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芝的创作风格，早年偏向浪漫、唯美，代表作品有《凯尔特的薄暮》(1893)、《诗集》(1895)、《秘密的玫瑰》(1897)、《苇间风》(1899)等。中后期的叶芝受庞德等现代主义者的影响，逐渐偏向现代主义。叶芝和庞德曾有颇长的一段私交，后来由于庞德擅自修改、发表叶芝的作品，两人关系不复从前，不过庞德对叶芝的影响还是不言而喻的。就具体作品而言，叶芝风格上的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从早期的传统诗歌语言向中后期的作品，如《七重林》、《责任》和《绿盔》中更为朴素的语言和对主题更加直接的切入方式的转变上，不过，这种转变也导致了他后期作品的晦涩难解。
在思想境界上，叶芝早年偏向浪漫、唯美，美化、歌颂爱尔兰下层平民的生活而忽视其生活困苦的现实。随着阅历渐深，在几次爱尔兰中下层平民发起的起义运动的冲击下，叶芝心态逐渐成熟，对现实的理解更加深刻，也意识到人民因苦难、困顿的生活而滋生的巨大力量，以及这种力量的独特之美。他的诗作《1913年9月》中的迭句很明确地反映出向现实主义的转变：
浪漫的爱尔兰已经死去、消失
和奥里亚尼（约翰·奥里亚尼(1830—1907)，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芬尼亚运动领袖，对叶芝早期的创作影响巨大。诗人在这里，用他的名字来象征一种已然失落的、纯洁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精神。）一同长眠墓中
在创作题材上，叶芝早年的诗作多取材神话、传说和富于奇趣的魔幻想象，充满唯美、神秘色彩。中后期，他的创作题材不断扩大，涉及社会现实，写出了《1913年9月》、《1916年复活节》等反映政治风潮的诗歌。晚年的叶芝把目光更多地转向个人生活，撰写了一些给家人和儿女的诗，比如分别为爱女和幼子写的《为女儿的祈祷》(1919)和《给儿子的祈祷》(1921)，这些诗歌充满亲情，洋溢着真切感人的生活气息。
不过，自始至终，叶芝对神秘主义、唯灵论的热情从来不曾冷却，也从来没有放弃爱尔兰民族文化这个巨大的素材库；这两个特点贯穿于叶芝漫长的创作生涯中，成为叶芝独特的个人标识。
叶芝一生孜孜不倦地写作，几乎从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且越写越出彩，被公认为少数几个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创作出更成熟、更出色的作品的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塔楼》、《旋梯》、《驶向拜占庭》、《本布尔宾山下》都是晚年之作。可以说，这位杰出的诗人，在文学创作上，相当充分地利用了自己的一生，没有浪费宝贵的才华。世界应当为此感到欣慰。
六、《凯尔特的薄暮》：浪漫唯美的神秘主义和爱尔兰民族文化
《凯尔特的薄暮》是搜集自斯莱戈和戈尔韦的神话、传说合集。19世纪八九十年代，叶芝在童年生活过的爱尔兰西北沿海村庄采风，和当地的各色人物(主要是农人们)交友聊天，收集各种传说和故事。诗人对这些谈话笔记稍加整理，加上自己的一些思考和感悟，于1893年结集出版了这部《凯尔特的薄暮》。
这是一部反映了作者早期的典型创作特征的作品。它的内容包罗万象：鬼怪、仙人、幽默故事和乡间传说层出不穷；它的文体更可谓杂而不乱：时而是一段关于生命和死亡的严肃探讨，时而是一段农人放肆地讲出的荒诞不经的故事，之间还穿插叶芝的诗歌片段。全书笔法自由轻松至极，行文充满想象力，张扬一种神秘浪漫的美感以及对淳朴思想的热爱。
在这些笔记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那些充满神秘主义气氛的段落。神秘主义是叶芝创作的一大特色。受伊曼纽尔·斯威登伯格的著作和印度教、占星术等的影响，叶芝终生都对玄妙魔幻的神秘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1885年，他创立“都柏林秘术兄弟会”，自任领袖。1890年，他又加入研究秘术的组织“金色黎明”，参加其活动一直到1921年。在他的作品中，凝聚了他对神秘主义的特殊热情。1892年，他曾自我总结，“神秘生活乃是我所做、所想和所写的一切东西的核心。”随着年龄增长，叶芝对神秘主义越发投入，写成了自视为得意之作的《幻视》(1925)一书，阐述对于神秘主义的心得，力图归整出一个包含神秘论、唯灵论、占星术等等的玄妙哲学体系，几近走火入魔。W．H．奥登曾愤然指责叶芝的后期创作无异于“一个被魔术和印度等等胡言乱语所迷惑的成人的可悲展示”。
熟悉叶芝的这个思想背景之后，我们阅读这本诗人早年写就的《凯尔特的薄暮》，或许就不会因为那些不可思议的神秘场景感到吃惊了。一个知识分子，谈话时会突然停下话头，相信自己身边出现一个仙女般的幻象(《一个幻视者》)；诗人和两个灵媒，在海滩上居然召唤出仙人的女王，还煞有介事地进行一番人神交流(《女王，仙人的女王，来吧》)；好端端的农人会被仙人掳掠而去，失踪七年，回来后脚趾全失，因为和仙人在一起夜夜笙歌，跳舞把脚趾都跳掉了(《达姆克利夫和罗西丝》)。叶芝在这本书里还反复强调，死亡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始，那里有着和人间对应的种种事物，只不过没有了人间的不幸和痛苦(《王后和愚人》)；而“仙人”是跨越生死之界的特殊存在，它们时而精灵古怪，时而又威胁着此间世界的活人；它们享有不知疲倦的欢乐，但是没有灵魂，在末日注定会消亡(《不知疲倦者》)。
