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拥有不可或缺的挖掘机为谋生重要手段。广丰挖掘机保有量近6万台，约占全国挖掘机总量的五分之一，占据了江西省70%以上的市场份额，从业人数逾10万人，年产值达100亿元，三分之一的外出创业者靠挖机发家致富，2008年，“广丰挖掘机工”被全国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大会推荐为“优秀劳务品牌”。2009年，该县云集了30多个国内外挖掘机品牌经销商，年总销量逾3000台，品牌之齐全、销量之可观，在国内绝无仅有。2009年，广丰的挖掘机占据上海挖掘机劳务市场的“半壁江山”。有句玩笑话这样说，广丰的挖掘机打个喷嚏，上海就有一半建筑工地停工。②
（三）“广丰村”农民工群体的特点
1.以建筑业为主的散工。广丰村的农民工多是从事建筑业的散工，经常扛着榔头在村口马路边等活干，号称“榔头军”。外来“散工”群体作为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社会实体出现于城市社区中。这一群体有其特殊性，他们游离于社会的边缘，在寻求社会认同的同时受排斥，滞留在制度的盲区，缺少保障，处于一个边缘之边缘的位置，在就业过程中，其境况令人担忧。
根据本人调查，“广丰村”农民工大都是青壮年男子，年龄大都在20岁至50岁之间。在他们之中也有一些30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们是这群民工中某些男人的妻子。街头揽活民工每天都要上街头等活干，没有什么节假日。如果他们不上街头，就意味着将失去一次获取收入的机会，但是他们并不是每天都有活可干，没有活干的日子，就是他们的“节假日”；有活干时，收入也不一样。一般有活干的时间每月平均也只有十几天，有活可干时，他们一天收入在10元至100多元不等，一个月收入也在200元至800元，甚至1000元不等。因而，他们的收入日与日，月与月之间具有极大的波动性。交易方式一般是民工在街头与雇主口头上谈好劳动报酬，工作完毕，即付工资。有的为降低生活费开支，四五个老乡合租一间民房，合伙煮饭，这样可以降低生活费。他们合伙租住的民房，大都在城郊结合部，一般1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要住四五个人，阴暗潮湿，里面根本没有床，要睡地铺。他们形容这种房子说：“连自己老家的猪圈都不如。”
2.举家居住的较多。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农民工流动呈现四次浪潮：第一次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目的地的就地转移。第二次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的以城市为目的地的异地暂居性流动。第三次是以长期居住为特征的举家迁移。第四次是伴随产业转移而发生的流动人口就近非农转移。前三个阶段人口的流动，只带来了收入的增加，但没有完成城市市民化。伴随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经济发达地区正面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新局面。产业空间布局的调整和正在显现的农民工市民化趋势都对新形势下妥善解决中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为中西部地区各农民工输出地省份农业富余劳动力的就近就地市民化，提供了可能。（王玉莲，2010）“广丰村”农民工目前的流动处在第三、四阶段的较多。大多是举家流动，以核心家庭流动成为典型。
3.农民工群体出现分化。在现实中也有一些研究接触到农民工阶层内在结构，但大多局限于简单地说有白领与蓝领，或者说有农民工上层（成为老板或融入城市者）、中层（农民工主体）以及农民工下层（在社会流动中地位下降并被迫退出农民工队伍者）等层次。（李培林，2004）具体到“广丰村”农民工，在经过多年的打工生活后，群体也分化成拥有挖掘机成为老板的农民工上层、掌握技术给别人开挖掘机的农民工中层、没机器没技术单靠卖体力的农民工下层。
上手快、非技术活、对学历要求不高；收入稳定、风险小；请来的驾驶员，只需自己拉业务，其余时间自由等，这些挖机行业先天性优势，适合广丰农民，从而形成了广丰挖掘机铁甲军团，也使得一些有资金的农民工向上流动，成为挖掘机老板。拿一台小挖掘机举例，买来34万元，工作1小时可赚100元，以每天工作8小时计算，一个月工作240小时，月收入24000元。每小时烧油费18元左右，扣除3960元，再去掉雇用驾驶员一个月3200元，可剩下月收入16840元，一年收入则为202080元。③
（1）挖掘机老板：
广丰的刘先生2004年来南昌，在南昌搞挖掘机的。他说：
“政府鼓励贷款，贷了30多万，每月还一万四。自己借了20多万。主要是帮别人做事，难拿到工资。小孩帮我开挖掘机，请人划不来。南昌把价格压得很低，油价又高，赚钱很难。家里有6个人，总共有一亩五六左右的地，送给别人种。今年五一节没生意，下雨也没事做。家里有医保，南昌看病贵一点，‘广丰村’里有小诊所，社区也有。房子是租来的。包水电400多元一个月，一家人住在一起。现在主要是工钱难拿，其他都还可以。银行要还钱，工钱又拿不到，希望能够政府出面解决。2009年生意还不算差，比起以往要好一些，现在不要暂住证，没有受到歧视，就跟南昌人一样。拿不到工钱，去南昌市仲裁委员会，他们说我不是农民工。打墙的就是农民工，开挖掘机的就不是农民工吗？农民工的概念不清楚，买了挖掘机就是老板？广丰人大部分都在开挖掘机，十个人中两三个在开挖掘机。广丰农民工为南昌的建设起了好大作用。”（采访于2009年5月2日。）
（2）开挖掘机的：
李某，女，广丰人。丈夫开挖掘机，一个月3000多元，自己在做清洁工，一个月600元。她说：
“我老公也挺辛苦的，有时老板叫，晚上两点钟要爬起来做事。上个世纪90年代，那时开挖挖掘机的较少，给别人当学徒，还要请客送礼，卖面子。一般都是找亲戚朋友当学徒，白干三年，学开挖掘机。现在挖掘机多，想学挺容易，一个月也会给1000多元。我老公比较聪明，他朋友开挖掘机，他在朋友闲的时候自己琢磨，自学成才，学会了开挖掘机。”
“我一天到晚手都是泡在水里。在单位上做清洁工，手是泡在水里的，回家要做家务，手也是泡在水里的。”
“我生了四个小孩。前两个是女儿，第三个是儿子。本来打算不想再生了。我还在给儿子喂奶的时候又怀孕了，本来不想要，医生说过段时间再来。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妈妈去世了，我回老家去送葬。结果给耽误了，回来医生说太大不能打，要么做引产。我和我老公打算生下来送人。我小女儿生下来好漂亮，舍不得。菜市场旁边一个童装店的老板，有个儿子，没有女儿，出5000元钱想要我们家的女儿。我心里舍不得，但故意问我老公他要不要把老四送人，他说自己家亲生的，不送！我老公蛮好的。2009年小女儿5岁了，在读学前班，一个月200元。两个女儿在读小学，两个人一学期1600元，有午托，老师说可以辅导她们做功课。她们学校好，一个年级5个班。青山湖小学人太多了，老师照顾不过来。”
“我们房租很贵，一年要4000元。”（采访于2009年4月10日。）
（3）打散工的：
老林，广丰人，小学毕业。他说：
