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副乡长气恼地说：“干这么多年计划生育了，从来没有见过你这种滚刀肉人。我看你屋里确实没有什么东西，你要到你亲戚邻居那里转借一下，赶紧把罚款交上！”
高恩典涎着脸说：“乡长妹子，要不然我把一个孩子认给你当干女儿，或干儿子，咱们成了亲家，你得帮衬我一下！”这个馊主意，让一群工作人员忍俊不禁，一个个“哧哧”发笑，把女副乡长气得俏脸一青一红的，拿他没有丝毫办法。气了半天，只好自找台阶下，威严地警告高恩典说：“今天到此为止，限你五天时间内准备好罚款，不然，有你好看的！”说完，带上工作人员，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
第二天，计生办又来了一群工作人员，要把高恩典的老婆抓走，说是去乡计生所做绝育手术。高恩典第一次有点着急，他对工作人员们说：“你们让我生，我也不生了哇，她一身病，咋能结扎呀？”
工作人员不客气地说：“谁相信你们不再生了？她不结扎，你就得结扎！”
高恩典说：“叫我结扎，我就结扎！咱们走吧！”
高恩典的女人本来害怕得要死，这时候却大义凛然起来：“他爹，你不能去，一家人还得指望你养活哩。还是我去吧，大不了也是个死！”说这个话，就好像结扎手术是上刑场，去了以后再也不能活了一样。两口子争来争去，还是把他女人结扎了。从此，这女人落下了一个腰痛毛病，动不动就疼得一头汗珠子。
寨子里的邻居们很可怜高恩典，纷纷给他送来一些粮食和衣物。两个妹妹也都来看望他们一家，送来了不少东西。高恩典的日子在父母、亲戚和邻居的接济下，勉强过了下来。他的头两个孩子还有户口，安插进学校上了学。其余五个孩子都是黑户口。人口普查时，倒是给记上了，但发给他家的户籍本上，却没有这几个孩子。高恩典去找兰秀娟反映情况，要求在计划生育的册子上把孩子上进去。兰秀娟对高恩典解释说，你只要交了罚款，孩子们就可以上户口了。高恩典一听又要钱，硬邦邦地顶了回去：“报不上去个，我就不信你们能把老子怎么样！”兰秀娟说：“你这个人真是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我劝你算是劝错人了！”
那时候，报户口对于我们寨子里的群众来说，确实是一件大事，没有户口，就分不了土地，到年龄的孩子，连上小学都不允许。所以，家家户户为超生的子女上户口费了不少劲儿。计生专干兰秀娟权力虽然很大，也得生尽千方百计，才把自己的孙子、孙女上了户口。除了大儿子刘继昆在外工作，她家里还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生了四个孩子，三个女孩，一个男孩，年龄差别不大，都按双胞胎报的户口。其中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报的是龙凤胎。当然，村里的户口簿都是她发的，她以为自己能够瞒天过海，别人不知道其中的诀窍。
那次高恩典顶了兰秀娟以后，兰秀娟表面上虽然没有生气，实际上恨得牙根痒，从此盯上了高恩典一家。经常拿一些青菜送给高恩典家，表现出特别的关心。一进了高恩典家，眼珠子滴溜溜地转。高恩典的女人表面上很感激这个邻居婶子，她一走就对高恩典说：“这女人给我们送菜，我看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高恩典说：“不怕她，咬不了谁的鸡巴！”但他们谁也猜不透兰秀娟搞的什么鬼。兰秀娟经常看到高恩典买东西，就开始不相信他家真的穷得揭不开锅。终于，在她多次留心以后，从高恩典家的墙上发现了秘密，就偷偷地去高楼街，向乡计生办主任打了小报告。
这一天，乡计生办来了一群工作人员，突袭了高恩典家。这些人没有费多大工夫，就从他家的墙洞里，搜出了那一包钱，点了整数，留下了点零钱，给高恩典打了收条走了。挖走了这点浮财，高恩典如同被挖了祖坟，从油嘴滑舌一下子变成了凶猛的狮子，大闹起来。他和老婆认真猜想，认定是兰秀娟把他们的家底告发了。于是，掂了一个锅盖，在寨子里边敲边骂：“兰秀娟，日你妈，你缺了八辈子德了，你不给俺的孩子报户口也就算了，为啥告老子的黑状，把俺一家的救命钱抢走，还让不让俺过日子？”
要在平时，老刘家一姓的人肯定会站出来，往高恩典的嘴里塞屎也不解气，可这时，竟然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大家都恨透了兰秀娟这个老妖婆，抓计划生育红了眼，没有向一家高抬贵手过，自己却把啥光都沾完了。所以，许多人在心里一边同情高恩典，一边感到解气。兰秀娟自知理亏，吓得钻到屋子里，任凭高恩典怎么辱骂，只是当缩头乌龟，说啥也不出来。她的两个儿子气不过，要出去找事儿，狠狠地揍高恩典一顿，也让她拦了下来。
