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张爱玲在大陆学界开始“浮出历史地表”。张爱玲在这个时刻“浮出历史地表”有其一定的背景因素。首先，从国内文学界的整体状况来看，“一体化”的文学格局开始松动，作家和评论家们热心追寻的是五四传统的延续、“新启蒙”、现代主义等等。国外的一些先进理论和论著也逐渐传入大陆。1979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香港友联出版发行，很快就传入内地。一方面是学术上的门户洞开，思想解放，另一方面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另类”叙述，二者很快就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原来，在思潮、流派、革命斗争史之外，在《创业史》、《红旗谱》、《青春之歌》之外，还有钱锺书、沈从文、废名、张天翼、路翎等一批让人痴迷的作家存在！更令人诧异的是，还出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名字的张爱玲，并且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骤然改变了一大批青年学者的“文学史观”。尤其是张爱玲，她独特的写作风格、非常个性化的描写、对色彩的敏感都给人一种非常大的艺术冲击。温儒敏回忆说：“不久，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巴巴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温儒敏《近二十年来张爱玲在大陆的“接受史”》，《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
然而这些只是最初的“接受史”，这批“出土文物”作家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学者还只是具有一种“新启蒙”的意义。真正的学术意义上的研究还要等到80年代以后。赵园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和颜纯钧的《评张爱玲的短篇小说》，都从学术研究角度考察张爱玲的小说题材、手法、风格特色，他们的研究标志着张爱玲研究在大陆新时期的起步。在他们之后，老作家柯灵回忆张爱玲的一篇《遥寄张爱玲》引起了学界对张爱玲更为广泛的关注。柯灵的文章先后发表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读书》和《收获》杂志上，文章对张爱玲在40年代的创作和作品出版情况做了介绍，并且为张爱玲的研究者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同时，对张爱玲在40年代后期的遭遇十分感慨，针对张爱玲的文学创作与影响，柯灵说：“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认识与不认识，承认与不承认是时间问题，……”。《收获》杂志在编发柯灵的文章同时，重刊张爱玲四十年前作品《倾城之恋》，把张爱玲的影响进一步推向了社会。
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张爱玲的论文，较为重要的还有：饶芃子、董仲年的《张爱玲小说艺术论》，主要从张爱玲的小说结构、语言方面进行评论；宋家宏《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和《张爱玲的“失落者”心态及其创作》，从张爱玲的个人气质分析她心理上的“失落者”心态，所以她的作品才一直都带有一种“荒凉”、“自卑”、“孤独”。其他的研究论文还有吕启祥《〈金锁记〉与〈红楼梦〉》，指出《金锁记》与《红楼梦》之间有紧密的关系，以《金锁记》为首的小说中有很多《红楼梦》的痕迹，这也是对四十年前傅雷对张爱玲作品批评的一个补充；张淑贤的《精神分析与张爱玲的〈传奇〉》（《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2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切入，做出精辟论证，这些论文都为以后的张爱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张爱玲研究在学术上已经逐渐升温，但是流行的文学史上仍然见不到对张爱玲的论述。张爱玲真正在文学史上“浮出历史地表”，最早是在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但较为简略。随后，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合作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时，用了大约八百多字来写张爱玲，指出张爱玲作品既有“古典小说的根底”，又有“市井小说色彩”，兼具古典和西洋小说的风格。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现代文学史编写上的重要影响，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和大学里的现代文学史课程也都为张爱玲留下位置。
到90年代以后，张爱玲热继续升温，许多大学中文系的师生都在做关于张爱玲的论文。对张爱玲小说中的意象、结构、心理描写、女性主义等等方面都有论文在研究。刘鸿音在《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艺术——张爱玲的〈传奇〉及其他》中，指出张爱玲小说在继承传统的章回小说的艺术特色的同时，又能够具备现代心理小说的特点，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同样，姚玳玖在《闯荡于古典与现代之间——张爱玲小说悖反现象研究》中既肯定了张爱玲小说营造的“古典”的形象世界，也指出小说对现代的感悟与破译，表现出笔下人物在古与今、中与西的文化缝隙中不断沉沦的精神状态。也正是在这几年，一批关于张爱玲的传记相继出炉：王一心的《惊世才女张爱玲》、于青的《天才奇女张爱玲》、阿川的《乱世才女张爱玲》和余斌的《张爱玲传》。无可讳言，这些传记大多带有商业炒作的痕迹，但在另一个方面也说明这时的张爱玲影响之大。一些当代的中国作家如苏童、叶兆言、王安忆等在写作上与张爱玲的风格相近，已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在这一时期，针对张爱玲热的现象，学界也出现一些不同的声音。这些声音的焦点大都涉及张爱玲的政治文化地位，较少深入到张爱玲作品的内在艺术性上。