“1994年来南昌打工，那时是20元钱一天。后来因为生病又回家了，计划生育把房子扒了，到现在，在南昌住已经3年了。一家五口人在南昌居住。妻子与自己一起随行做家务，大儿子2009年学水电工，800元一个月，还没发工资。二儿子读幼儿园。自己在做散工，一个月收入1000元，吃饭要花600元；小孩的教育要240元，有线电视5元；租了20平方米的房子，房租220元；水一人6元，全家5个人共30元；电15度，一度8毛钱，共12元；两个小孩买零食要500元；电话费100元。去年女儿生病在儿童医院住花了3000元。到旧货市场买了个电视机花了200元，回来后发现看不成，就跑到旧货市场上去换。卖电视机的人说旧货不换，没办法，加了120元换了另外一个。家里8分田，撂荒。因为大家都出来了，没人种。2008年帮老板做事，包工3个月做完。只给了两个月的钱。第三个月2000元钱没给，写了张欠条。打电话到劳动局没用。儿子找不到工作，后来去做水电工学徒，800元一个月。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回家去。有时候做事时城管不让，把自行车、榔头都没收。”（采访于2009年3月17日。）
四、“广丰村”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转型时期城乡矛盾的集中体现
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展使得城市近郊的农村在没有来得及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城市的包围，城市亦未考虑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农村纳入城市市区范围，“都市里的乡村”已应运而生。由于城市—乡村在管理上独特的行政隶属关系及缺乏健全的村镇管理制度和机构，使得城市规划管理和监察部门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无法行使有效的管理，这也提供了“都市里的乡村”现象滋生的温床。“都市里的乡村”在地域上已完全被城市包围，但其人口管理体制往往仍停留在农村管理体制上，由村委会统一管理，造成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混杂，带来管理上的难度。而在区位较好、地价较高的乡村，农民不愿意转为城市户口，因为转为城市户口就意味着对集体土地使用权和支配权的丧失，也意味着村民靠股份分红和出租房屋的既得利益的丧失。农村分配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影响了“都市里的乡村”向城市的转型过程。（田莉，1998）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与流动滞胀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我国制度改革相对于经济改革的严重滞后性，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制社会制度造成户籍制度、用人制度等对农民工阶层的极大不公正。农民工阶层在城市地区无法享受其应有的权利，农民工在城市地区务工时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保障，致使大部分农民工一直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民工社保问题，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地区的教育问题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农民的增收、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进步。
（三）乡土社会在城市中的变迁与重构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即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这种社会网络的“强关系”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李晓燕、谢长青、杨翠迎，2009）在同一地段揽活的民工大都是来自同一个县乡，彼此之间非常熟悉，老乡观念深厚，一般在雇主面前不相互压价，避免恶性竞争。他们还在一起合伙租房子，同吃同住，共同对付可能出现的困难。民工在城市里以地缘相聚集，是因城市生存需要而产生，是他们农村家乡生活在城市的翻版。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初期，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社会网络“强关系”的作用占有重要地位；农民工进入城市一段时期后，强化社会网络“弱关系”，建立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网络将会对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体系对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丧失，或者说是极端薄弱；社会制度尤其是户籍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农民教育及培训等使农民工重新建构社会网络非常困难。所以，乡土社会在城市的重构过程中要注意农民工社会融合，首先是加强制度融合，逐步将公共福利体系平等地向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所有人口开放，以促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四）政策变迁与法人行为的垄断
散工进城就业大多凭借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目前这种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已经形成，当散工在就业过程中遇到各种困难时，都或多或少可以通过这种非正式网络去寻求支持，同时这一支持网对散工群体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出现困难时，散工首先想到的就是寻求家人、亲戚与老乡的帮助，虽然这一支持网资源有限，支持力度不够，但它却能及时给予散工最直接和实在的支持，改善散工孤立无援、缺少保护的境况。
（五）户籍贬值与户口多元化并存
以户口与权利和稀缺资源控制相结合为核心的户籍制度逐渐内化成社会成员的户口登记差别和城乡地位高低观念。在现实层面，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弱化，但户籍制度的总体制度安排并没有根本转变。从决策层到普通民众，可能都会担心户口一元化和迁移自主化改革将带来社会震荡，认为农村人会涌向城市，大城市会出现人口膨胀。而事实是，户籍制度在如今除了产生社会差别外，对人口移动行为已经起不到调控作用了，任何人都可以不迁户口而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