，我们的菲利克司来到人间；只听见天使们口中说出的 “菲利克司”，音乐的圣火又重新在他身上燃起。
我第一次见到用达盖尔银版照相法拍出来的照片是在德累斯顿，听说这需要十分钟才能照好。与当时的其他东西不同的是，这种技术是一门新的艺术。在这次旅途中，我感受到了达盖尔银版法和铁路可谓当时的两朵奇花异葩。随后，我乘火车赶往慕尼黑拜会我的旧友们。
我在慕尼黑拜访了我的同乡布朗克、希勒若普、维格纳、动物画家霍尔姆、玛司顿德、斯多赫、考尔巴赫和诗人霍斯特。随后，我和霍斯特一同起身前往意大利。我在慕尼黑的几个星期里就是和他住在一起的。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善解人意的人，也可以算是我真正的一位朋友。我们一起多次前往艺术家客栈，并享受巴伐利亚式的罗马生活，在葡萄酒的激发下我的灵感如泉涌。可在这里，我找不到任何家的愉悦感情，在这里的同乡也都并不真正喜欢我。他们就我作为一个诗人的特质所持的态度，与哥本哈根标准如出一辙。另外，他们却以另一种友好的态度对待霍斯特。所以，主要是我一个人去，有时候还是挺高兴的，然而这使得我更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出于我古怪个性的影响，我过分迷恋生活的阴暗面，沉浸在苦痛的记忆中，又会一遍又一遍地反复咀嚼。我更擅长于审视自己。
我在慕尼黑的几个星期，因为对同乡见面并不感兴趣，所以见了不少外国人，这些人不少都出现在我的《即兴诗人》和《不过是个提琴手》里。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肖像画家施蒂乐，他先来看我，随后便对我敞开了家门。就在他家里，我看到了科奈留斯、莱彻纳和著名的谢林，他们纷纷邀请我至家中做客。后来剧院经理得知了我，并邀请我坐在免费席上紧挨着考尔巴赫观看戏剧。在我的《诗人的市场》里，我对拜访考尔巴赫进行了描述。对于其他艺术家来说，他的艺术成就微不足道，但一旦把他放到艺术世界中去，则会变成一位伟大的画家。就在他家的一块硬纸板上，我看到了他临摹的《耶路撒冷的毁灭》和创作的《匈奴人的战斗》草稿。另外，我还看到了他的一些其他精美的素描，包括歌德的《浮士德》在内的精美的素描。我们今天都是能看到这些素描的。
那时候的我就好像一个失去了耐心的孩子，殷切盼望着与霍斯特一起出发前往意大利，让他也能感受到这个国家本身的美好所在。然而慕尼黑的同胞们，特别是布朗克和斯多赫不舍他离开。对此，他们的理由是要为他画肖像。很多天过去了，他还是没有告诉我准确的出发日期，我也只能放弃与这位诗人同行的计划。我决定独自出发，去领略那片我所热爱的、美丽的艺术国度。我们还是决定等他到罗马时我们再会合，一起出发前往那不勒斯。
我在12月2日离开慕尼黑，途经蒂罗尔，穿过因斯布鲁克和布伦纳罗山口，出发前往那座我所牵挂并渴望的、拥有我最珍贵记忆的家园——意大利。这次不同于有的人曾对我说的一样，“这或许是唯一一次幸运的机会”，我还是再度踏上了意大利的土地。此时，我内心中不断涌出异常激动的心情，郁结心中的哀伤瞬间消失殆尽。我向上帝祈祷，请求他赐予我健康和智慧的力量，以使我的诗人生涯能继续下去。
重回罗马
我到达罗马的时候，正好是12月9日。在《诗人的市场》里，我描绘出了这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当天，我就在一户体面人家找到了一套很不错的公寓。公寓的面积不小，相当于把一整层租下来。我一个人先住在那里，等待霍斯特的到来。
然而，很长时间过去了，霍斯特还是没能赶来。于是，我不得不一个人在空旷的大房间里来回踱步，那时正值罗马的冬季，天气恶劣，四处蔓延了严重的热病，游客并不是很多，房租自然也不会很贵。
随着房间还附带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长着一棵高大的果实累累的柑橘树，墙根有一片玫瑰花正在盛放，我还能从那里听到从圣方济会修道院传来的修道士的歌声。这正是《即兴诗人》主人公同年住所的原型。
