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的宣告独立，原就是由第五镇的五军官所迫胁，没想到这回取消独立，又是由第五镇中另外的军官来出面。固然取消独立的原因非止一端，然而要没有武力的威胁，虽有其它原因，亦难于迅速实现，所以破坏独立的一举，还是由五镇担当起来了。
这一回出面的军官，是吴鼎元、张树元、方玉普（第一营营长，后来获升为二十标标统，接吴鼎元之职）、施从滨（第十九标标统，后升为四十七旅旅长）、刘景沾（第二十标第二营营长，后升为莱州府知府）、张培荣、郑士琦、王学彦等，他们首先给联合会来信，请取消独立。经丁世峄、王讷、张怀斌（东阿人，张怀芝之弟，第五镇标统）等两方面疏通调解无效，此见于丁世峄的便函（见文件函件类第六十四号）。丁柬中说：“顷寻某公不遇，今晚事不谐矣。至张怀斌公馆其门役云往聂伟臣处，此中大有文章……”按某公指的是贾宾卿，聂伟臣就是聂宪藩，丁访贾不遇，找张本人既见不着，不想居于调人地位的张怀斌又往聂处奔走，趋向于反对派一方，其中的情形也就不言而喻了。
在取消独立的前夕，贾宾卿以五镇内部不和，分赃不均，对于权利分配，竞争甚烈，有人欲对彼加害，贾既不敢回营，亦不敢就职，是以亦请辞统制，而五镇之内讧无已，于治安方面亦颇岌岌可危。此见于庄陔兰与我的函中。彼时我在病期中，庄和孙宝琦去联络，所以他和孙说好，又给我的信（见文件函件类第二十一号）。庄函如下：“帅意：贾辞统制，以吴代理，张补协统。其标统一缺，查张怀斌资格相宜，亦可照补，再暗调黄、胡二人外出南下，五镇事或暂安。特此布闻！即候早安。两浑。”张指的是张树元，黄、胡即是黄治坤、胡某二人。黄、胡二人是赞成独立的，将此二人调出，以反对独立的一系升补，则五镇即可相安无事，此也是孙宝琦的策略。
调停既无效，于是又在山西会馆开会。这次开会我就没有出席。因为出尔反尔的事，为我素来所深恶，哪能又去参加呢！所参加的只有谘议局的旧人“六二党”等和济南商会正副会长汪懋坤、谭奎翰、石丕绪、绅士孟洛川等。此次他们竟将第五镇的大炮架起来示威，一对对着巡抚衙门，一对对着联合会。以前赞成独立的军官上官建勋又反过来附和他们。开会时，逼着孙宝琦取消独立。他们的理由是：袁世凯复起，我们山东抗不了。如果袁派兵来，我们无法抵御，现在必须取消独立。如果还要独立的话，恐怕造成全场糜烂。谁要不赞成，就以军法从事！孙宝琦这时又迫于无法，只有答应取消独立。他就将巡抚印信交给布政使胡建枢护理，一方面叠电清廷请罢黜治罪，并取消独立，撤销临时政府；一方面称病，避入德国医院。他又发表了一篇罪言，声称：当时宣告独立，系出于不得已的情形，是由夏某及丁世峄等强迫所演成的，并非他的本意。孙既避入医院，学台陈荣昌、臬司吴煜也走了。其余诸人或隐匿、或逃避，情况颇形混乱。紧接着于十月初清廷来电报给孙宝琦。电文是：
“奉旨：内阁代奏孙宝琦三次电奏请罢黜治罪，并取消独立，撤销临时政府各等语。现在朝廷颁布宪法信条，实行改革政治，与民更新，该抚未能仰体此意，熟权利害，徒事张皇，于理殊为非是，本应加以严谴，惟念该抚世受国恩，不应荒谬至此！自系被人迫胁，并非出自本心。近日以来，该省已取消独立名目，地方事亦渐就绪，是该抚尚知愧奋，亟图补救，姑予宽容，仍着留任效力，务须守定宗旨，毋再为浮言所惑！此次该省首先反对独立统制吴鼎元等及该省绅商，均属深明大义，忠毅可嘉，均着先行传旨嘉奖，并迅即督饬地方官绅悉心布置，保卫治安。该抚自当激发忠诚，力图报称，以维大局，而赎前愆，钦此！”
