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欧洲形成一股中国热，许多文人哲人都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比如叔本华、尼采。黑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并不是赶时髦或用异国文化装点自己的作品。不，他不是这种玩时兴追时尚的人。他孕育于西方文化，根植于基督教的文化土壤，他不会崇“洋”忘祖。他的眼光宏远，是从文化角度来思考对中国文化的接受，是想让中国文化来冲涤一下西方趋于僵化的思维，他说：“对于我们欧洲人来说，古老中国的思想，特别是早期的道教思想，决非冷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从根本上已证明，它在重要的问题上对我们是有益的，有帮助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从这些古老的哲理书籍中一下获得一个新生活观，也不是要抛弃我们西方的文化而变异为中国人。但是，在古老的中国，尤其从老子那里，启迪我们去看到一种为我们极为忽视的思维方式，我们看到，在那里蕴藏着某些力量，而且认识到由于我们忙于别的事情，长久以来没有对此进行过关注。”
另外一方面，黑塞懂得人类文化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服务于整个人类的。外来的文化对黑塞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吸收了印度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教与道教）的营养，将多种文化熔于一炉，炼出了他内容博大精深、浸透着人类各种文化的佳品。
《克林格索尔最后的夏天》
在他许多创作，如诗歌、小说、童话、传奇、寓言、成语故事或散文中都能看到他接受中国文化的印记。黑塞对两位中国诗人喜爱有加，把他们写进作品中。如这时期的小说《克林格索尔最后的夏天》（1920年由菲舍尔出版社出版）里就有中国人出现。故事的主人公，画家克林格索尔就把自己看作李太白，把一个朋友称作杜甫。克林格索尔像李白一样嗜酒，癫狂。他遨游青山绿水间，性格放荡不羁又忧郁满怀，他和李白一样让生命顺水东流。作品中还援引了李白的诗《对酒行》中几句：浮生速流电，倏忽变光彩。
天地无雕换，容颜有迁改。
对酒不肯饮，含情欲谁待？
李白另外一首《将进酒》也被写进作品里：
君不见，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当然，作品中的李白诗是“整过容”的，要不是经过有关专家还原，还真难看出李白诗的原貌。作品中的李白诗曰：
人生逝去迅如一道闪电，光彩幻灭不等旁人看见。
天地恒常，历久不变，
变易的时光掠过人的容颜迅飞。
你啊你，不痛饮却面对斟满的酒杯，
告诉我，你还在等待谁？
你的头发早晨还像乌黑的丝亮闪闪，
到了晚间却已被白雪濡染，
谁不愿忍受生生的躯体死去的愁惨，
就抛起酒杯邀明月来作伴！
这部作品不仅停留在让主人公穿上李白的衣服，吟些让人能想起李白的诗句，更主要的是黑塞把中国的道家思想糅了进去。作品有一章是探讨艺术的永恒，黑塞通过人物的对话阐述了道学的内容。当克林格索尔说道西方文化正在衰亡、趋于死亡时，来自亚美尼亚的占星家说道：“衰亡是不存在的东西。若要有升沉兴衰，先得存在下与上。但上与下并不存在，而只存在于人的头脑里，存在于错觉之中。一切对立均为错觉。白与黑是错觉，死与生是错觉，善与恶是错觉。”克林格索尔马上听出这是东方式的对世界的认识，他说：“你是一个来自东方的使者，也是派遣给我的使者。”占星家进一步阐述说：“也许你觉得这是衰亡，而我也许觉得这是诞生。这两者都是错觉。”这里我们不是已经读到老子两极同出的思想了吗？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是以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显现的，两者时间上不分前后，空间上没有大小。庄子在《齐物论》中说的是同一道理：“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这段话告诉我们，不管是草茎还是厅堂前的柱子，不管是丑女还是西施，都是相通而浑一的；旧事物分解则意味着新事物的形成，新事物的形成也即意味着旧事物的毁灭。列子也说：“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下沉上升，死亡与新生是一个事物的两面，它们是相通的，只是人们只认识它们表面的异，而没认识它们深层的同。来自东方的亚美尼亚人却能洞悉事物的奥妙，道出道家哲学之核心，不是很有象征意味吗？这部作品是黑塞转向中国文化后在创作上的尝试。
