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宇”道人测算了开工的黄道吉日，在这个日子到来的前几天，下山去走了一遭儿。果然，高楼乡的领导陪着县委抓宣传工作的邢副书记、统战部曹部长来到了祖师顶，举行了隆重的开工仪式。那个邢副书记对这里的环境赞不绝口，说跑遍全县，也没有发现这么幽静动人之处。曹部长原来在这里当过小公社书记，详细地给邢副书记介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以及土特产什么的，让邢副书记倍加感慨。“静宇”道人乖巧得很，马上拿出纸笔，请上级领导题词，这位领导先是抬头望天，后是眉头紧皱，经过一番思索，欣然命笔：
奇峰兀立群峦间，
松涛石阵舞翩跹。
丽日当空耀盛世，
改革长剑破险关。
写毕，邢副书记竟然像那个醉酒的大诗人李白，有点癫狂，把一管新毛笔奋力掷在地上。一群人纷纷叫好，都说这诗太好了，好，实在好，非常好，好得很，好得出奇，好得没有比这首诗再好的了。至于如何个好法，紧紧围绕邢副书记转的一群人中，没有一个有学问的，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邢副书记心知肚明，这是一群人在无聊地恭维他，但也没有说破。自己正在陶醉之中，说破了，败大家的兴，也败自己的兴。
这一群领导，在山上活动时，只和“静宇”道人说话，把跑前跑后的孙乃社晾在了一边，让孙乃社的书袋子掉不出来，使孙乃社多少有点遗憾。只有邢副书记曾经把右手伸给他，让他用双手捧了一下，他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是他一生中握过的最大官员的手。官员们走了以后，他舍不得洗这双手，说是怕把领导的仙气洗掉了。年轻人不屑一顾，笑着打趣他，表爷，你要是把胳膊砍下来，岂不是永远做个纪念了？孙乃社没有理他们，仔细地品味了邢副书记的诗，品了半天说：“这诗是无比的好了，平平仄仄的，只是欠缺一点歌颂道教的味儿。”“静宇”道人说：“怎么没有？这‘盛世’二字就包含进去了，只有盛世，才能修庙嘛。”孙乃社说：“对，对。还是道长的悟性高！”道长把这张纸恭恭敬敬地卷了起来，打算拿下山去，裱糊了以后，挂在显眼的部位，当做镇山之宝。
后来，悟性高的“静宇”道人，经常揣着香火钱到县统战部走动，肩上背着的大袋子里，装的是一些黄绢子，上面用红朱砂画满了像朝鲜文字那样的符咒，只有个别领导在场时，他都会神秘地送上一条，说是请领导把这条黄绢子，带在身边或者放在枕头底下，可以驱邪避灾，防小人作祟，保佑他升官发财。这些领导无不欣然地接受，并且真的悄悄地按照他的秘嘱办理，心理上很受安慰。在一些场合下，大家议论起来，都说这个“静宇”道人是个难得的人才。众人拾柴火焰高，“人才”终于当上了县里的政协委员，进入了参政议政的行列。倒是对建庙功劳最大的孙乃社，自从下山以后，得了一场大病，吃了十几服汤药不见回头。孙乃社心里想，八成是自己从山上拿回来的钱是不义之财，神仙不太喜欢，才用这种方式警示他。于是，就要把这些钱如数退还给“静宇”道人，道长说：“这是神仙给你的辛苦费，并不多，没有什么。”孙乃社的心一下子放宽了，这钱当然不用退了，当天就吃下了一大碗饭，病也好了起来。
办在声顶寺里边的马寨小学，因为刘庆河不同意恢复寺院，躲过了一场大劫。可是，家长们纷纷到刘庆河那里告状，说现在的小学越办越不像话，教学质量太差了，村里再不整顿一下，没有人肯送孩子去上学了。
转正
马寨小学确实越办越不像话，自从刘庆立当上了校长后，教学的是清一色转正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民办教师，身份虽然变了，仍然是“本地造”。这些老师，离家里很近，都是“一头沉”，女人和孩子们分的责任田，当的是“地主”，教师就要天天回家给他们“扛长工”。一到农忙季节，学校里就会放假，一年四季都有农忙的时候，放假的次数不计其数。甚至不管农忙不农忙，只要哪个老师家里有事儿了，就不去学校上课。没有老师教了，学生们可以到学校外边的小河里摸螃蟹、捞蚂虾、逮小鱼儿，玩足了，玩够了，到岸上背起脏书包回家吃饭。家长以为孩子上学去了，其实，这些孩子不过是在外边玩了一天。这些农村孩子确实比城市里的孩子们幸福，学习的压力不大，一点也不像城市里的孩子，整天有写不完的作业。用迷信人的说法，这些城里的孩子，一定是欠了老师们的“文字债”，才托生到城市，专门写作业还债的。
刘庆立当上民办教师最早，转正却最晚。民办教师是时代的产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在生育过剩、生源过剩，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时产生的怪胎。这一大批民办教师，都是从回乡知识青年或乡里多多少少识一些字的人中，由生产大队安排、公社教育部门备案安插进来的。当然，能够当上一个民办教师，没有头脸儿的人，是办不到的。后来，教师队伍的成分越来越复杂，公社教革办安排的是“代课教师”，村干部安排的是“队办教师”，都是依靠关系进来的。
