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可以倾城倾国亦可窃国窃城。这是否从西施开始且不论它，到了南宋终于又上演了一出狗男狗女构陷忠良的悲剧。“红顶子”之下内衬绿帽子的秦桧终于把岳武穆杀害于风波亭，南宋天下便也再无遮掩地向金人作最后移交。这就又把中国一个传统的“女人是祸水”的命题从道德圈子里上升到国家政治范畴。但那一时的历史嬗递演变是由那时的男女操纵的，却不可以从此得出结论，以为女人便真是祸水。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因为那时还有个擂鼓上阵助夫围歼金人于黄天荡的梁红玉。
关键的问题还是当时的时势。当时的时势不但造就了大忠臣岳飞，也造就了大奸雄秦桧，体现了正邪对立不可或缺又彼此参照的规则。对秦桧来说使其得势大概有四个原因：金主厚生之下掩着养犬使唤的用意；宋主向往和平骨子里却懦弱成泥；王氏柔顺从命实则娼；秦桧善媚宋金二主而对忠良阴险。秦桧“红顶子”得来首功归于王氏。
在金地时，王氏与番兵番将苟合活命，也保了秦桧之命，先戴绿帽子后取红顶子是秦先生向往已久的巧合。其中付出的代价着实沉重，秦桧的人格在生存还是死亡的重压下严重变形，而心智却是日臻发达，地位的卑微激起了强烈的反弹意识，而唯一的发达机会也只能寄托在他已稔熟的蝇营狗苟之道上，这就必生出一种绝不会谬的真理：凡走旁门左道以取势者必是狡猾奸险又无能之辈，因为没有自信没有真实的才干也只得从大门之侧的小门溜进溜出。患难夫妻一旦得势，便是东窗密谋，一切妨碍他们做奴才的人都要铲除，否则只能让戴着绿帽子的人唾弃。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宁可露出那若隐若现的绿边，只要没人敢掀去那个红帽子，便是心满意足，夫妻便可以勾肩搭背招摇过市，做个体面的人。在体面的地方发号施令，在体面的地方宴饮。虽则这样实在是可笑得可怜，但这体面是一定要保持的，否则对不起那个曾为他忍辱负重过的“贤妻”。从更长远的利益上讲，若要获取更高的利益，又必须蒙混视听指鹿为马，把皇帝的新装硬着头皮往下穿，当然仅此一点是不够的，但凡是人，只要在哪方面受了挫折便一定会在哪方面成为奇才。秦王二氏在北地野牧露宿受尽欺凌，在那个委曲求全苟活偷生的环境中学会的是窥私探隐，练就了善察言善观色的密探才能，更会无中生有。告密、设陷、耍赖、撒泼、撒娇，无耻之手段无不精到，这些本领使其在攻防退守中，旗风里作浪摆，鱼水中作跳跃，无不得心应手，而最大的收获便是膨胀起来的权利欲和迫害狂的热情。没和好人打过交道便以为天下没好人。
遇到这样的无耻之徒，再有邪内助的默契配合，获莫名之罪，战功卓著的岳飞便在劫难逃了。然而秦桧之得手还有比红顶子绿帽子更复杂的原因。
那时南宋小朝廷的统治弥盖着一层苟且偷安的小男人气氛，岳武穆、韩世忠之忠勇之辈无疑是在武大郎的殿内打工，时时被掣肘是可以想见的。阿斗的天下是不需要诸葛出来纵横捭阖的，阿斗心里受不了那番金戈铁马的驰骋，纵有身高盖主之虞，只有玉树后庭花听来才心情舒坦。
能构陷大英雄的必是大奸雄，不管怎么说，在那个时代的最后时刻是奸佞占了上风，这确是使后世英雄泪满襟恨盈怀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