黑塞在这里不仅用文学手段阐释道家的思想，而且还想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拯救正在衰落的欧洲，给这个又病又老、日薄西山的欧洲以强心剂，希望从死亡中诞生一个新的欧洲。他借小说中的画家克林格索尔——李白的口说道：“到处都一样：大战，艺术中的大变迁，西方各国的大崩溃。在古老的欧洲，我们这里原先存在的善和我们所独有的一切均已消亡，我们的美好的理性已经变成癫狂，我们的钱币是张张废纸，我们的机械只能用来射击和爆炸，我们的艺术是自杀。我们正在衰亡，朋友们，我们是命定如此，清徵调已经奏响了。”清徵调在中国古时被视为亡国之音，这里，黑塞用中国古琴曲来比喻欧洲的丧钟已经敲响，哀乐已经奏起。但是，这死也意味着重生，所以死是不可怕的，死是生的前奏曲，克林格索尔说：“我们濒临毁灭，我们大家，我们非死不可，我们又非重新诞生不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
疗养客
1923年9月，和太太分居4年的黑塞正式离婚了。其实婚姻有这种结局也是不可避免的。19年前结婚时黑塞就举棋不定，内心矛盾重重。多少海誓山盟的婚姻都解体了，更不用说他这种三心二意的婚姻。这种三心二意与爱情无涉，而与能力有关。要想结婚就得作好爱情在琐碎的、毫无浪漫可言的现实生活中慢慢变老的心理准备，作好承担生活责任的心理与物质准备，而这却是艺术家们、文学家们难以做到的。黑塞后来在参加弟弟婚礼时回忆自己的婚姻时说：“在我看来，不结婚的话，会比现在要好过千万倍，我思潮如涌，想起十四年前决定结婚、举行婚礼时，内心有多么激烈的斗争。……我们这样的人扮演市民的角色去结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适合做隐士、学者或者艺术家，要不然做荒漠里的圣徒，但是我们不适合做丈夫、做父亲。”黑塞不但忍受着婚姻抛锚的痛苦，坐骨神经痛及风湿病也在身体上折磨着他，他不得不去苏黎世附近的巴登温泉疗养，从此每年冬季至来年春季他都来此疗养，一直延续到1952年。
在疗养地他身子在休养，可思想不会休养，他仍不断思索，不断幻想，笔耕不辍。下榻旅馆的抽屉里放着《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东方之行》和《玻璃球游戏》的手稿，他写了几百封信，记下几百篇日记，又有几十首诗从笔尖流泻出来。这一年他的《辛克莱笔记》出版，收录了《欧洲人》等作品和一些评论。他把在疗养地的生活经历记录在《疗养客》中，1925年发表。这本小书除了描写疗养院的生活外，还包含着自我分析、思考、心理分析和真情表白，是“尽可能真实地、真诚地把一小段生活记录下来的努力”。黑塞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家如何面对现实，如何在现实中生活。他在分析自我时，把他一分为二，一个是疗养客黑塞，一个是诗人黑塞，有时两者结合，有时诗人跳出自己观察疗养客黑塞。
就在这一年，黑塞入了瑞士国籍，因为他对德国彻底失望了。在他眼里，德国并没从经历过的战败中学到什么，没从战争中接受教训，这个国家已是不可救药了。黑塞真是有先见之明，德国确实劣性难改，以后又成战争祸首。黑塞加入了瑞士籍，也就避免了后来受法西斯的迫害而流亡的命运，冥冥中黑塞做出了极为正确的选择，仿佛上苍在保佑着他。
