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者的避风港
1933年，德国劫难开始了。战争疯子希特勒上台后先在文化上进行大屠杀，大部分在德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德国作家开始了流亡生涯。黑塞于1923年已获瑞士国籍，因而得以逃脱希特勒的魔掌。但黑塞是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不会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不问窗外事。当许多德国作家无处安身时，黑塞伸出了援助之手。他的家成了德国作家逃亡路上的第一站，他们在黑塞家里先喘口气再作进一步的打算。黑塞在家里为他们的到来支起了床，尽可能地做好物质上的准备。锦上添花固然好，哪有雪里送炭见真情？黑塞这时提供的无私帮助是向熟悉的不熟悉的、知名的不知名的作家朋友捧出的一颗金子般的心。黑塞不仅提供尽可能多的物质帮助，而且对朋友们进行心灵上的抚慰。完全抚平朋友们心灵上的褶子是不现实的，但可以通过和朋友们聊天谈心排遣他们的烦恼与寂寞。托马斯·曼，这个一生中只与黑塞见过三次面、但友谊却维持了一生的朋友回忆当年到黑塞这里来的情况时写道：“14年前，当我经历了丧失家乡与家的第一次打击时，我常常逗留在堤契诺他那美丽的房子和花园里，这里我才与他有了私人的接触。我当时多妒忌他啊！不仅妒忌他在自由天地里的安全性，而且特别妒忌他先于我及时获得的精神上的自由，妒忌他与所有德国政治保持的哲学上的距离。在那些困惑的岁月里，没有比与他谈话更使人宽慰、更有疗效的事情了。”
黑塞给这些流亡者和难民尽可能多的帮助也是出于一种羞愧感。他总觉得自己没受战争之苦，住房宽敞舒适，有两个书房、有佣人是一种奢侈，他知道他的富裕生活不会引起朋友们的嫉妒，但他总觉得自己过去穷，穷得连裤子都起毛边，而现在其他许多作家都不得不流亡，生活无着落，自己却过着舒适的生活，所以感到惭愧。
黑塞不仅一直远离公众生活，与文学界的联系也是很有限的。在自由和平时期来往不多或者没有联系的同仁，现在也因共同反对希特勒而有了来往。这不，布莱希特也和当时的德国流亡作家一道来拜访黑塞了，他们在一起谈起了德国政权的焚书罪行。黑塞一直都很欣赏布莱希特的诗和小说，认为他是无产阶级作家中真正的作家。
朋友们的到来也给黑塞带来了愉快。马丁·布伯是位犹太作家，黑塞称他为“犹太人中思想精英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是“智者”，是“很高的伦理与人道主义的代表”。他来到黑塞这里也给黑塞带来了幸福与快乐。
黑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围攻的经历给了他致命的创伤，用他自己的话说“几近个人的毁灭”。所以在希特勒当权后，黑塞采取一种中庸的态度，他说：“我宁可被法西斯打死／也不做法西斯／宁可被共产党打死／也不做共产党！”黑塞是个地地道道的独行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对任何意识形态都不感兴趣。可有一点他的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反对一切暴力：“我是个受过印度文化与基督教教育的独行者，认为任何改变世界历史的意愿、任何想通过武力、议会群殴或发动战争等改变世界的愿望都是荒唐的、错误的……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一切通过武力来改造世界的努力都是错误的。”
但黑塞却以另外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世界文学文库》中自然有不受德国当局欢迎或者遭禁的书目。当德国那边要求他对不合时宜的地方进行修改后再出版时，黑塞坚决拒绝了。
黑塞虽然没有参加任何党派，但他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那就是坚决反对民族主义。当德国举国上下都被希特勒鼓吹的民族主义冲昏头脑时，黑塞却保持着理智。他洞隐烛微，指出德国这种思潮必定把德国带入战争深渊。黑塞这种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认知力使他陷入了一种孤立，但他宁可做个孤独的人，也不愿随社会潮流而动。他在1932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和罗曼·罗兰的共同点是我们两人和多数的德国青年隔绝。我们完全背离所有的国家主义……我们认为国家主义是落伍的感伤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全国有四分之三的青年醉心于希特勒和他愚蠢的口号中；我们能直接行动的道路几乎完全被关闭，或许时间会带来改变。就像罗兰因特别反国家主义而背离了法国同胞，我对德国现在这种国家主义的形态感到厌恶。我认为那是德国政治上的愚昧、虚伪和幼稚，势必引发第二场战争。
事实被黑塞言中了。
弟弟之死
