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变法的讨论，本来是个政治范畴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变法就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与其他若干敏感问题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马蜂窝，谁要是不小心触动了这个马蜂窝，就要被蛰得遍体鳞伤。而苏东坡，就是不小心触动了政治的敏感神经，因此半生飘零。
实际上，变法的原因非常简单，北宋从中期开始，国家的形势可以说是江河日下。内部财政空虚，但官僚机构日渐庞大，军队的开销也像一个雪球似的越滚越可怕，朝廷为如何养活这么一批人而费尽了脑筋。在外部，契丹盛气凌人，屡屡狮子大张口，提出各种无礼要求，西夏也趁火打劫称王称霸，多次犯边，宋朝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上了战场就如老鼠见到猫，基本上无一胜绩。所以，从宋仁宗开始，就多次讨论如何改变国家的现状。其实，变法的目的，不外乎富国强兵，但是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要实行变法会不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就是这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北宋的君臣，虽然宋仁宗时代有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持“新政”，但因为新政的核心内容就是整顿吏治、裁掉不良官员，因而引起了官僚阶层的反对，新政也在官僚阶层们的一片骂声中，由无奈的宋仁宗宣布停止了。此后，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变法道路，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之所以一个简单的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会成为难以实施的难题，就因为北宋的统治存在一个巨大的毒瘤：国家为了维持统治，豢养了庞大的官僚队伍，而这些官僚们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依靠地域、婚姻、出身等关系结成不同的朋党，所以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是靠政治见解去决定政策的对错，而是靠朋党的利益去取舍政策。
到了宋神宗的时候，经过多方了解，起用了最负盛名的改革派王安石，任用他和吕惠卿、曾布等人进行变法改革，以改变国家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变法的本意是改变国家外忧内患的尴尬局面，所以推出了一整套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措施。但是，由于这些措施推行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令百姓不堪重负，一时怨声载道。
在王安石变法措施刚刚出台的时候，朝廷中的一些大臣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司马光、苏轼、苏辙等高级官员都认为国家的确需要变法，但是不能像王安石变法那样急进，而且这些措施虽然看起来可行，但是难保实行的时候不会危害到人民的利益。这些反对意见，本身是为了更好地进行变法而提出的，但是因为同时有一些保守派对变法进行恶意的攻击，所以，为了让新法顺利推行，宋神宗力排众议，支持王安石，并且对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进行降级、贬官外放的处分。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王安石罢相，但是宋神宗依然采取铁腕政策推行变法措施。为了保证变法过程的顺利，宋神宗使用了高压政策，甚至不惜大兴文字狱，对反对变法的人进行严厉打击。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东坡出任湖州知州。他上任之后向神宗皇帝写了一道谢表，表达了自己对皇帝的忠诚，并委婉地表达了自己因为和王安石的政见不同而被贬的委屈和怨气。在此之前，苏东坡就对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表达过不同意见，正是因此他才被调离中央担任地方官的。
身陷囹圄
苏东坡的上表令神宗身边的一些大臣抓到了把柄。于是在这年七月，监察御史何正臣告发他“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当时市面上刻印的苏东坡文集上交给宋神宗，作为揭发材料。不久，又一位监察御史舒亶也弹劾苏东坡，说他借写诗作赋之机，明里暗里地对朝廷进行讽刺，而且还将诗赋广为流传，混淆视听，让世人对朝廷推行的新法产生怀疑。舒亶还把苏东坡的诗句作了归类，归结出里面的几大罪状。另外，御史中丞李定也罗织了苏东坡的四点罪状，认为他诽谤皇帝，辱骂新法执行者，应该处以极刑。
宋神宗看到几位御史都对苏东坡提出了弹劾与上告，而且罪状居然是诽谤新法、愚弄皇帝，辱骂朝廷，大为震怒。马上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将他捉拿回京进行审讯。
应该说，这些弹劾举报苏轼的人，他们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举动，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皇帝有多忠诚，也不是因为他们对新法有多么热爱，而是因为现实的目的。他们的职位，多多少少都是和新法的推行有关的，所以，如果因为苏东坡这样的人对新法进行反对而导致新法废止，他们的政治前途也将一片灰暗。为了这个原因，他们就要对苏东坡进行致命的打击。