在罗马，我重新参观了林立的教堂和艺术馆，饱览那些价值连城的艺术瑰宝。我和几位相遇的老朋友一起在这里度过了圣诞夜。虽然节日气氛并不同于上次游玩，但终究是罗马的圣诞。紧随到来的狂欢节的气氛却显得与上次的大不相同，似乎有点儿不对劲，整个气氛缺少了初次来访时的那种祥和与美妙。大地颤着，台伯河水肆虐街道。随处可见划着船的人们四处逃窜，热病让整座城市蒙上了一层死亡的阴影。天气恶劣，冷风中还混杂着冷雨，并不好受。很多个夜晚，我就坐在大客厅里，仍有窗户和门缝中钻进来的冷风。壁炉里烧着淡薄的柴火，风吹乱了火苗的步调。我身子挨着火苗的部分还很暖和，但另一半却又寒冷不堪。我用披肩半裹着身体坐在那里，脚上也穿着长靴。在那段日子里，我连着好几个星期晚上牙痛得要命，那种痛也曾在《我的靴子》里出现过。
到了狂欢节前的2月，我还是没能看到霍斯特的影子。由于生病的缘故，身心俱疲。想到霍斯特是我一位诚挚善良的好友，我只能为他祝福。就这样，过去的一些记忆随即浮出水面来。就在那段日子里，我写下了很多短诗。
每天的天气都那么潮湿、寒冷，我开始收到家书。这些信与上次造访罗马时收到的一样，为我带来了很多噩耗：《摩尔姑娘》只上演了几场便悄无声息。正如我所料的那样，由于黑伯格夫人的缺席导致观众寥寥无几，剧院经理不得不撤台。根据新的规定，只有演出持续时间超过三个小时的剧本才能算得上是完整的夜场戏。如此一来，我便不能完整地从夜场演出中得到稿费。我的一位同乡收到一封信说，这出戏是被观众嘘下台的。虽然我知道这是胡说八道，但我听到这个消息还是会觉得不愉快，正中了传闻的目的。随即我得到确切的信息说，这出戏本身还颇受欢迎，只不过是没有满座罢了。本剧的主演霍斯特夫人演得很棒，也十分到位。并且，哈特曼的音乐也极具个性。然而缺陷在于舞台的表现方式实在太过糟糕，枯燥无味，纯粹是在消遣。剧本里描写的在阿尔汉姆布拉那一幕经典剧目在演出中变成了一部笨拙的滑稽戏。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被观众归罪于剧本的作者。我还被人告知，扮演拉扎龙的优秀演员菲斯特先生充满了幽默气质，让整场的观众笑声不止。
可对我来说，没有比黑伯格对我积怨极深更糟糕的事了。他在哥本哈根被视为丹麦文学的神明与先知。而此时，他的新作《死后的灵魂》刚刚出版，这又引来了所有人的关注。据我的那位同乡说，我变成了“真正被取笑的对象”。就连我的一位知己好友也对我说，这部戏写得很好，里边散发着对我的嘲弄色彩。以上就是我所能听到以及知道的，但并没有详细告诉我黑伯格讽刺我的具体手段，也没有告诉我这部剧的笑点所在。每个人只是简单地描述道：“安徒生成了真正的笑柄。”当我只知道被人嘲笑却不知道缘何被嘲笑时，也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愚蠢的了。这些点点滴滴的信息就好像熔化了的铅，慢慢渗进暴露的伤口里。
直到回国后拜读那本书，我才发现根本没必要把那些话放到心上。黑伯格并不愿看到我功成名就，他的新作也把我的出名总结为“从斯肯尼亚到汉德斯鲁克”。换句话说，黑伯格肯定了我在他旅行过的地方“从斯肯尼亚到汉德斯鲁克”是成名了的。他并不喜欢我，因此在他的世界里我永远待在地狱。但在读过这部作品后，感觉他确实写得不错。于是我打算给他写一封信，感谢他这部戏将欢乐带给了我。但这不过是我的黄粱一梦罢了，梦醒后我方才醒悟，我的这种道谢或许会加深他的误解。就我被打进“黑伯格的地狱”来看，从最先听他朗读过诗作的人口中我得知，那时的我尚未被丢弃在地狱之中。显然，我是后来才被打入地狱的。
如前所述，我身处罗马，并不清楚那本书。但我却能听到射向我的枪林弹雨，感受到自己伤口的疼痛，殊不知这些箭都被抹了毒。于是，我再度旅居罗马又给我带来了上次一样的苦涩回忆。我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我如何热爱这座伟大的世界之都，无论这里如何吸引我，它都不是我的幸运所在。在那里，我度过了长久的阴郁且痛苦的生活，并不比1833年那一趟更甜蜜。我心病颇重，急切要离开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