从叶芝对这些奇幻观念所做的笔记来看，他对这些想法来者不拒，深信不疑，并饱含诗人的激情和敏锐，发掘出它们蕴涵的美感。不过，叶芝在这些笔记中，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渲染神秘的气氛、推崇对仙人的信仰，除了他本人对神秘主义的特殊兴趣这个原因之外，或许与他对爱尔兰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复兴这种文化的热情也不无关系。
放在大背景中看，我们可以说《凯尔特的薄暮》是叶芝投身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的表现之一。叶芝相信，通过强调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能够唤起民族身份感，帮助爱尔兰人确立自己的民族意识。按照他在《凯尔特的薄暮》里的阐释，凯尔特文化以漫溢着浪漫气质的想象和“幻视”为其精髓，如果抛弃了“想象”的传统，爱尔兰民族就将失去活力。淳朴农人们对“仙人”力量的深信不疑，对鬼怪世界开的幽默玩笑，时不时亲身感受的“幻视”经历，无不令诗人激动不已，他相信农夫们的这些信仰和做法，正是他所热爱的爱尔兰传统民族文化的表现，并以一种朴素的智慧反映出了这种文化的魅力。
因此，诗人在这本文笔精妙的笔记中，之所以大力颂扬爱尔兰农夫独特的想象力、对各种鬼怪的宽容和对生命略带忧伤的感叹，并乐此不疲地描述自己和友人身体力行地实践“想象”和“幻视”的种种做法和感受，除了出自对这些态度和做法的信仰之外，也是在借此呼唤爱尔兰人对本民族传统的重视。事实证明，叶芝的这些努力卓有成效。在《凯尔特的薄暮》出版几年之后，他所领导的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以爱尔兰文学剧院和阿比剧院的成立达到高潮，并最终帮助促成了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的建立。叶芝对爱尔兰传统文化的这种热爱，绵延于他一生的创作中，成为叶芝独特的魅力之源。
因此，如果要给《凯尔特的薄暮》下一个评语，我们可以说，这本散文集忠实地反映了28岁的叶芝的民族主义思想和神秘主义信仰，揭示了他的审美情趣和人生观。它记载了诗人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承载了浓厚的叶芝特色，是我们可以借以理解叶芝的一部重要作品。
七、诗人之死
1939年1月28日，74岁的叶芝在法国病逝。他在给妻子的遗嘱中提出，自己死后，尽快就地埋葬，一年之后，等“报纸忘了我”，再悄悄把尸骨迁到斯莱戈。1948年9月，遵照叶芝在长诗《本布尔宾山下》中的描述，诗人的遗体终于安葬在斯莱戈郡的达姆克利夫。这是一片风景优美的地域，山顶云雾缭绕，平原一片苍翠，海浪拍击悬崖沙滩。叶芝的母亲出生在这里，这儿也是叶芝童年的故乡。这片充满瑰丽浪漫色彩的奇幻之地，曾经在很大程度上点燃了他的灵感和创作激情。叶芝有言：斯莱戈是“真正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的地方”。
低调地安息于此的叶芝，是否真像他在《凯尔特的薄暮》中相信的那样，经由死亡，进入了一个奇妙、美艳的彼岸世界？或者说，他是否真的通过美这个唯一的出口，终于挣脱我们一生下来便困于其中的大网了呢？答案无从知晓，因为叶芝本人，在《本布尔宾山下》中为自己写出著名的墓碑碑文时，对于他孜孜不倦地探索了一辈子的生死之谜，并不曾泄露天机分毫；他只是用几句返璞归真的诗，吩咐我们这些尚且留在世上的人：
冷眼一瞥
生与死
骑者，且赶路！
叶芝一生与美相伴。他文字奇丽，思想神秘深邃，个人生活充斥着各种富有情趣的轶闻；他的民族和国家更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运动和变迁。无论从他个人的小角度，还是从他的时代背景的大角度入手，抑或从个人和民族的命运如何交织、互动着笔，都有很多有趣的内容可写，绝非以上寥寥几千字所能包容；拙文的目的，仅在于充当读者的备用资料，提供一些关于诗人生平、思想、作品和时代的最最粗劣的介绍。篇幅所限，匆匆搁笔。如能借本书唤起诸君对W．B．叶芝的一点点兴趣，则译者幸甚。
殷杲
2007年6月
于南京
《薄暮》中文译本初版发行两月余，库存即已告罄，坊间甚至出现“一书难求”的情形，而相应的评价文字乃至求购信息更是不时见诸传媒。毫无疑问，这都是叶芝的人文魅力使然。值此开机增印之际，又欣闻《薄暮》当选《中华读书报》评出的“2007年度百佳图书”，相信众多喜爱叶芝的读者，想必会与译者同样感到欣慰。
殷杲
2007年圣诞平安夜于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