高恩典的这种反差巨大的变化，他儿时的小朋友杜小宝，也就是现在的杜思宝并不知道，因为他早已离开家乡，上大学走了。
考学
杜思宝的上一代人对招工、当兵最感兴趣，因为那是年轻人可以盼到的少有的出路，自从杜思宝考上大学以后，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时兴推荐上大学的时候，寨子走的第一个人，是支书刘庆典的女儿刘继苹，上的是唐都市卫生学校，是个中专生，学的是护理专业。又隔了几年，支书的侄儿，就是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大儿子刘继昆，被推荐上了我们省的一个师范院校。
由于刘继昆在上高中的时候程度最差，到了那个师范院校，学业上遇到了十分巨大的困难，起初，招生分配他学习的是数学专业。他上了不到一个月，根本啃不动一元微积分那种洋知识，苦恼极了，向系里要求调剂专业。那时候，每一个工农兵学员都是在计划的，想调剂专业很不容易。刘继昆在他妈来信的指导下，给数学系的主任送了一条香烟和两瓶酒，系主任很感动，把他的申请报给了学校革委会。谁知操作起来十二分困难，学校革委会请示到省教育厅革委会，也没有得到批准。幸好在美术系上学的一个豫北学员，是个色盲，看不清那些花花绿绿的颜色。这个学生在美术系学了一个月素描，黑色的4B铅笔，用不着分辨颜色，倒也没有露馅儿。当这个豫北学生跟别的同学去逛街时，认不出红绿灯，才露了馅儿。他们系把这个情况报给学校革委会后，学校领导研究了一下，决定采取变通措施，把他们两个对调一下，同时对他们说明，毕业时还按各自既定的专业拿文凭。他们两个都表示同意。教室、寝室都更换了，就是更换不了入学档案。
后来，到这批工农兵学员分配工作时，我们县一高正缺数学教师，一高校长亲自把刘继昆的档案从县人事劳动局提走。等他到一高报到后，一高安排他担任高二的数学课，他才吞吞吐吐地向学校领导说明了情况，一高校长毫不客气地把他的人事档案退还给了人劳局。人劳局只得把他重新分配到县文化馆。县文化馆里的同志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让他感到很脸红，在肚子里没有少骂那个缺德的一高校长。等他当上了局里的领导后，反而经常在心眼里感激那个一点不给他留面子的一高校长。要不是人家给退回来，当一个美术教师，肯定混不到领导岗位上。
刘继苹本来就是我们寨子里的小公主，上了中专以后，更以公主自居。第一学期学校放了假，她回到家里，说上了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有点发暗的瓷娃娃脸上涂抹了厚厚的雪花膏，从人群中走过去，年轻人都要吸鼻子。衣着打扮也比我们那些村姑别致得多，草绿色大翻领女装军衣，扣上红棕色的人造革皮带，把腰身束得细细的，把胸脯衬托得鼓鼓的，虽然还没有穿山里根本不适应的高跟鞋，屁股依然向后翘翘的，一副英姿飒爽的样子。
我们那里的群众，对中专、大专、本科这些学历层次，在当时是十分模糊的，只要离开山沟，都是吃上了商品粮，端上了铁饭碗，让一茬子年轻人既羡慕，又自愧弗如。大家从元叔的杂书里边找到了一种算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生辰八字，算出自己的命是几两几钱，推断一下自己究竟是个什么命运。大家算来算去，有的人命很重，对照一下判断词，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孙二孬就说，其实用不着算命，只要生在干部家庭里，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命运肯定好。
杜思宝高中毕业后，便成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他一直在生产队里干农活，栾二哥爱才，觉得一个高中毕业生是难得的人才，硬拉他参加了大队的文艺宣传队。可他一点也不热心，说自己五音不全，坚决不学唱戏。让他学乐器，他也不喜欢，好说歹说退出了宣传队。年轻人的脑子闲不住，体力劳动之余，他怀念七太爷那种孜孜不倦的对新事物的追求，身在山沟里，心却早就飞出了大山以外。在元叔的熏陶下，他对自然科学充满了浓厚的学习兴趣，每天晚上，点着一盏柴油灯，努力钻研数理化方面的知识。他并非不清楚，在当时的条件下，学这些东西没有丝毫用处，但他学起来，心里感到十分充实，这纯粹是一种爱好，也是一种自强不息的动力。
