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张仁幹
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年了，但每次想起我的父亲，一种愧疚感就会深深地揪痛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难以平静。二十年来，这种愧疚感不仅没有减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强烈了。
1993年初，哈密市委决定举办“’93丝绸之路首届哈密瓜节”，让我牵头编辑哈密瓜节主体宣传资料《中国新疆·哈密》大型画册。当时哈密还没有出版过画册，我觉得任务十分沉重，立即拟定编辑大纲，组织摄影组，开展资料收集、图片摄影等各项工作。可就在工作刚刚推开的时候，我的老家突然发来一封电报，说我父亲病重，要我速归。我拿着电报，难下抉择：请假吧，估计市委张晓峰书记会同意的，父亲病危，他怎么能不同意呢？但他任职后对我的第一件重托就会有落空的可能。不回吧，良心、孝心，都不能允许。我的妻子看到我难于抉择的样子，十分理解我的为难，提出由她向单位请假，以退休为代价（她是副高职称，以退休让位为由容易请假），代我回·家尽孝。反复斟酌，以忠孝不能两全为慰藉，由我妻子代我回家探望父亲。谁知父亲真的病故了，且因我们离得太远，当时火车又慢，妻子到家时，父亲已经下葬，最后一面我妻子也未能见上。我母亲告诉我妻子：在我父亲病前就一直说要我回家一次，但因我们在新疆，离家太远，一直没有告诉我们，丧事又没有赶上，我母亲感到十分遗憾。我母亲说：五个儿子，除你大哥外，他最喜欢的就是仁幹，却未能见上最后一面……
我妻子的每一句转述，都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随时都会勾起我对父亲的回忆。
我父亲的明理、睿智，在我还是孩提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母亲常对我说：我出生的那年，我大哥已经十四岁了，原来一直跟着我祖父（祖父是晚清秀才）上私塾，后来我的一位族祖父家创办了一所小学（当时称为新学），我父亲想让我大哥上新学，但我的这位族祖父说要交三石六斗（一石合三百斤）小麦作为老师的见面礼，当时家里交不起，大哥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三天之后我父亲在离家五十多里路的城头找到了大哥，大哥已经参加了驻扎在城头的八路军，成为连队的文化教员，正在连队读报纸呢。实际上大哥受地下党的影响，早就想参加革命。父亲了解了大哥的想法后，欣然支持大哥的做法。父亲的行为受到部队首长的充分肯定和赞扬，我大哥也成为当地参加革命最早的人员之一，我父亲也是当地备受乡亲称赞的一个人。
新中国成立了，我们家是双军属，享受人民政府好多的优待与照顾，父亲也是远近知名的社会贤达。新中国开展的许多运动，诸如“减租反霸”“·第二次土地改革”等他都能积极参加。但他又极为认真地帮助我们那些原在国民党政权任职现在遭到人民政权镇压的同姓亲属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诸如当国民党联防大队长的族祖父被镇压了，他帮助收尸、埋葬；家属子女被“扫地出门”了，他帮助修一间“竖头舍子”，让一家老小有一个落脚的地方；我那个当国民党乡长的族叔下落不明，我的那个族婶与堂弟也被“扫地出门”了，他与村里协商，在他的大宅院里匀出两间房子让其栖身；生活无着落他又帮助出点子，叫我那个族婶发挥绣花技艺特长，剪花样子卖，维持其生活……一天晚上，我与父亲在门前乘凉，我不解地问父亲：那些人不是阶级敌人吗？你怎么能敌我不分地帮助他们呢？父亲停了好半天，躺在软床上，望着天上的星星，脸也不转地平静地对我说：“孩子，你错了，他们不是阶级敌人，仅是敌人的亲属啊！他们掌权的时候，你两个哥哥都参加了革命，却一个指头也没有动我们；今天我们掌权了，为什么连生存的权利也不给人家呢？”听他分析的口气，似乎他是人民政权的什么官，我不解地回味着他的话。父亲一直望着天上的星星，过了好久，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像是自语，又像是说给我听的：“阶级斗争，使人们失去仁义和亲情啊！”当时我并没有听懂这句话，但它一直在我的耳边响着，直到“文化大革命”了，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的这句话。
