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一样。平面也罢，球体也罢，力作用于地壳，地壳隆起，形成不同的构造带。不过，你问得好，地质实验讲究高度的相似性。我得想法子改进。”
他买来一个大铅球，把铅球安装在铁架上，两端用轴条连接，再把铅粉、纸浆调合成泥浆状，把泥浆均匀地敷在球体表面，开始转动铅球，随着球体转动，两端受离心力的作用，泥浆向中间部位推移，移动中发生错位现象，又是一个“山”字形的构造。
事实胜于雄辩。几百次的实验，出现同一个结果，还有什么能比这个结果更有说服力？反对地质力学的人表示：我们不能接受地质力学理论。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实验的结论做出另外一些解释。
7．朱森之死
实验继续进行。李四光认为，做一万次实验，如果出现一次异常结果，就得搞清原因。
1942年的夏天，良丰地区持续高温，知了躲在树荫里“吱———吱———”地叫得人心烦。
李四光早已习惯酷热的天气，他照旧在小屋里做着“造山实验”。
门开了，喻建章走进来，他神情黯然，眼角似乎还有点点泪痕。
“先生，朱森前日去世了。”
“什么？子元（朱森字）不在了？怎么可能？”李四光沾满泥浆的手一下子抓住喻建章，要问个究竟。
“先生，怪我没有照顾好，朱森死得惨啊。”七尺男儿，放声大哭。
李四光让他坐下，递来毛巾。
喻建章平静下来，把朱森死的经过原原本本讲出来。
朱森到重庆大学教书。当时，喻建章任中央大学地质系主任，两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地质问题。喻建章很佩服朱森的学识，希望他能到中央大学代些课。朱森是老实人，碍于情面，答应了喻的要求。
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各大学教授可按月领取五斗平价米。朱森在重大教书期间，妻子按月去领米。这年6月，朱森带学生外出考察，回来后胃病复发，疼痛难忍，住进医院。
恰巧，中央大学总务部通知朱森的夫人到校领平价米，她即将米领回。于是，有人上告，说是朱森领取双份平价米，意在贪图私利。教育部那帮官僚，不做核查，立即处置：通告朱森有贪污行为，予以处分。
躺在病床上的朱森得知这一消息，如五雷轰顶一般，挣扎着站起身，要到教育部问个明白，但剧烈的疼痛压倒了他。顿时，他两眼发直，浑身冒汗，哆哆嗦嗦地一句话也说不出，两手不住地揪着自己的胸口。突然，一口鲜血涌出，接着，是大口大口地吐血。他吐出满腔的血，却吐不出满腹的冤，于当夜两点，告别人间。
“先生，你要节哀呀，先生。”喻建章看见李四光脸色发白，青筋暴起，双肩微微颤动，合起双眼，一言不发，一串串泪珠顺着面颊滚落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许淑彬来了，两人搀扶着李四光上床。李四光用微弱的声音说：“淑彬，给建章做些吃的，我想一个人躺一会儿。”
他们离开了。李四光长长地叹口气：“子元，你就这样走了吗？就这样离开我们了？”
1923年，李四光在北大教书时第一次见到朱森。朱森个子不高，又黑又瘦，平时不大爱交往，但对地质学很感兴趣。因为经常请教李四光一些地质上的问题，李四光发现他很有潜力，感到他务实、勤奋、能够吃苦，有个人见解，是块搞地质的好材料。1928年，李四光组建中国地质研究所，选朱森到所里工作。
朱森跟随李四光，除帮助导师做些研究，自己也写了不少论文。1932年，李四光带着他们到南岭山脉考察，那次考察，异常艰苦。他们深入到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常常与猛兽做伴。在外野宿，朱森总是睡在帐篷口，万一遇到风险，他要为大家抵挡一阵。1934年秋天，研究所得到一个机会，派一位工作人员到美国学习，李四光力排众议，坚持让朱森留学美国。朱森，这样一位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和特殊社会关系的平民子弟，因为李四光的提携，成为地质界的后起之秀。