1935年冬季的一天，黑塞接到一个消息，他的弟弟汉斯突然失踪了。黑塞坐立不安，与妻子来到弟弟的家。一天过去了，仍不见弟弟踪影，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他的心头。果不其然，弟弟所在教区的牧师来到黑塞面前，告诉他警察已经找到了他自杀身亡的弟弟。黑塞帮助弟妹料理了后事，给弟弟下了葬。
按黑塞的说法，他们兄弟俩都是“局外人”，两个人在上学时都学习困难，他弟弟最后被拉丁语学校开除了，两个人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兄弟俩后来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之路。哥哥虽然也在书店做学徒，但他没把这个工作当作终身职业，而是当作一块跳板，一段弯路，先把自己养活，先适应这个社会，然后向着自己更远大的生活目标前进，那就是成为诗人。他通过自学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了世界知名的作家。而弟弟先在商店学徒，后在工厂做秘书，工作换了几茬，可没有一项工作是他乐意做的。他缺少自信心，没有理想。黑塞曾试着把弟弟带入自己的朋友圈子里，可弟弟对这些文人雅士们谈论的有关哲学、文学与政治的话题不感兴趣。弟弟喜欢音乐，被学校开除以后本想当音乐家，可他出身书香门第，家里人都是学者，自然要禁止他早早从事这项工作。黑塞是个很称职的哥哥，当弟弟不知如何打发没有工作的那段时间时，他带弟弟听音乐会，甚至到苏黎世去听，把他介绍给自己的音乐家朋友，可弟弟对音乐会、歌剧、哥哥的音乐家朋友全都索然寡味。黑塞只好放弃了继续帮助弟弟。后来弟弟找到一份工厂的工作，一次与同事发生争执，他认为所有同事都跟他过不去，失去理智的他喊道：“解雇我好了，我够了。”他请求哥哥能利用关系帮他找份工作。黑塞知道，以弟弟这样的性格请求他是很难的，弟弟一定是处境非常不妙了，他答应帮他留意一下，不过他也告诉弟弟，如今找份工作也不是很容易的，劝他先别辞掉工作，他毕竟还有家要养活。弟弟听了黑塞的话。可没想到，年轻的他最终还是走上了不归之路。弟弟去世后，黑塞一直很怀念他，满怀深情地写了一篇很长的纪念弟弟的文章“回忆汉斯”。
另外一种抵抗
1935—1936年，黑塞为瑞典一家杂志写了《德国新书》的文章，连续六期发表。在文中，黑塞也赞誉了许多在德国遭禁的作家。除了卡夫卡、托马斯·曼、恩斯特·布洛赫等人外，还有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在德国也被列为禁书，而黑塞却在文中大唱反调，称赞他是“德国文字记载中最正派的散文家与最聪明人之一”。此外，黑塞还对当时德国的纯文学作品贬低了一番，称这些作品的繁荣是偶然的，“不必认真对待”。黑塞违背德国主流文学批评话语的评论自然遭到来自德国方面的攻击。德国《新文学》杂志对黑塞“在外国传播有损于他祖国的错误观点”的行为进行抨击，说他“把当前的德国文学出卖给了德国的敌人和犹太人”，他帮助的是“犹太人和文化布尔什维克”。
1927年发表的小说《荒原狼》就反映了黑塞对战争的看法。他认为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都应对9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进行反思，他借小说的主人公口说：“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在政治‘责任问题’上都不应该浑浑噩噩地沉醉在编造的谎言中，他们都必须在自己身上检查一下，他们犯了什么错误、延误了什么时机、保留着哪些陈规陋习，从而也对战争的爆发和世界上的其他不幸事件负有一定责任。”黑塞，《荒原狼》，赵登荣、倪诚恩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107页。然而德国并没有从以失败而告终的战争中吸取任何教训，“一切都按老皇历进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非常热心地准备着下一次战争。”战争的叫嚣充斥着每天的媒体就是战争准备之一，德国人“每天被灌输，被提醒，被煽动，被搅得不满和发火，这一切的目的和结局就是爆发另一场战争，而下一场战争也许比上一次战争更可怕。”黑塞是一个出色的预言家，历史这个裁判员再次判黑塞为赢家。预言的准确源于黑塞的犀利深邃的目光和洞察力。战争首先在舆论打响，这是战争的基本规律，只是许多人对此麻木不仁，而像黑塞这样摆脱了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而成为一个世界公民的人是能知微知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响了。法西斯政权也并不因为他没有公开站出来反对而放过他，黑塞虽然没有被列入德国纳粹的黑名单，但作品在德国出版遇到了阻碍。《轮下》、《荒原狼》、《观察》、《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和《世界文学文库》不得重印。从1933至1945年，德国只卖20种黑塞的作品，发行量只有48万册。因在德国出版困难，黑塞只得另辟渠道，作品在取得德国原出版社菲舍尔社同意后由瑞士苏黎世弗雷茨和瓦斯姆斯出版社继续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