1960年的春天，我在学校得了伤寒，高烧了十几天。因为经过“大跃进”的糟蹋，农民家都是一贫如洗的，加上全家要重点保护二哥，我决定不将我的病情告诉老人，害怕为难他们。不知怎的，父亲还是知道了我的病情。一天，我父亲提着一个沉重的陶罐进了我宿舍，令我惊讶不已。原来我父亲听说我病了的情况后，就将家里一只生蛋的母鸡宰了，炖成鸡汤，近三十里路，就这样提着来了（那时候没有公交车）。父亲看着我瘦削的脸庞，眼睛湿润了。他那一脸焦灼的表情深深地映入我的脑海。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那次伤寒病，父亲那一脸焦灼、双眼湿润的表情就会鲜明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
1975年初春，我的年已古稀的父母从江苏老家长途跋涉到哈密看我们，给我们家带来从未有过的欢乐，也给我带来沉重压力。当时粮食定量、食油定量、肉食品定量，连豆腐也要票啊，五口人的定量七口人生活，怎么能够呢？当时我发动我的所有亲友，从农村购买粮食、肉、洋芋，工资用完了就借，总之，想尽任何办法，要让我的父母吃饱肚子，要让我的父母在哈密期间生活得无忧无虑。谁知纸是包不住火的，不久，我的父亲还是看出了我的困难。次年，他们要返回老家的时候，父亲悄悄对我说：“我回·去把家里粮食卖一些，换一些粮票寄过来。”我望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孔，听着父亲那关切的话语，一种愧疚深深刺痛我的心灵，已近不惑之年的我，却要古稀之年的父母照顾，怎么能不愧疚呢？！
1986年夏天，我回·家探亲，看见父亲整天乐呵呵的，我由衷高兴。我知道1978年，二哥的“右派”问题彻底平反，恢复了工作，恢复了名誉；大哥在此之前就“解放”了，恢复了地厅级的工作，调任位于陕西的一个军事工业单位的书记，我们家又恢复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声望。加上我们这些兄弟进行分工，按时给二老寄生活费，两位老人又进入衣食无忧的生活了。在家一两天后，我发现父亲很忙，不是这家小两口吵架了，要求我父亲去帮助调解；就是小地摊的老板，要求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货摊子。我不解地问父亲：“你都八十岁的人了，帮人家调解一下家务当然是可以的，但你帮人家看摊子，就不怕算错账落埋怨吗？”我父亲笑嘻嘻地说：“那是人家的信任呢，这么些年了，我还从来没有因为帮人看摊子算错账落埋怨的。”八十一岁的老人了，那么自信，那么思维清晰，那么勤于助人，那么乐于奉献，令我这个当时还不足知天命的儿子感到汗颜。
想不到这一次探亲，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
我的父亲，我永远的思念！
（作者系哈密地区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新疆作家协会会员）
平凡的岳父
邹廷贵
我的岳父已去世整整一百天了，他走得太匆忙，连一句遗言也没有留下。
岳父是在世上整整走了八十四年后才离去的，恰好应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的俗语。
岳父是一个极为平凡的老人，平凡得一辈子连个股长之类不够“品”的小官都未当过，更不用想什么县处级、地厅级领导职务了。
但是，这么一位平凡的老人，却有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坎坷经历，有闪闪发光的进步思想。
岳父是20世纪30年代从兰州邮电学校毕业的，学了一手过硬的发电报技术和扎实的邮政业务知识，毕业时欲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共赴革命圣地———延安，却临行生变，命运之神与他擦肩而过，只好留在兰州当了个小职员。如果当年他延安之旅能够成行的话，那么新中国就少了一个极平凡的小职员，而多了一位令人尊敬的抗日老干部。
延安未去成，倒也罢了，谁知他又阴差阳错地笃信起了基督教，于是便在解放之初不在兰州待了，挈妇将雏，随着基督教会人员出阳关、越戈壁来到哈密。起初在邮电局干得好好的，他又突发奇想，要做一个更为平凡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便毅然辞了公职赴农村包了几亩地种了起来。地未种好，连老本也赔光了，只好咬咬牙重返城里，在粮食局安下心来当起了统计员。此番折腾后，他开始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把统计工作搞得尽职尽责，至善至美，什么年报表、季报表、月报表，都被他做得仔仔细细、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毫厘不差。因此，他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光奖状在箱子里就压了厚厚一摞子。
