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不过去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在北京吹响，其声浪震撼省城，也传到了晋东南。与历次运动不一样，这一次太行山脊背上的西沟大队跟得不够紧。原因是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们一时还无法理解，有意无意间放慢了脚步。
朝气勃勃，浑身是胆的红卫兵成群结队来到西沟，对李顺达说：
“老李，跟我们出去干革命，只有抓了革命，生产才能上去，也才能多打粮食，多收苹果与核桃。这叫做‘抓革命、促生产’，你知道吧？”“抓革命、促生产，我当然知道，举双手拥护。”老李实打实说。
红卫兵很兴奋，递给他红袖章，说：“那好，参加我们组织，戴上这个红袖章就跟我们走！”“跟你们到哪里去？”“去省城太原，搞‘文化大革命’。”老李语出惊人：“我才是个扫盲水平，能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年轻人笑了：“干这种‘革命’跟过去打日本、蒋介石一样，不需要文化水平，懂吗？你是老劳模不能总呆在山沟里，应该出山！”李顺达对于出山的事无动于衷。
来西沟串联的红卫兵愈来愈多，送来的红袖章也愈来愈多，却仍然未能将他发动起来。待这一批批红卫兵离开西沟的空隙，老李对他的队干部们说：“咱们农民管种地，管植树造林，出去干甚哩？
不去！”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李顺达领着西沟的干部和群众在与穷山恶水斗智斗勇。南河滩工地不因朔风凛冽而受到些许干扰，人人心里都像燃起一把火，决心在冬闲时节修好顺水坝。南河滩工地就像1958年修民兵战斗水库那样，热火朝天，人声鼎沸。群众都尝到了甜头，跟着李顺达治山治水没错，和尚头的石山披上了绿衣衫，桃杏树都在开花结果，苹果园的苹果一年比一年结得多。据农科所的专家们说，西沟的苹果品质特好，因为这里气候不同平川，温差大，白天果子经过阳光照，晚上气温陡降，光合作用的糖分都凝聚在果实里，味道格外甜，是市场的抢手货。大把大把钞票往西沟送，社员的生活在改善，谁个心里不是美滋滋的！如今治理南河滩，治好后西沟人的日子会更好过。西沟人不会喊口号，也不会说漂亮话，像他们的带头人大老李一样，只会实干。李顺达不让人家唤他社长、书记什么的，让唤他老李，大伙儿觉着不太合适，姓李的人又多，为便于分西沟集体迈进「文革」辨，便亲切地唤他“大老李”。
这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西沟不可能不受“革命”浪潮的冲击。1967年元旦过后，上海发生了一起大事：一个叫王洪文的年轻人领着一伙工人夺了上海市委的大权，这还了得吗？不是反革命事件还能是什么？李顺达这么想，并与大队干部们议论这件事，以为真像城里人在大字报上常用的话语，应“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
结果完全出乎李顺达等庄稼人的意料，毛主席他老人家说了话：“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他老人家还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李顺达听着广播，惊得张开了大嘴巴，半天也合不拢。他实在难以相信这位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英明领袖说出了这些令他难以置信的话语。当然不是他老人家的声音，但广播筒里报纸上的这些最高指示，不可能是编造的，《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夺权。更叫人惊讶的是北京中央一些单位还向上海造反派发贺电，祝贺夺权胜利。
天哪，这是咋回事啊！李顺达在心里暗暗叫苦不迭。他拿起党报左看右看，那些大字报标题大得出奇，惊叹号也多得出奇。他感到自己那点扫盲文化水平实在太不够使唤。西沟学校的老师文化水平高，但他们好像也是满脑子迷糊，说不出个所以然。都不知道共产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另一个司令部是刘少奇，他执行的是资产阶级路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这些话像晴天霹雳，着实把李顺达打懵了！
山西地处娘子关内，历史上是闭关自守之地，只有晋商冲出了娘子关，把生意做到了国外，钱庄票号开到了全国各地。在政治文化方面则是封闭模式。阎锡山修筑的窄轨铁路不让外面的势力进来，也不让本省人顺当外流，便是铁证。