在疗养地，黑塞并不孤独，来自世界各地及他生命各个旅程段的同事和朋友纷纷来到这里拜访他，黑塞与来客愉快地交往着，晚上一起喝喝酒，闲聊一阵。黑塞不仅不忘旧友，还结交新朋，而且朋友的层次也扩展了，不仅与艺术家文学家来往，也和商人、历史学家、艺术收藏家与赞助商、宫殿主人交往。小城的人，小城的山水都给黑塞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1924年1月，黑塞与瑞士女作家丽萨·文格尔的女儿路特·文格尔结婚，婚是结了，可黑塞对婚姻仍没有多少信心，上面已经说过，他认为像他这种人不适合做丈夫和父亲的，所以他对婚姻也没多少渴望，只是迫于生活才结婚。其实婚姻也是一门艺术，是生活的艺术，只有懂得这门艺术的人才能把婚姻进行到底，否则洞房就是离婚路上的第一站。作家艺术家之所以离婚较多，可能与他们能和虚拟世界中的锅碗瓢盆打交道，而不会与现实生活中的锅碗瓢盆打交道有关。事实证明，黑塞的第二次婚姻也没延续多久，3年后两人就劳燕分飞，各奔东西了。黑塞好像确实缺少婚姻细胞，和许多艺术家文学家的命运差不多。
文学之旅
1925年，黑塞接到许多邀请，请他去朗读自己的作品。作品一旦完成，就和作家没关系了，剩下的事就是出版社如何包装，如何做广告赚钱了。作家难以和读者沟通。在公众面前露面是作家宣传自己的极好机会，他可以亲自听听普通读者的意见、小老百姓的声音。光听文学批评家对作家是没多大帮助的，文学批评家只会在理论与流派的库房里给作品找个合适的位子，换句话说找件合适的理论外衣套在作品身上。可黑塞与常人的想法不同，他很不愿意走向读者，在他看来作为作家出现在读者面前就像是一件商品参展，他在《拜访诗人》一文中说：“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而且也从来不乐意成为名人和商标，使自己为生活所束缚……”他偶尔也接受邀请，但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因为一方面爱好旅行，另外一方面可以换换环境，看看美丽的城市，晚上作为客人庆祝一番，慢慢品尝一下知名的美味，而旅费只需张张嘴巴朗读一下作品就能赚到，何乐而不为。但问题是事后他常常懊悔：“内疚和后悔之情往往接踵而来：我虽然没干任何违法的事，但毕竟做了违背我天性的事，我试图加以适应，却从未获得成功。”另外一个他不愿走向读者的原因是他对文学所持的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不仅在他朗读时折磨着他，而且也在写作时折磨他。他认为文学在德国没成熟，是一颗长在贫瘠的、耕作很差的土地上的种子。在黑塞看来，德国的文学太千篇一律，是照葫芦画瓢式的模仿，作品生命太短。虽然外出作报告、朗读作品有违黑塞的意愿，不过，这一年的秋季他还是到了几个德国南部城市，如乌尔姆、奥格斯堡、慕尼黑和纽伦堡。走到哪个城市都是市肆林立，汽车穿梭，现代商业正在步步紧逼古老的城市，现代工业已入侵传统文化，城市变得“不再有灵魂”了。黑塞曾对现代文明世界做出两个诊断，一是技术的张狂，一是民族主义的张狂，这是时代的病根。对现代技术文明的反感之情也反映在他下一部小说《荒原狼》中，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技术进步威胁着人们的思想与灵魂。
黑塞虽然对城市风景有些失望，虽然荣誉（走到哪都被媒体包围，与读者见面，受众多的家庭邀请，有人把鲜花送到旅馆）给他带来更多的是尴尬而不是喜悦，但利用公差拜访拜访同事和朋友是黑塞非常乐意做的事。在别的城市的访问意义不大，暂且不提。但黑塞与托马斯·曼的友好关系不能不提。黑塞利用外出朗读作品的机会去慕尼黑走访了托马斯·曼。这两位作家性格迥异，托马斯·曼性格傲慢，不过这不妨碍他们成为知心的朋友。这种友谊始于青年时代，终于一方去世。他们之间的友谊并没因空间距离而削弱，长达40年之久的通信把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化着，巩固着。托马斯·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不遗余力地推荐黑塞，这在以后章节中还会提到。黑塞与托马斯·曼之间牢固的友谊基于他们之间的许多共同之处。首先他们在创作主题上有一致性，他们的作品都坚持欧洲的人文主义传统，表达出人道主义思想，所以他们常被称为“精神兄弟”。以后章节还要谈及张佩芬论托马斯·曼与黑塞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