平心而论，苏东坡是一个关心朝政、忠君爱民的官僚士大夫。他在政治上的言论行为，也都是为君主、为百姓着想的，不应受到被捕入狱的处罚。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没有看出新法并不仅仅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关系着某些朋党的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而且，他不仅得罪了因新法而壮大的朋党，更触犯了皇帝的权威。当时的社会，君主就是国家的惟一权威，一旦有任何触犯君主的言行，只要是有可能对君主的权威产生不良影响的言行，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恶行。把这两个原因合起来看，那些作为朋党斗争工具的御史们举报、弹劾苏轼，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许多大臣对宋神宗下令审理苏轼一案表示不满，他们纷纷上书、面奏神宗皇帝，要求释放苏轼。但是，这些人也因此而获罪，并且遭到了贬官、外放、罚俸等不同等级的处罚。其中，苏辙等人被贬官；司马光、黄庭坚、张方平等被罚俸，冤狱甚至波及到了已经逝世的欧阳修等前朝旧臣——因为苏轼当年参加科举考试，主考官就是欧阳修，而且欧阳修非常赏识苏轼，经常向当时的皇帝宋仁宗推荐他。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来是神宗皇帝觉得有那么多大臣不支持自己进行变法，反而同情和他唱反调的苏东坡。二来是皇帝觉得这些人可能结成了反对新法的朋党，如果不进行打击，就要葬送新法。
因为表达自己的正确见解，而基本上葬送了政治生命，正是苏东坡不懂得把政治问题和政治环境联系起来观察的结果，同样，他的弟弟苏辙对此也是十分不理解，不明白个中原因，甚至说“东坡有什么罪？只不过是因为名气太大了。”正是这种对政治的不了解，才让苏东坡一次又一次身处险境而懵然不觉。
无处容身
一般的人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此后肯定收敛性格，不再对朝政发表什么看法，但是苏东坡却不同。神宗皇帝死后，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宣布废除一切新法，由司马光担任宰相，恢复变法之前的各项制度，历史上称为“元祐更化”。
按照朋党的行事原则，你反对一项政策，就说明你一定站在这个政策的对立面。苏东坡就是这样被人们定位的。在神宗时期他反对新法中的种种弊端，所以当宣布废除新法的时候，苏东坡也受到了重用，因为当政的集团认为苏东坡肯定是不满改革而要求恢复原先的统治秩序的。可惜，苏东坡再次表现出了他特立独行的一面，在新法已经被宣布完全废止之后，他公然在朝廷上和宰相司马光辩论，说新法虽然有种种弊端，但是新法里面也有不错的措施，不能一棍子打死，而且有些政策是好的，只不过是推行的时候任用的人不恰当而已，不能说废除就废除。
苏东坡的这种表现，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在一个朋党斗争十分激烈的时代，你只能选择向左走或者向右走，站在中间是不可以的，否则你会受到左右两派的夹击。朋党政治有朋党政治的原则，他们的原则就是：凡是敌方拥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方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党派斗争是不允许一个大臣作实事求是的判断的，你只能选择支持这个或者那个朋党，却不能就政治局势本身发表自己的见解。
果然，苏东坡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当政者的不满，司马光虽然和苏东坡私交不错，而且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的见解，但是苏东坡这次违反了朋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司马光也没有办法保护他——实际上，司马光本人也并不赞成把新法一概否定，但是他当时的身份和地位不允许他表达自己的见解，只能按照朋党的原则去行事。而一些顽固的保守派，更是抨击苏东坡反复无常，喜欢标新立异故作高论。这样一来，苏东坡在朝中再也无法立足，于是他再次遭受被贬的命运，而且流放得更远。
苏东坡本人是十分具有政治才干的，从他一生的履历来看，他每次无论是担任地方官，还是被贬到地方去任职，都在管辖的地区有十分好的政绩，而且让百姓安居乐业。他的许多政治见解，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符合政治实际的。但是，现实的原因却决定了他无法在权力中心生存，因为那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必须要作出站队选择的环境，在那里，组织原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原则只是组织原则下的附庸。然而，苏东坡为了国家的复兴，从政治原则出发去考虑问题，违背了站队的秩序，所以一次又一次被当权者所抛弃。有人说苏东坡在政治上的不得志有些近似于孔子，其实不然，孔子之所以不得志，因为他的政治主张不符合当时的具体情况，而苏东坡的不得志，则是因为他的主张太符合具体情况。而这种符合现实的政治见解一再被搁置，提出这些见解的苏东坡也成为所有派系都不欢迎的政治弃儿，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宋王朝的生命力已经死掉了，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