这旨一发表，山东局势为之立变。张广建、吴炳湘和聂宪藩旧有关系。聂本人与孙宝琦早就有交谊而和袁世凯也有世交，张、吴两人又全在聂父（聂士成）的部下作过巡捕，所以在先就由他们两人暗中串通五镇和聂宪藩及其它土劣破坏独立，因此就得了不次的超迁。张以同知任布政使，吴以县丞任巡警道，不久且以署巡抚胡建枢年老力衰、不胜繁剧为词，由张广建升任了巡抚。
张、吴两人既得把持山东省的政权，对革命的人士不住进行压迫，吴炳湘接了巡警道以后，且大加逮捕党人，力反从前所为，专制政体于是一时复活。
七、取消独立后的情况
山东取消独立后，我们主张革命的人士，看到局势至此，无可挽回，就连夜开会。经讨论的结果，当时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赴南方，参加军政府，推出两代表，一为谢鸿焘，一为雷光宇，后来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十七票中，有山东省两票，就是他们两人投的；另一派主张赴北方，主要联合京津一带革命志士，相机有所进展，并设法向北方当道疏解，请清内阁注意，因在胶澳有德国人的关系，不要派兵到山东来，逼急了，会铤而走险，引出国际纠纷，而德国人可以用保护路权为名派兵到济南。这一派也推出两个代表，为我及丁世峄。
我和丁世峄两人即于冬月初动身赴北京。在火车上，我看见丁世峄皮包里有一本书，是唐译《大乘起信论》，我很诧异地问他：“你这个人，怎么喜欢看这样的书？”他很郑重地答复我说：“你觉得很奇怪吗？你将来或者比我今天还愿意看这一样的书，也说不定。”这是我头一次看见佛书，也是我几十年来学佛的头一个印象。
我们的目的，想先去见袁世凯，把山东的民情告诉他，并使他知道张广建、吴炳湘两人的作风，只有使山东人怀恨，益发不可收拾，请袁改变办法，不再出兵山东。
我们初到北京时，是有些线索还可以联络的。我们先去见赵秉钧，当时赵为袁世凯与各方联络，声势颇大，因他先是张曜的戈什哈（满语亲兵的意思），庚子年我父带兵入卫京师时，他在部下任差遣委员。光绪庚子以后，天津地面巡警是他创办的。光绪乙巳，北京前门车站发现吴樾炸五大臣一案后，北京才赶紧创办巡警，因赵秉钧在天津办理警察，成效卓著，才把他调到北京。他由候补道升任三品京堂，补太常寺卿，署巡警部右侍郎。西太后死后，袁世凯被隆裕免职回籍，赵也因袁的关系，同时罢免，在天津闲住。武昌起义之后，清廷首先把他调回北京起用，总揽警权，因我与他从前相熟，所以到京先去找他。见面后，由他那里听说，我自济南赴京后，紧跟着张、吴两人也有电报告，说：“山东事皆夏某所为，现在偕丁世峄北上，恐其有图谋，须严防。”赵和我说：“项城对你本来是非常器重的，你在山东闹起革命来，使他很痛心，他未必愿见你，也许他知道你来，还会于你不利的。”我对赵说：“我到山东去和在山东，一切全是为了正义，于心无愧。今日之来，也是为了山东，至于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了。”赵说：“我对于此事，是无能为力，不如你去见姜桂题。”姜原和我家也有世谊，见面之后，满口应允，但结果也没有消息。
那时我既见不了袁，就住在京中，和黎杰（安徽人）、李杜芳（安丘人）、李朴（北京人）、谭奎昌（历城人，任陆军部军事司司长）、丁汝彪等终日在一起商议。大家认为既和袁世凯说不上话，南北局势，一时又不容易解决，不如去联络蒙族人士，在蒙古另辟一条途径。