教师队伍的急剧膨胀，让国家负担不起。新进教师队伍的人，还要靠工分吃饭，这就与国家发工资的教师有了差别，分别叫做“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公办教师是发工资、吃商品粮的，每月二十九斤面粉，百分之七十是细米白面，另加半斤香油。民办教师没有工资，只有工分，农业户口，生产队分多少吃多少，分到的红薯论斤称，确实比公办教师的要重得多。教师厕所里的大便，堆小的是公办教师，堆大的一定是民办教师。国家对这一批民办教师，并非不管，每月发给一点补贴。最早的时候，补贴很少，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儿：“民办教师不简单，仨月发了五钱三。”后来，才逐步涨到每月五、六、七块钱三个档次。有时，在一个学校里，上级拨给了两块钱的工资指标，要求分配给两个人，民办教师们为了这一块钱，争来争去，评来评去，落实到谁的头上，谁都像现在的干部受到提拔重用一样幸福，一年下来，净增十二块钱啊。
当上了“孩子王”的民办教师，在人格上并不低下。在我们乡亲们眼中，民办教师也是“朝廷老子”封过的，能够当上民办教师的，都是一些有学问的人，干的是高尚的工作，比他们风刮日头晒在地里干活儿强得多。这些民办教师出去家访，在许多学生家里，还能够喝到一碗“荷包鸡蛋茶”。刘庆立的女人生二胎孩子的时候，女人心疼他，把自己碗里的红糖鸡蛋拨给他吃，他说啥也不吃这种“荷包蛋”，说自己在学生家里喝“荷包蛋茶”喝伤了，一闻见“荷包蛋”，就觉得有一股子鸡屎味儿。同时，民办教师在学校里，除了工资册子上有较大的差别以外，发备课本子、墨水、蘸笔，每月发一公斤煤油、一条毛巾、一块“洋碱”，都与公办教师是同等的。那时候不抓教学质量，要不然，在这一方面，也一定是同等的。
多种成分教师并存，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公办、民办、队办和代课教师掺和在一起，分成三六九等，很不好管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经济状况逐步好转，每年都要下拨一定的转正指标，消化掉一批民办教师。这些民办教师从此有了盼头，不仅教学卖力，而且刻苦钻研知识。县城高中的教学质量快速上升，显然与他们的努力分不开。但是，转正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开始时，人人比照条件，有了资格，才可以参加转正考试。考上后，还要在县一级的教师进修学校培训两年，颁发中等师范专业毕业文凭。进修的这两年，记工龄，然后才能接受国家分配，与刚刚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一道，当上公办教师。所以，到毕业分配的时候，去教育主管部门参加分配会议的人员，爷是爷孙是孙的，年龄的差距很大。不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这个特殊群体，毕竟有家事所累，往往分配得离家里近一些，那些年轻人往往分配到县城或者乡镇工作。
刘庆立上学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好学生。当上民办教师后，他一度很满足。因为当教师了，登门说媒的人比其他年轻人多了几倍，择偶的余地大得多。经过反复挑拣，他找了一个漂亮一点的老婆，早早地娶了过来。这女人白天在地里干活是一把好手，到了晚上，在床上折腾，也是一把好手。往往吃罢晚饭，他女人最烦刘庆立备课改作业，早早地把灯强制性地吹了，要刘庆立陪她睡觉，刘庆立当然也乐意这么做。那几年，女人养得白白胖胖的，刘庆立养得黄皮寡瘦的。
是女人都脱不了闹分家的套套儿，一大家子在一起过，必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刘庆立的女人常常抱怨，没有办法补贴自己出了大力的男人，总想分家过小日子。况且刘庆立还有活收入，在一起过，买油买盐，都要有工资的人掏腰包，肯定吃亏。结婚不到两年，就闹分家。于是，这家就分开了，两口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把刘庆立的才气、志气都生没有了。男人没有了这两种东西，肯定怕老婆。分田到户后，种地比当民办教师强，他老婆叫他往东，他不敢往西，上班时到学校里糊弄一下学生，就得赶紧回到地里干活儿。久而久之，把原来上学时学到的东西几乎全部伴着汗水，输送给了大地。到时兴考试转正的时候，刘庆立的各种条件绰绰有余，就是在参加考试时，卷子摊在桌上，“张飞穿针，大眼儿瞪小眼儿”，卷子中的试题都认得他，他却不认得试题。成绩一公布，离录取分数线总差一大截子。