1936年5月，李四光从英国讲学归来，绕道美国。正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朱森，为了迎候导师，一大早赶往码头，在看到李四光乘坐的渡轮靠岸时，他手舞足蹈，高声喊着：“先生，先生，李先生！”那情景，让人感动不已。
朱森学成归来，正赶上研究所南行。一路上颠沛流离，他吃苦最多，受累最大。满想着推荐他到大学教书，可以增加一点儿他的家庭收入，不想，他就这样被人陷害致死。
天渐渐黑下来，淑彬点上小油灯，扶李四光下床，劝他说：“仲揆，想开些，这个世道，好人难过啊。”
一家大报的记者为“朱森之死”事件专诚采访李四光。这位记者也是古道热肠，他告诉李四光，朱森死后，从重庆到桂林，掀起控诉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浪潮。他拿出一份《新华日报》给李四光，说：“李先生，朱森教授不能这样白白地死去。你看，这是共产党创办的报纸，上面有一篇专门为朱森事件发表的社论。”
李四光接过报纸，上面赫然写着几个大字：论朱森教授之死。社论指出：“对于一个教养有素、学业有成的人，只凭他人的告发，不经过确切的查究，即给予处分，常常会造成一些悲惨的事态出来。这是在行政负责方面所不可不万分审慎的地方。”
记者问：“李先生，你对朱先生之死，是怎样一个看法？”
李四光冲口而出：“我们做地质工作的人，本来就准备接受饿死、热死、跌死、打死、累死，尤其是这个时期，有什么说头？不过要说是气死，则国家无谓的牺牲未免太大。死了还要受气，更是太不成话。”
记者走后，李四光仍然无法平静下来，他写了一篇文章《朱森蝗，蝗科之一新属》，说“这个新属名，是为纪念已故的朱森教授而命名的，特别是为纪念他在中国地质学上的重要贡献”。
很长时间没有给朋友回信了。李四光铺好信纸，提起笔，朱森的身影又在眼前晃动，于是写道：“子元已矣！我的思想太乱，一切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能想到他平时对我说话诚挚及对我微笑的样子，其他都不堪设想了。”又是半年过去，冬日的雨，时断时续，冷风吹来，寒心彻骨。1943年即将到来，良丰的大街小巷，没有一点新的生机。为了纪念朱森，李四光赋诗一首《悼子元》：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南岭山水若有知，会永远记下李四光与朱森那段刻骨铭心的师生之情。
8．艰苦岁月
1944年一开春，中国的局势急转直下，日本聚集大批兵力向云桂地区发起强攻，企图打通平粤汉两条铁路。
长沙失陷，桂林告急。
日本军队打过来啦，赶快逃吧。日本兵南京屠城的阴影笼罩在国人头上。
炮声隆隆，山路迢迢，哪里是个去处？李四光决定先到贵阳。
研究所总共剩下七八个人，仪器、设备不能带走，李四光下令，就地安置。待他们做完这一切出城时，外面早已是兵荒马乱。
六月的骄阳，快把石头烤化了。李四光他们好不容易挤进一节车厢，车厢就像个大蒸笼，里面人挨人，人挤人，不知是谁小声嘀咕一句：“哎哟，我的腿被挤痛了。”立刻招来一片呵斥声：“忍着点吧，这是逃难。”
火车怎么也跟人较上了劲儿？走走，停停，慢慢腾腾。
破船又遇顶头风。李四光正赶上闹痢疾，坐不稳站不住，脸色蜡黄，气喘吁吁。许淑彬紧紧握住他的手，一个劲地说：“仲揆，你要顶住啊。”
助手们围着导师，眼睁睁地看着他不断地抽搐，却不知怎么办才好。
火车到了独山，李四光顶不住了，他们只好下去。
四周是一片荒野，到哪里安身？
或许是天无绝人之境吧，许淑彬忽然想起有个亲戚，在贵阳运输大队当处长，找他想想办法。
助手拿着许淑彬的亲笔信去联系。这位亲戚二话不说，调来一部卡车。
