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新宗教运动组织与“邪教”联系起来，用“洗脑”的理论来研究它们的组织扩充和维持，这在强调宗教、信仰自由的美国是有争议的。因此，讨论者们在涉及这个问题时，往往会避免使用“邪教”一词，而采用比较“中性客观”的说法，如“非常规宗教”（unconventionalreligion）或“少数者信仰”（minorityfaith）。但是，1978年琼斯镇“人民圣殿”教派组织近千人集体自杀的悲惨事件至今仍然是社会心理学和其他一些学科讨论的话题，也一直在提醒研究者和普通民众，洗脑是一种现实的危险。在美国，虽然不能把所有非常规宗教组织一概而论地视为“邪教”，但从对琼斯镇“人民圣殿”这类组织的研究中获得关于“洗脑”的认识和教训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这些认识和教训对人们提高警惕、珍视心智健康、学会抵御外来的思想操纵和控制，都是非常必要的。
社会心理学的“思想改造”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美国出现了关于“洗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这之前，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和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就已经让人们对特定政治制度下的思想改造和控制有了深刻的印象和一些了解。1961年，两部专门研究强迫性思想改造的社会心理学著作同年出版，引起了普遍重视，这种思想改造便是“洗脑”。
这两部著作中，一部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德佳·沙因（EdgarH．Schein）的《强制性劝说》（CoercivePersuasion），在这之前他已经出版过相关论题的《现代社会中的洗脑与极权主义》（BrainwashingandTotalitarianizationinModernSociety，1959）一书。沙因认为，与人的其他思维训练或社会化过程不同，思想改造有四个重要的特点。第一是批评和批判，就是将被改造之人放置于别人的猛烈攻击（批评、批判、批斗、斗争）之下，以此动摇并瓦解他的自主意识，从而取得逼迫他顺从的效果。第二，必须把他放置到某个或数个压力“同伴群体”（peergroup）中，用同伴的力量来影响他，这类同伴群体包括同行组织、同工作单位、同校、同系的熟人和同事，等等。第三，必须在这类人际组织关系中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如歧视、鄙视、排斥、羞辱、疏远、视为落后、贬为异类，等等，只有这样，他才会产生不顾一切要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强烈愿望。第四，对他造成压力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与他有关的同伴群体，而且还要包括他周围的整个社会，以对他形成整体环境的合围，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用这四种方法进行的个人、群体（包括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全体人民的思想改造，可以是相当成功的。一旦形成思想习惯，即使在没有明显外部压力的情况下，其成果也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维持。
1961年出版的另一部关于思想改造的著作是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利夫顿（RobertJayLifton）的《思想改造与极权主义心理》（ThoughtReformandthePsychologyofTotalism）。他在书里提出了著名的“思想改造八项标准”（EightCriteriaforThoughtReform）。
第一是“社会环境控制”，控制环境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沟通，造成与社会其他部分的割裂。典型的控制环境是学习班、隔离审查、劳改、监禁，等等。第二是“神秘主义控制”，用某个至高无上的意识形态权威、伟大的主义或思想、智慧和远见都超凡入圣的英明领袖，来指导某种“正确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神秘是因为它代表了某种绝对真理的超验力量，有宗教般的抽象、玄秘教义和恩人、慈父般的伟大救世主。第三是“宣扬完美”，就是制造一种绝对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敌对世界观。给被洗脑者长期灌输这种思想，要求他丝毫不能倒向敌对一方，必须时刻坚守敌我势不两立的观念：不改造就是自绝于人民，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必须站队、紧跟、分清两条路线、站稳立场等。第四是“供认‘罪行’”。羞愧感和罪恶感被用作强大的思想控制工具，逼迫被改造者坦白、交代、灵魂深处闹革命、供认罪行，并将其罪行（组织定什么罪，就是什么罪）公之于众，彻底暴露。第五是“至高真理”，将某组织的教义、主义、意识形态树立为绝对真理，不容置疑或争辩。一切其他思想学说都是歪门邪说和敌对势力。第六是“语言暴力”，用一些外部世界的人们无法理解的专门术语和固定说法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和观念。第七是“个人服从主义”，把某个主义奉为科学真理甚至宇宙真理，以它的名义禁止异类思想。第八是“决定生死”，一个人命运的好坏和沉浮，他被当作“自己人”还是“敌人”，成功还是毁灭，完全取决于他与组织的思想是否一致。
沙因和利夫顿的思想改造研究都强调人际关系环境对个体形成的强大作用，也就是后来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中所说的“情境”（situation）的作用。这种人际关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政治组织的结果。一些看上去是非政治的人际关系，如工厂、医院、学校的科系或班级、文艺组织和联合会，其实也都被政治化了，它们受到自上而下的严密监控和操纵，在思想上不得越雷池一步。