待民办教师差不多都已经转正以后，国家处理民办教师的遗留问题，对这些年龄偏大、教龄很长的民办教师，一股脑儿全部免试转了正，刘庆立才时来运转，吃上了商品粮。当民办教师时，评职称的条件比公办教师宽松，已经是小教高级职称的刘庆立，当上了公办教师后，上级承认这个职称，第一个月就领到了厚厚的一沓子人民币，让刘庆立激动得流下眼泪，回到家里，和老婆狠狠地撒了一次欢儿。
不久，我们马寨小学校长调走了，乡教办室派不来人员，宣布刘庆立当上了校长。他老婆当上了小学的“第一夫人”后，非常骄傲和自豪，动不动就到学校里指手画脚，惹得老师们相当讨厌。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的积极性怎么能够高涨起来？于是，放假就成了学校的家常便饭。甚至有的老师把小学生领到地里，给自己薅草、摘棉花。
是和尚就得撞钟，是老师就得教学，吃着商品粮，领着工资，不上课实在说不过去。可是这些老师，即使上课，也极不认真。有一次，乡教办室的领导下来突击检查，发现我们马寨小学一个老师批改的作文，批语就那么几个字：干净一点的，批了“很对头”，中等的批了“对头”，差劲的作业批了“不对头”，潦草得看不清内容的作业批的是“很不对头”。就这么四个档次，有时候还舍不得批。乡教办室主任极为恼火，当做典型，在全乡教师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误人子弟”是轻的，批评到痛快处，主任骂开了大街，让全乡教师们无不凛然，教学秩序从此好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家境好一点的学生，家长们把孩子送到外地就读，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坚持在马寨小学里混。好在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个个孩子都能够上初中。但也不能说，在刘庆立校长的领导下，我们马寨小学的老师们没有一点“功劳”，他们教出的学生，由于没有了杜小宝那种学习精神，个个质量不高，上到初中时，就非常吃力。混到初中毕业，想方设法出去打工，为南方那片改革开放的热土输送出了大批劳力。有十几个孩子，后来就在孙丙豪小儿子在南方办的工厂里打工，挣了不少钱。
户口
一生聪明不过的元叔，竟办过一件糊涂事儿，就是花了两万四千多块钱，给两个大一点的孩子买了商品粮户口。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凤姑她二姑从县城突然回到了娘家，给凤姑的爹捎信儿，让她的两个娘家侄子赶紧到县城去给孩子买户口。本来她要两个侄子严格保密，当她的两个侄子匆匆地在寨子里借钱的时候，吞吞吐吐地把借钱的原因说了出去。这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儿，马上在寨子里传开了。再说，经凤姑她二姑说媒到县城的老姑娘们，也闻风而动，很快给娘家带来信息。这个用钱财购买，可以由农业户口摇身一变成为商品粮户口的消息，就像一颗原子弹爆炸，形成的冲击波，快速地一层层地传播到了离全县行政中心最远的地方。
卖户口这个举措，是县里领导们一次重大而又神秘的决策，但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在加快发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举国上下，到处都在日新月异地前进。最能够体现领导政绩的，是解决县城“脏乱差”的局面。而县城要发展，最欠缺的就是建设资金。靠上级划拨、靠银行贷款，都是不现实的，各地都在改革的大潮中，敢闯敢冒，想尽了千方百计筹措资金。我们县的主要领导密切注意各地的动向，当外县传来卖户口的消息以后，立即做出了快速反应，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县委书记半夜里把几个主要领导叫起来开会，研究学习外地的这一先进经验。
领导们的信息普遍灵通，大家都已经知道外县在这个敏感问题上已经起步了，吃不准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在讨论时，有领导就提醒一把手，户籍制度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制度，牵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这样做的结果，要担很大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