人愈平凡，小毛病也就愈多。岳父的倔也是出了名的，一生中没有给任何人送过礼，也没见人给他送一点儿礼。一辈子都在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事，从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只要是看不惯的事情，不管是哪级领导，即使天王老子也敢顶撞。正由于此，他也受过不少苦，吃了不少亏。“文革”初期，他因信仰宗教的问题而被“造反派”揪出后，打了个半死。后来逃跑至京城告状后发誓再也不信教，直至晚年。尽管昔日教友苦苦劝他重新入教，他却心如磐石，丝毫不为所动。
岳父是个秀才式的人物，写得一手隽秀的毛笔字、钢笔字，退休后天天挥毫不辍，直至去世。如果他稍微有点表现欲，也起码可以在书法圈里露露脸，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他有藏书的嗜好，连上世纪50年代初的政治学习读本至今仍保存着，新出版的书籍，他隔三岔五总要买上几本仔细阅读。光凭这几箱书，他也可以写不少回忆性的文章，但他却未来得及。他特别喜欢写信，每封信都写得语句流畅，字迹洒脱。他一辈子从未显山露水，更没有表现过自己。他正是在这平平淡淡的生活中走完了他平凡的人生。
岳父一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当过共青团员。但他的思想却非常进步，非常革命，有时进步得连我这个共产党员也望尘莫及，尤其是他退休以后，每天晚上都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后来他耳朵失聪，但仍每晚准时将躺椅搬在电视机前照“看”不误。他对报纸上登载的消息深信不疑，坚定地认为报上的所有话都是党和政府的声音，特别对《哈密报》《哈密广播电视报》《同舟》等哈密土生土长的报刊更是情有独钟，爱不释手，每期都要戴着老花镜认认真真地阅读，还时不时地引用几句，发上一通感慨。他在粮食局工作三十多年，在职时从未向领导提过任何过分的要求，而在1984年退休后，更不愿为自己的住房等生活问题去麻烦领导，甚至连单位都很少去，逢年过节单位分点大米清油之类，也是由我代为领取。他总认为，因个人生活问题去找领导是给领导“添麻烦”。
岳父是个非常勤快、非常洁净的老人。他工作之余喜欢自己动手干木工活儿，他做的小方凳，真赶上了专业木匠水平，至今他的一套木工家具仍完整保存着。他退休后一直有散步的习惯，这几年由于疾病折腾，散步的机会少了，但他仍想方设法上街发信，买小东西。他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洗的，一直坚持到去世时。衣服洗得发白了，他仍穿着；衣服破了，他总是戴着老花镜自己动手缝缝补补，舍不得丢掉；每天早晨，只要有空闲，他就爬高上低地擦擦这里，抹抹那里，家中家具尽管过时、简陋，但总被他擦得一尘不染，铮亮无比；在平房住时，他还特别喜欢挑水、扫院子，直至压弯了脊椎，使晚年的他弯了腰、驼了背，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老头儿”。
岳父年老以后，脾气不太好，有时也会与岳母拌拌嘴、吵吵架，但从不记仇，一会儿工夫便又烟消云散，重归于好了。老年的岳父对孙辈喜爱有加，我小女儿寒暑假回家时，他总要隔三岔五地偷偷给二三十元钱，如果被我们发现，就嘿嘿地笑笑，像小孩子犯了错误似的，真有点“老小孩儿”的味道。
平凡寓于伟大，伟大寓于平凡，一个再伟大的人也有他的平凡之处，一个再平凡的人也有他的伟大闪光点。我的岳父就是这么一个平凡而又平凡的人，一个普通而又普通的人，但我却一直在怀念着他！
（作者系哈密地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高级讲师、《哈密老年》杂志副主编）
跟岁月和解———悼念公公
飞飞儿
2010年2月23日上午11时左右，公公走了，享年六十七岁。
公公的遗物
2月25日，追悼会开完，我们回·到家里准备日常祭奠事宜。小叔子把公公的遗像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在桌上摆上了果品，燃上香，点起蜡烛。青烟里，黑框里的公公慈祥温和，让人无法想象他在病榻上憔悴枯槁的面容，我不敢细看，匆匆退了出去。
大家一边打扫卫生，一边收拾遗物。
遗物多是衣服。有许多是子女为他买的新衣服，还没有穿过一次，包括一件驼绒裤，几双丝袜，还有几件内衣。小叔子买的一双布鞋只穿过一次，我想起给公公买的棉拖鞋，找了半天没有找到，突然反应过来：平时他一直穿着呢，那天穿去医院，第二天人没了就直接拿到灵堂，在出殡时随花圈烧了。老公要留下他用过的新枕头，我说烧了吧，老公说：“人家说能用的就留下。”我说：“在那边让他也用新的吧，被子和枕头是一起买的，你就让他都带去吧。”一个还很新的收音机是我为他买的，还能记得，当时我把收音机给他时，他带些吃惊的笑容。我说烧了吧，爸爸爱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