但是这次的所谓“一月革命”夺权却打破常规，出乎意外地快捷，兴许是娘子关内的人耐不住寂寞，甚至渴望变天之后大捞一把也有可能。山西十三冶的一名二级半电焊工领头成立的造反派组织“红工联”和北京赴晋造反派一起成立了个山西省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1967年11月12日，一举夺走了山西省的党政财文大权。
这是怎么回事？共产党内出了什么问题？怎么自己斗起自己来了？李顺达回了窑洞院，坐在院里苹果树下发愣。他最敬爱的英明领袖在支持造反的工人群众夺权这件事他想都不敢想，也不该想，那会亵渎了他的至爱与近乎迷信的敬仰。
就在这火烧眉毛、紧要三关的时刻，从太原来了长途电话。李顺达急忙从女儿秋娥手里接过话筒，说话的是个女人，李顺达甚感纳闷与奇怪：谁给我来电话？
对方报了姓名，是纺织厂一位女工，她也是位劳动模范，一起开会时认识的，没有打过交道。此次电话不为别事，建议李顺达赶快去省城太原参加“文化大革命”。还说是党中央要求劳动模范参加这场革命。李顺达很疑惑这话的真实性，没有立即表态。
对方急了：“老李啊，这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革命，是形势的需要，所有劳模都得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你赶快行动啊，不要耽误啊！”李顺达很为难，只得慢慢地说：“我还要看看，我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过去也没听说过，再看看吧！”女劳模为李顺达的这种态度着急，可又无奈何。老李是老资格的著名劳模，她得尊重他，她只能敲敲边鼓。
“老李啊，革命形势发展快啊，不能慢腾腾啊，要紧跟毛主席啊，劳模要起带头作用啊！快来太原吧，愈快愈好！”这位女劳模也未必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她也发愁该怎么行动才是。她邀李顺达来省城，也是为自己壮壮胆子。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他们几个劳模在一起商商量量总比独自一人跟形势要好得多。
李顺达吱唔了几声，没说去不去省城。
放下话筒以后，李顺达那颗忠于毛泽东主席的红心在胸膛里折腾得七上八下，好不烦人。夜幕笼罩下的小山村此时还算宁静，与火烧火燎、热浪翻滚的省城太原宛如两个世界。李顺达坐在小木凳上想着心事：毛主席对他恩重如山，如今他老人家发动并领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能不闻不问吗？
李顺达从不失眠的，这一夜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一早，李顺达来到大队办公室，张俊虎正在看报，党报上一篇社论标题很醒目。内容是：劳动模范要站出来，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造反运动。这篇文章已经从广播上听过了，他又用指头指着报纸上的铅字一字一句读着。《人民日报》是党的喉舌，代表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话，据说有的重要社论是经他亲手改过的，李顺达虽说文化不高，也听说过这些，他不能不相信。几个中年与青年干部也都大眼瞪小眼，谁也弄不清当前的革命形势。
西沟的干部与老李一样，黑夜躺在炕上都没法入睡。过去一上炕就打呼噜的庄稼汉怎么了？睡不着都听广播吧，拧开半导体听到中央台的广播，正是向劳模宣讲党中央的部署：“……你要是个真正的劳动模范，就不要怕群众，不要怕运动，要坚定地站在群众前面，和群众一起把毛主席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李顺达听着、想着，心动了，自己不想去太原参加那个“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抱住老本不放呢？他该如何去立新功？别的农业劳模是如何对待这场“大革命”的？他想到了陈永贵。毛主席他老人家很看重陈永贵，他老人家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三年前的事，大寨经验不仅是种庄稼的经验，据说也是政治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经验。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革命，老陈定会有高见，问问他，听听他的意见很必要。他一般不打长途电话，嫌费钱，可这一回不能省。想到这里他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披上衣服往外走。
桂兰关心地问：“这么黑圪洞洞的，你去哪儿？”“别管我，有要紧事。”为了防狼扑，他提了把镢头。