因为当时灭清排满的谣言很盛，北京人心惶惶，都觉得朝不保夕。由于满蒙是一体的，蒙古王公亦极感不安。李杜芳和李朴两人都是贵胄学堂的学生，和某位蒙古王公有同学的关系；还有崇铠（内阁学士肃亲王善耆的内弟，在满人中，是开明的，很喜欢与新人物来往）认识蒙古王公也不少。经过他们几个人的介绍，我们于是就进行联络，如与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李杜（这也是位蒙古王公，当时住在北京东城本司胡同，至于是哪一旗，现在我已记不清了）等人联络。当时我搜罗了许多关于蒙古的书籍、地图，天天去研究，预备取蒙古草原作为革命的根据地，以徐图向中原进展。
后来在京津一带连续发生暗杀案件多起，如彭家珍炸良弼，丁字街有人炸袁世凯，天津车站有人炸张怀芝等，一时空气极为紧张。所有当时在京津一带潜行活动的革命志士顿然完全断了联络，事情简直无法进行了。那时候我一举一动，都有便衣侦探跟着。袁派唐绍仪南下议和，我们商量由丁世峄和侯延爽两人相机南下，侯是以山东旅京同乡推举出来参加上海和谈的身份前去的，留下我和李杜芳、丁汝彪在北京。
侯南去后，还有信来，谈到当时情况，今引在下面，于五十年前南方革命时之真相也可见一斑。下边是侯信原文（见文件函件类第五十六号）：
“寿哥（按：是谭奎昌）台鉴：明日金陵选举大统领，孙中山已到申，必得之矣！和议迄难就绪，昨唐大臣电奏‘请即国会解决’是一下台法耳！北来代表团多畏祸，遁归者十之七八，亦太无丈夫气矣！弟到申后，两臂痛楚又发，因进法人所开广慈医院医治，今十日矣。臂痛已痊，但仍须多服补血剂，且此医院距市辽远，景致幽雅，不啻桃源！正好多住几日，到时而归；不到应归时，无论如何，不能学遁！遇此时代，读书人只好闭门，若多见人，多发言论，适足取祸耳！同来员中，唐宝锷、顾鳌均被拘至军政府。唐留置一日即出，顾则尚无出期，皆好发言之过也！杨度风声尤紧，到申后次夕即遁。然弟则无所虑，无所畏！盖自问无愧，而又不到稠人广众中发言论事，惟一狼狈病夫休养于医院耳，谁其与我为难哉！当初到时，招待员多危词恫吓。对之曰：‘若诸公必欲与代表团为难者，我今已病，请先遗我一炸弹可耳！’一笑而罢。要之世间声言杀人者未必能杀人，其被杀者，亦必有所自取，安用畏哉！要知此一来，可谓又经老君炉一炼，然不炼又安能发越膂力哉！弟自处甚稳甚健，兄幸勿为遁归者之词所惑而有所惧！六七日内即可北旋已。草此即候升安！弟爽顿首。”
这时候汪星南也到了北京，我在汪的寓所中，还无意遇到了陆建章。陆是新从广东高州镇总兵被南军打败，来京想见袁世凯的。一连去了五次，袁拒而不见，陆没有办法，怀恨在心。他遇见我后，就约我和汪在前门外正阳楼吃饭。饭后又在瑞蚨祥西栈小楼上谈话。我问他近来作何举动，他说他苦闷异常，每日在四郊活动。我问他是何用意，他说：“中国是没有办法了！只要有势力在手，一切都不怕，近来四郊旗兵已久不发饷，又因谣言四起，他们又怕又恨，乘这机会，和他们联络团结，也是一种力量。现在我已经无用武之地，天下事只要有金钱、有武力，一切都有办法！此刻北京的金钱都集中在东交民巷的各国银行，我打算号召旗兵，乘机进入城内，将外国银行储存的财物尽量劫掠，运载出京，即作流寇在所不惜！”我说：“你这种办法真是不妥，势必引出国际交涉，现在全国的大问题，正在相持，尚未解决；倘再火上加油，其结果恐将不堪想象！况你抢劫银行之后，第二步又该如何呢？”他说：“我就到曹州去，联络当地防营和绿林，况我从前作过曹州镇，现在那里的防营，还可以听我的号召。你在曹州也有相当势力，我们可以合为一气，占据山东。”这时我心里一动，因我正在和张勋部溃兵接头，而且由王鸿一联络曹属绿林，我看他心存叵测，纯为自己的势力打算，毫无国家观念。所以我对他丝毫没有说曹州的事，遂敷衍而散。过了两天，袁传见了他，委他为军政执法处长，他即欣然就职。我这时觉得未将曹州的计划真相叫他知道，真是万幸！