相关的文章主要有陈辽《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张爱玲的历史真相和作品实际不容遮蔽》（《天津文学》1996年第2期）、《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三大分歧》（《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裴显生的《谈沦陷区文学研究中的认识误区》（《文艺报》，2000年4月18日）等，与之持相反论点的则有张泉《史实是评说沦陷区文学的唯一前提》（《文艺报》2000年3月28日）、《沦陷区文学研究应当坚持历史的原则》（《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关于沦陷区作家的评价问题——张爱玲个案分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古远清《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吗？》（《今日名流》1996年第9期）等文章。他们的这场论争，涉及到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值得我们再来做一次检视。
毫无疑问，在民族国家的现代文学叙述框架下，张爱玲是注定要被“埋没”的。在20世纪末的张爱玲热中，她的身份也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在《张爱玲热要降温》中，陈辽宣称张爱玲是“文化汉奸”，并列出三条理由：第一，在上海沦陷时期，她与大汉奸胡兰成先同居后结婚。第二，张爱玲发表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沦陷时期的敌伪主办的刊物和报纸上发表的。第三，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对大汉奸胡兰成仍然是一往情深，不辨民族大义。之后，陈辽先生在《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对沦陷区作家做出划分，认为沦陷时期有四类作家、四类作品，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伪部门，以敌伪的报刊、杂志、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也发表作品，但一不搞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汉奸文学；二不搞反共反人民的文学；三不搞为敌伪粉饰太平的文学。他们以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在灰色文学的外衣掩盖下，教育人民爱国进步。这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
另一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作家。他们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店、写文章，形形色色，实际上搞的是“皇民文学”，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这类作家可以北方的周作人，南方的陈彬和、胡兰成为代表。
又一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他们不甘寂寞，舞文弄墨，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大量发表文章，在敌伪控制的书店里一本本出书。他们宣称不谈政治，但在实际上却有利于敌伪的统治。他们或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标榜人性，写所谓人性之善恶；或搞色情文学，或作无病呻吟；或写风花雪月，或写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或谈狐鬼神仙。可以当时红得发紫的张爱玲、苏青为代表。
还有一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当时他们还谈不上是作家，人数很少；因当时敌伪控制、掌握和附逆作家自办的文艺刊物都是“同人刊物”，因此他们在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基于以上分类，陈辽先生认为，如果要编沦陷区文学选，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一类作家在沦陷区写的隐晦曲折地表现爱国进步和忧国忧民之心的作品、文章多收一些；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二类作家写的媚日、反人民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选收一点，在注释中揭露其恶劣倾向，以教育后人；第三类作家写的思想上无害、艺术价值尚高的作品也可选收一些；第四类作家（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的有一定思想艺术性的作品也可选收一部分，表明自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十四年中，在中国沦陷区内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文学。告诫后人，一旦外国侵略者入侵，绝不能投降侵略者，绝不能当附逆作家，绝不为敌伪涂脂抹粉，歌舞升平。
对于张爱玲在沦陷区文学的地位，陈辽认为，张爱玲的作品不能代表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他指出：张爱玲“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他的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傅雷所说的，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会“探出头来”。他并引文学评论家李子云的评论，认为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根本不能代表沦陷区文学的最高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