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台上的曹操涂了个大白脸，被当作奸臣，妇孺皆知，而历史上曹操的真面目却少人了解。1959年3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写的文章《替曹操翻案》。郭沫若文章登出之后，王昆仑、翦伯赞、吴晗等知名史学家都参与了关于曹操评价问题的讨论。许多人认为曹操很有本事、有功劳，是英雄人物。但他也有毛病，杀过不少人。总的来说，功大于过，特别在用人问题上，曹操是很值得称道的。
一
曹操重视人才，思贤若渴。他写的诗《短歌行》：“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前两句借用《管子.形势解》所说的“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来比喻自己广招贤士，收罗人才，越多越好。后两句，表示要像周公那样“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礼贤下士，使得天下人心归附。
东汉用人重门第，名门望族居高位，英俊寒士沉下僚，曹操打破了这个压制人才的老规矩，强调“唯才是举”。
210年春，曹操发布《求贤令》：“现在天下尚未平定，迫切需要寻求贤才。如果一定要从廉洁高尚的人中间选用，那么齐桓公怎么能称霸于世呢？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姜子牙那样身穿粗布衣服，胸怀谋略，垂钓于渭水之滨的人吗？又没有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却很有才能而未被我们了解的人吗？你们应该帮助我发现和选拔被埋没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推举，使我能够使用他们。”当时，主管选拔任用官吏者能领会、贯彻曹操的指令，选用有真才实学的人，这对改变东汉末年崇尚门第的浮华风气，起了积极作用。
214年，曹操再次下了一道求贤令——《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有良好品德的人，未必能有所作为，有作为的人也未必能有好的品德。不能说陈平品德好，也不能说（挂六国相印的）苏秦守信用。但陈平能帮助汉高祖取天下，苏秦能救助弱小的燕国。由此说来，有才能的人虽然有短处，怎么能废置不用呢？主管选拔官吏的人弄通了这个道理，有才能的人就不会被埋没和遗漏，政事也不会被废弃了。”
217年，曹操第三次下达求贤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对那些勇敢果决，不顾性命，遇到敌人奋力死战的人；或者担任下级官吏，确有超人才能和优异素质的人；或者胜任将军、郡守，却名声不好，行为被人耻笑的人；或者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你们都要推荐上来，不得遗漏。”曹操公开提出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做官，进一步冲击了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来选拔官吏的陈腐观念。
二
曹操那个时代，军阀割据，互相争战，“你方唱罢我登场”，斗争激烈。统治者要收揽人才，良臣也要择主而事以施展抱负。在这双向选择的竞争中，曹操是引人注目的胜出者。其原因就是曹操贯彻了“唯才是举”的主张，并能做到用人不疑、量才任用。史书记载：曹操“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地方高级长官）者，不可胜数”。这里提到的张辽，原是吕布部将，后来归附曹操。215年，孙权率十万大军攻合肥，曹操派张辽独当一面，抵抗孙权。张辽精选八百勇士直冲孙权指挥所，孙权惊慌失措。张辽坚守合肥，孙权包围十多天，攻城不破，撤军回，至逍遥津北，张辽率骑骤至，几乎活捉孙权。“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说明曹操敢于信任降将，委以重任，并取得成功的胆略。
袁绍与曹操之间的官渡之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智谋战、人才战。
军力对比，袁绍占压倒优势，最后一败涂地，输就输在优柔寡断而又自以为是，拒绝谋士的正确谋略。
早在官渡之战前的195年，袁绍有一位智谋出众的监军沮授，力劝袁绍从长安迎回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并提醒袁绍，这件事合乎正义，要赶紧做，否则，别人必会抢先。袁绍不听。
过了不到一年，曹操的谋士荀彧建言：“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曹操立即派人迎奉汉献帝，迁都许昌，政治上占了先机。
对于官渡之战的战略、战术，袁绍的谋士沮授、田丰都提出了正确的对策，袁绍概不采纳。沮授、田丰出于忠心，一再进言，袁绍怒而免去沮授的监军职务，把田丰关进监牢。
与袁绍相反，曹操对谋士的意见，能虚心倾听，择善而从。
官渡之战前，袁绍与曹操力量对比悬殊，曹操对能否取胜缺乏把握。他和谋士商量，谋士荀彧、郭嘉把双方情况做了分析比较，归纳起来，主要有这么几点：一、袁绍为政以“宽”，放纵豪强大族兼并，百姓不亲附。而曹操则纠之以“猛”，依法抑制豪强，安抚百姓。二、袁绍自仗名门望族，任人唯亲，部属多为务虚名而缺乏实际本领的人。而曹操则任人唯才，手下多“效实之士”。三、袁绍“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内部不团结。而曹操则比较宽宏大量，内部比较团结。四、袁绍“不知兵要”、“军令不立”，兵多而不能用。而曹操“法令即明，赏罚必行”，“用兵如神”。五、袁绍遇事疑惑犹豫，贻误战机。而曹操则遇事果断，善于随机应变。