我在北京住时，连接到庄陔兰、王讷等来信，知道张、吴在山东大捕党人，东省的局势很乱，我临走前和他们商量，俟我走后与我联络时，可以用责备口气，以免张、吴等之注意，否则恐其有阻碍之处。以后他们就照此办法，与我始终未断联系，今仅存他们与我的一封电报，兹录其原文如次：
“会长鉴：自我公去后，时势益迫，五镇纯以武力相干涉，加以吴巡警道为虎作伥，派兵监守抚院，鹊华桥设立陆军学界会，又复恫喝学生，在学堂外均驻大股队伍，如临大敌。而吴道于谘议局外亦加派巡警，至局中调取会中名簿，将在会各员分别首要、次要列单，声言有罗织党人兴大狱之说。因之人心激愤，自由行动，有主张结连兖曹匪徒起事者，有主张借德人军队抵制五镇者，又有持极端破坏主义，拟掀毁铁路，仇杀外人，惹起交涉，倡言‘山东土地，如其断送于酷吏暴军之手，不如我东人自断送之’。现在曹匪已起，结连泰沂一带帮匪同时爆发，势成燎原。公等为山东请命，从速解决，尚可挽救于万一，否则大局糜烂，不可收拾，是吾省三千万人性命，牺牲于公等之手，将何面目归见吾东父老乎？不胜啼泣号呼，迫切待命之至！联合会全体公启。”
这时山东省局势混乱已极，而各地类如黄县、文登、诸城等处革命相继发生。在北京听到上海的和议忽和忽离，毫无把握，袁内阁的态度日见强硬。同时又得到曹州的信，说张勋的溃兵自韩庄沿着山东边境西进，不久将到曹南，志在折回郓城，与我取得联络。而王鸿一也在曹属各县联络当地绿林豪杰，以便与南来溃兵互相呼应，再图大举。所以我有返回鲁西的必要。这时我的盘费早已用完，于是就向姜桂题借了二百元作为路费，谭奎昌送给我们几只新式手枪，丁汝彪又给我买了马匹，就于旧历腊月初旬出京。没敢从津浦路南下，是由京汉路取道邯郸，再由邯郸东行，回到我的原籍郓城。
我到郓城以后，才知道王鸿一对于联络曹属一带绿林的运动将近成熟。最奇怪的是我与王虽然都是郓城人，仅在十几岁应考的时候见过一面，并未交一语，他的名字叫王朝俊。这时王鸿一听说我已经到郓，连夜赶进城来，彼此交换了情况和意见，预备在旧历除夕夜间攻城，并派人在城内响应。我记得此时已在旧历二十四、五左右。张勋的溃兵已经越过曹南，听说我已回郓，更并力北上，预备与我会面。行至郓城南境黄姑庵陈家坡一带，曹州镇张善义率兵拦阻，因而交锋，激战两昼夜，把张的兵队完全打败。张被围在陈家坡，再迟几十分钟，即有被俘之可能。方玉普于前两天接到张告急的电报，星夜带着炮队赶上接应，才将张善义救出。
张勋溃兵前头部队已到离郓城十二里路之双桥集，领头者为彭治坤、夏占瀛。他们的力量如占据郓城确有可能。我连夜派人告诉他们千万不可进城，尤不可扰乱地方。因陈干正在鲁南一带征集人马，我就介绍他们投奔陈干去了。后来陈干成立了第三十九混成旅，就是以彭治坤、夏占瀛所率领的这一队人马为其基础的。同时接到清廷北京电报，宣布共和，而王鸿一所联系的这班人也就停止活动了。
我回到郓城后，正是腊月中旬，听说张（广建）、吴（炳湘）大肆捕人。联合会中的人员无论是同盟会员与非同盟会员纷纷的各处奔走起义。后来胡瑛在烟台组织军政府，登州、黄县、文登、高密、诸城、即墨等县陆续响应，我不在那里知道的不详，让别人亲历者去记述，我就不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