由于他爱学习，常常读书到深夜，他妈心疼他，劝他休息，抱怨他费心费油，有什么用处！话是这么说，并不干涉他，而且家里有了客人，烙了白面馍，吃剩下的，妈妈就要包起来，不让弟弟妹妹们吃，专门留给他，让他在夜里学得久了，垫一垫肚子。这样长时间地坚持学习，体力和精力不免都有点透支，再加上他的身材本来瘦弱，干农业活不是一块好料，到地里干活时，癔癔怔怔的，提不起精神。并且干到中间休息时间，他也从来不与其他年轻人扎堆儿，独自在地上写写画画，默记数学、物理公式、定义、定理和法则。有时干脆躲在荒沟里，背那些枯燥的化学元素符号和化合价口诀：“Au金，Cu铜，C碳O氧H氢……”“一价氟氯溴碘氢，钾钠金银铜和汞，二价镉氧硫镁汞，钙钡钋铜铁，锡铅锌，锰镍钴镭铬……”或者画一些老道士都画不好的有机物质的分子结构式。
对杜思宝如此好学，好多人不理解，说这小子是个“响圣人蛋”，学那些东西有个用，当不得吃，当不得喝，混不来工分。贵亭叔就多次批评他，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要把心操在安心劳动生产上。在大队干部的眼中，这小子是一个落后青年。刘庆典就曾经发话说：“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表现不好，学的知识再多，照样没有推荐上大学的份儿！”所以，全寨子里的人都知道，这孩子没有多大出息。年轻人是追求进步的，杜思宝曾经写了几次入团申请，都不能得到批准。大队团支部本来就是刘姓一家的天下，容不得外姓人，更何况杜思宝是一个落后青年，一个书呆子！这一切反而更加激发了杜思宝的学习狂热，元叔在暗中不断地鼓励他，帮助他，他就在知识的海洋里孤独地遨游。
谁知，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次高考，这种知识的积累，让他在考场上的发挥十分出色，他以高分考上了省综合大学，成了我们这一带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大学生。那时候，政审十分严格，支书刘庆典曾经对公社来调查他的人员，搜肠刮肚地说他坏话，主要说他干“三大革命建设”不积极。政审人员说，这一条不成立，“三大革命建设”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去了前边两条，如果科学实验不积极，显然考不出好成绩。刘庆典他们几个忽然想起他不在文艺宣传队干，找到了致命的一条，说他“不热心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就记在了他的政审材料里。当然，政审活动杜思宝并不知道，说他了多少坏话，他都被蒙在鼓里。正因为这些，在录取他时，学校的老师看到这一条严重问题，犯了不少踌躇，把他的档案提出来又退掉，退掉了，又提出来，反复数次。终因他考试的成绩特别好，好几个招生学校争着要录取他，他报考第一志愿的学校，才下定决心，担着风险，破格地把他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一家人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爹爹杜凤翔商量，要请客庆贺。刘庆典是支部书记，当然在被请之列。刘庆典高兴地参加了酒宴，喝到半酣之时，掏出了五十元钱，说是给杜思宝送盘缠。其他的人也不约而同地凑上了份子，十元、二十元不等，让杜思宝一家很感动。刘庆典说：“小宝上了大学，是我们全寨子里的光荣，送点盘缠是理所应当的。小宝，你到了学校，要好好读书，不要忘了咱马寨的乡亲们！”杜思宝激动地表示，一定要为庆典叔争光，为爷爷和父母争气，为全寨子父老乡亲争脸，学好本领，报效祖国。大家都夸这个孩子有志气。
元叔为小宝精心制作了一个小巧的桐木箱子，箱底里压了零零碎碎一百元，这是元叔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是最贵重的礼物。元叔说：“小宝，你去上大学了，就好像我也去上大学了，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小宝的眼里滚动着泪水，打心眼里感激这个比任何人对他帮助都大的长者。
紧接着，寨子里不少与杜家交厚的乡亲，纷纷送来礼品，有三元、两元钱的，有鸡蛋、衣物的等等，杜思宝从一个不起眼的农家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全寨子里一颗耀眼的明星。临走的时候，刚刚进入县第五高中读书的孙丫丫，偷偷地送给杜思宝了一个红色塑料封面的笔记本和一支钢笔，上边写着“祝小宝哥哥鹏程万里，妹妹丫丫”。而那个花了五百元彩礼和一台缝纫机，才定下几个月的未婚媳妇，却没有前来送他。他从小最要好的朋友孙二孬和高恩典，拉着平板车，把他一直送到县城，坐上了去省城的公共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