他来到大队办公院，那时他家没电话机，只能借大队办公室电话接到昔阳大寨，找陈永贵说话。
怪事，陈永贵就在电话机旁，他也没睡觉，他在忙乎甚哩？李顺达顾不上问这闲事，直截了当对住话筒喊：“老陈吗？我是西沟的李顺达。”“是老李呀，我早在盼着你的信呢。”“老陈啊，听说太原闹得凶哩，省城的劳模来电话要我去，你说咱种庄稼的去搞什么‘文化革命’啊，咱的文化不高能搞什么‘文化的革命’？”老陈虽说出名才几年，比起老李这位“边区农民的方向”历史短了一大截，资历也浅了许多，但是后来者居上，他有满肚子主意。
现在不是论资排辈的时候，上海的王洪文，一个毛头小子，如今被毛主席相中，成了大气候，太原那个二级半电焊工也是个什么总指挥，带领着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冲锋陷阵成了省城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们这些农业劳模得从头学起。其实李顺达有所不知，老陈绝不是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子。对于这，老李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
说有眼不识泰山不尽贴切，却真正是低估了陈永贵的那份能耐。
听听这两个庄稼汉的电话交谈吧：
“老陈，你拿主意，你说咱俩该怎么办啊？”城府很深的老陈说：“我还想先听听你的主意呢。”“老陈，对这事我真没个主意，你说，咱们该去不该去？”“老李，我也不好说呀，不知是去呢，还是不去。”李顺达实在不会兜圈子，他就来个实在的：“这样吧，老陈，要是去，咱两个都去，要是不去，咱俩都不去。”“文革”中的两位劳模“老李，我听你的，你去我就去。”“老陈，你去我就去。”老陈哈哈大笑一阵子，老李有些奇怪，认为没什么可笑的。为了少浪费电话费，就挂了话筒。其实老陈也接到省城的派性头头打来的电话，请他去省城闹革命。他也想看看别的劳模怎样行动，但他不会先给李顺达打电话，他估计这位老李定会给他打电话，他在等着。
果然不出所料，西沟老李按捺不住了。虽说，两人都是庄稼汉，虽说都没多少文化，但两个人性格迥然不同。大寨的这位汉子站在虎头山，眼望天安门，胸怀神州大地。实打实受，憨厚淳朴，一辈子不改庄稼汉本色的李顺达，全然没有认出大寨这位终身穿着中式对襟褂子，头上扎块白毛巾的庄稼汉与自己有何不同之处。
老李与老陈在电话上说定，各自出发到省城太原会面时再谈其他。
李顺达与陈永贵到了太原，立即被造反的群众组织盯住，媒体紧跟形势，《山西日报》很快就刊出了陈永贵、李顺达等劳动模范对山西的“一.一二”夺权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这一革命行动。由于毛主席他老人家发出了“农业学大寨”这五个力重千钧的号召，于是后来者居上，陈永贵的名气升腾，排名于李顺达这位老劳模之前，老李对此并不介意，他向来不看重官场的名次。何况自己心甘情愿，认认真真在“学大寨”，因为学不学大寨是忠不忠于毛主席的问题。那时虽然已传说大寨的产量有虚报成分，但也硬着头皮“学大寨”。说他是“愚忠”也未尝不可，他对毛主席他老人家有近乎迷信的崇拜。
陈永贵与李顺达商量，认为他们不能跟在十来岁的红卫兵后面革命。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成立一个群众组织，于是在太原河西成立了一个群众组织，陈永贵为政委，李顺达为副政委。由于陈、李二人的劳模声望，许多小组织便纷纷投靠到陈永贵与李顺达的组织中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群众组织，一时拥有造反人数达三四十万，可惜这两个庄稼汉不习惯这里乱哄哄的革命形势，不久便都惦着自己的山村，回到各自的山窝里去了。那些挂靠他们的小喽罗们，见上面没有什么动静，又不甘心作鸟兽散，便举着小旗旗另找靠山去了。
李顺达回到晋东南长治，看到这里也是人声鼎沸，乱成一片。原来紧步省城的后尘，晋东南地区的党政大权已于元月25日被造反派夺去，建立了所谓“一.二五红色政权”。
看到李顺达从省城归来，而且荣任了个副政委的头衔，领导过三四十万人（虽说只有几天历史），各派组织便纷纷邀请老李为自己的组织扛大旗，把司令与政委的官位送给他。李顺达对这些没有兴趣，感到一切都太玄乎，乱糟糟的，心里没底。他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闯将，而是安分守己的农民，他执意要回西沟去种树、种庄稼。
春播就要开始了，不能违了农时。更何况这里的群众造反派已在夺权后产生了分裂，这两大组织名字一大串他也记不清楚，反正一个叫“红字号”，一个叫“联字号”。让他加入哪个号，他也不情愿。回去种树，种他的金皇后玉茭比甚也舒心、实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