这些分析，虽不免对曹操有所过誉，但总的来看，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荀彧和郭嘉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能抓住袁绍的根本性弱点，这种政治洞察力，坚定了曹操进行官渡之战的信心和决心。
战争进程中，曹军开始很不顺利，与袁绍相持日久，兵少粮缺，士卒疲劳，百姓困于租赋多有投奔袁绍的。曹操忧虑，打算退回许昌，写信给留守许昌的荀彧征求意见。荀彧回信，大意说：袁绍聚集全部兵力，要与你决一胜败。你以至弱御至强，若不顶住，袁绍必乘胜大击。这是关键时刻，你要深思。袁绍虽聚了一些人才但不能用，你明智而又在政治上占优势，如今虽缺粮，总不如刘邦、项羽对峙在荥阳那样艰难。那时，刘、项谁也不肯先退，先退就示弱失势，何况你以对方十分之一的兵力，扼住对方咽喉，使袁绍不能前进。相持半年，袁绍力量快用完，将有变化，正是用奇计之时，机不可失。”曹操采纳了荀彧的意见，坚壁固守。
正在这时，袁绍的又一个谋士许攸，因得罪袁绍而投奔曹操。曹操知道许攸掌握袁军机密，高兴得来不及穿鞋，快步迎候，拍掌说：“子卿（许攸字子卿）远道而来，我的事好办了。”许攸献计，要曹操袭击袁绍粮饷辎重。最后，袁绍全军溃灭，被杀七万多人。
曹操以一当十，劣势胜优势，关键在人谋，在人才。官渡之战，是最好的实证。
三
曹操用人之道，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赏罚分明，信赏必罚，使人才奋发进取，不敢懈怠。207年，曹操下了《封功臣令》，令文说：“我起义兵诛暴乱，至今已十九年，所征必克，这哪是我个人的功劳呢？是贤士大夫努力的结果。我要和贤士大夫一起共同平定天下。我自己享受功劳，于心不安，应该论功行封。”据此，曹操大封功臣二十余人为列侯，其他有功将士，也依次受封。他还把自己封邑的“所受租”，分给“诸将掾属”以“酬答众劳”。这样做，大大鼓舞了士气，使广大将士“不遗其力”，“夷险平乱”。
曹操赏识、倚重郭嘉，更是厚待功臣的实例。曹操和郭嘉共事十一年，郭嘉多谋善断，帮助曹操战略决策，屡建奇功。曹操认为“天下相知者少”，“唯奉孝（郭嘉字奉孝）为能知孤意”。两人常“行同骑乘，坐同幄席”，坦诚交流，高度信任。不幸在东征乌桓班师途中，郭嘉病死了，年仅三十八岁，曹操十分伤感，对谋士荀攸等人说：“你们的年龄都和我差不多，唯独郭奉孝最小，我准备把身后事托付给他，不料他中年夭折。”曹操又上表汉献帝，请求给郭嘉增加封赏。表文说：“军祭酒洧阳侯郭嘉，同我一起征伐十有一年。每逢讨论重大事情，他能提出很好的建议，没有失算的地方。擒获吕布，斩杀袁谭，占据河北，扫荡乌桓，平定北方，郭嘉的功劳是高的。他却不幸早死，使事业未得完成。追念郭嘉的功勋，实在不可以忘怀。应该增加封邑，和以前所封共一千户，以表彰死者，鼓励后人。”
曹操在论功行赏的同时，也强调追究失败者的责任。他曾颁布《败军令》，指出：“只奖赏战功而不追究失败的罪责，这不是国家正确的法令。现在我宣布，将领带兵出征，打了败仗的要按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罢官和削除封爵。”这些配套的措施，对调动部属的积极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吸引各方人才归附，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四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凭借自己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搜罗文学之士；并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显示出新的文学气象，成为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所谓“建安风骨”，是建安年间出现的文学风格。曹操等作家正视现实，真实地反映出那个动乱时代的实况，而又富于忧国忧民、建功立业的宏愿，因而形成了一种慷慨悲壮的建安风格。
曹操和他的儿子曹丕、曹植文学造诣很高，世称“三曹”。在曹操父子的旗帜下，天下文士纷纷云集，形成了“彬彬之盛”的文学队伍，孔融、王粲、刘桢、陈琳、徐幹、阮瑀、应玚等“建安七子”是骨干人物。陈琳原属袁绍，曾替袁绍写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问他：“你过去替袁绍写檄文，骂我也就算了，怎么辱骂我的祖宗三代呢？”陈琳谢罪。曹操爱他的文才，不但不惩处，还提拔他为掌管书记。
曹操有位故友，即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被王允杀死。蔡邕的女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诗人蔡琰（蔡文姬）。汉末军阀混战中，她被董卓部下所掳，后来又辗转流落匈奴，做了匈奴人的妻子，居留匈奴十二年之久。曹操哀痛她的遭遇，派使者用重金把她赎回，还给她重建了家庭，让她整理蔡邕遗著。蔡文姬创作了《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两首著名长诗，真实地描述了时代的动乱和自己多灾多难的悲惨生涯，传为千古佳作。
这些都足以说明曹操对文学人才的尊重、关爱和豁达的胸怀。
应当指出，曹操身处军阀混战的非常之时，行“唯才是举”的非常之事，乃形势使然，通达权变。但一般说来，用人应德才兼备，不可偏废，这是历代有眼光的统治者的共识。特别是贪腐滋生蔓延之际，像陈平那样“盗嫂受金”的，往往会被糖衣炮弹袭中而危害国家人民，决不能姑息养奸，盲目任用。为澄清吏治大计，坚持德才兼备，是一条重要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