研究所有汽车，真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他们一个个高兴得眉开眼笑。
经过二十多天的颠簸，来到了贵阳的乐湾。
就在乐湾落户。李四光他们找到住处，挂起“中国地质所办事处”的牌子。
挂好牌子就要工作。李四光提议，到附近的山里考察地质，察看冰川遗迹。
“仲揆，我不同意你去，你还没有痊愈。”许淑彬马上阻拦。
“淑彬，我说过多少次，活着，就是为搞地质研究。如果不是战乱，我或许不到这里来，既然来了，却不去考察，以后，不就成为永远的心病了吗？”
“师母，放心吧，我们会照顾好先生的身体的。”助手们簇拥着李四光出发了。
平静的生活刚过两个月，进入10月，风声吃紧。日军占领桂林，逼近贵阳。独山失守，乐湾不保。
研究所的一行人又上路了。
汽车已经老得掉牙，除去喇叭不会响，没有不响的地方，孙殿卿走一路修一路，那修车的水平快赶上专业技师了。
车轮滚滚，尘土飞扬。突然，一群衣冠不整、蓬头垢面的士兵，在前面一字排开。
“下车，下车，这辆车我们征用了。”司机刹住车。这群人一哄而上，动手抢劫。“啪！”李四光拍了一下车盖，士兵们吓得一愣怔。“你们要干什么？这是我们的汽车，你们想要，办不到！”李四光的声音，震得山谷都“咯吱、咯吱”作响。
那伙人搞不清李四光来头有多大，一时竟不知怎么是好。
司机见机行事，一踩油门，“嗖”的一声开走了。
孙殿卿说：“先生，我可开了眼界，你一发怒，真是山摇地动，八面威风。”众人哈哈大笑起来。遵义到了。逃难的人，把个遵义城塞得满满的。李四光一挥手：“走，咱们上浙江大学投奔竺可桢校长。”
竺先生与李四光是莫逆之交，危难时刻异地重逢，真是百感交集。竺先生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仲揆，你瘦得都走形了。”
在遵义，他们稍事休息，起程驶往重庆。
11月，李四光一行到达重庆。
学生们听说李先生来了，都去看望他，帮他在沙坪坝找间房子；地质界的同人纷纷请他作报告；重庆大学地质系主任喻建章教授，在理学院给他安排一间研究室。一切就绪。
可是，许淑彬却病倒了。高血压折磨着她，头痛得两眼冒金星，每当李四光俯身看她的时候，她总是努力露出笑容。李四光心里流着泪，嘴上却说：“看起来你确实好些了。”
他要亲自服侍许淑彬，给她做饭，端汤，喂药，偶尔，还给她来几段小提琴独奏。病魔向李四光悄悄袭来。一天早上，他照顾妻子吃完药睡下，拿起自己的提包去重大做实验。走到沙坪坝路口，一阵钻心般的疼痛使他站立不住，他疾步走到路边的茶馆坐下，额头沁出一层豆大的汗珠，他两手抱着前胸，差点一头栽到地下。重大地质系的助教周敏打这儿路过，心想，这不是李先生吗？他怎么啦？
周敏上前去扶李四光，李四光摆摆手，指指自己的胸口。见势不妙，周敏赶快去找喻建章，两人把李四光送回家，请来常到李家的大夫张孝骞。张大夫切脉后，安慰大家，这是心脏病突然发作，是劳累和气闷引起的，需要静养。
张大夫转身对李四光说：“仲揆，不可大意，到底上年岁了，比不得年轻时期。
烟，一定戒掉。不可再劳作。”
一间屋里两个病人，女儿远在成都读书，除许保钧外，就是李四光的学生们轮流照顾他们夫妇。
李四光病倒后的第三天，喻建章来了。李四光说：“我的一篇文章《中韩沿海之陷落与大陆破裂》的构思已经成熟了，你有时间，就来帮我整理一下。”
“先生，你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来。但是，大夫嘱咐你不要再劳累啦。”
“大夫的话我已经照着做了。三天来，我没有摸一根烟，并且向你师母做出保证，坚决戒烟。但研究工作不能中断，这篇文章是我的得意之作，它能够填补地质学上的空白，必须尽快完成这个课题。”
喻建章不再说什么。先生口述他记录，一篇重要的地质学文献就这样在李四光的病榻上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