沙因和利夫顿的思想改造研究观察和总结的还只是思想改造的一般“常态”情况，甚至还是相对“温和”的（也就是常说的“和风细雨”）。在政治运动来临之际，思想改造会变得非常极端、暴力、残酷，成为典型的“暴力性洗脑”。以研究思想改造著称的牛津大学教授凯瑟琳·泰勒在一次访谈中说的，利夫顿所研究的思想改造，有的可以说“是非常剧烈的”，特别是对待被监管、劳改的人和监狱囚犯，甚至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泰勒教授在《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TheScienceofThoughtControl，2004）一书中，结合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详细讨论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指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roscience），证明了人的思想是会起变化的，生理学发现，人的大脑中有一些神经轨道，在受到新信息和新奇刺激时可以打通，变得通顺。因此，当教条性的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封资修”“反动派”等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被反复不断灌输进人们大脑时，他们的神经元之间会更加畅通，变成一种类似条件反射的“自动想法”，也就是人的思维被“程序化”了（programmed）。这种语言的影响可以是相当隐蔽和不知不觉的，在专家、学者身上也起作用。有时候国内外学者讨论同一个问题，使用的语言会有相当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也潜在地影响了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结论，其中有的便是长期洗脑的结果。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教条语言形成人的自动想法的情形已经有所描述，有的很暴力，有的则是看似非暴力的欺骗洗脑。泰勒教授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于欺骗型洗脑（有时也自称“软实力”），很少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的机会和渠道，在一言堂的环境中反复、持续地使用同一种意识形态化的语言，让人们的一些大脑神经元之间形成滑润的通道，根本不用思考，就会自动地有某些想法。意识形态语言和思维方式的洗脑作用不仅仅是清除异端思想，而且使得异端思想因没有适当的语言而根本无法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思考语言可以起到帮助反抗洗脑的作用，这种思考语言与获取真实信息同样重要，同样能帮助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并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抵抗无处不在的思想操控。
“邪教”的洗脑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后出生的美国婴儿潮一代，20世纪60年代已经长成青年，他们开始感觉到了巨大的教育和就业压力，许多人产生了失落和社会边缘化的感觉，在精神上成为“垮掉的一代”。越南战争造成的社会创伤更使得这一代中不少人到传统的价值观之外去寻求慰藉和精神寄托，接触到了“新兴宗教运动”。他们在信仰和行为上一下子变得与家人和朋友不同，有的甚至疏远或断绝了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所谓“新兴宗教”，一般是指不为主流民众赞同和不为主流教会接受的一些“教派”，其中包括一些“异端的”基督教教派（Christiansects），如“摩门教”或者“耶和华见证会”，也包括像“山达基教会”（“科学学教会”，ScientologyChurch）这样的组织；还有地地道道的邪教，像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或太阳圣殿教这样的组织。
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反邪教运动（Anti-CultMovement）开始运用有关思想和心智控制的理论来解释那些突然发生的思想激转。关注邪教问题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中，许多是心理学家，他们提出了一些比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更为细致的洗脑理论。但是许多社会学家都对心理学是否能解释“邪教”现象持怀疑态度。心理学与社会学对邪教问题的看法分歧至今仍然存在。
心理学对“邪教”的研究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转变，另一个是留置。转变就是从不信邪教变得信邪教，留置就是在信了以后不再放弃邪教信仰。这二者都与洗脑有关。关于邪教的洗脑理论是从政治的洗脑理论演化而来，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变化，主要是把政治洗脑理论运用到一个新的领域中和一些新的问题上。
斯坦福大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是一位同时关注政治洗脑和邪教洗脑的著名社会心理学家，他在研究中对比了乔治·奥威尔《1984》中的政治洗脑与1978年琼斯镇“人民神殿”邪教洗脑所使用的多种相似手法。第一是“老大哥在注视着你”。所谓“老大哥”（BigBrother）就是一个无所不在、全面掌控的监视制度。人人相互监视，随时随地有人盯着，随时要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每个人都根本没有个人思考的机会，因此被逼迫只能与他人有一致的想法。第二是自我定罪。身处特定集体中的每个人都被要求自我贬低、自我羞辱、不断自我批评和与别人相互批评，不仅要检讨看得见的“错误”，还要深挖灵魂，暴露任何处于萌芽状态的错误思想根苗。第三是“自杀训练”（suicidedrill）。每个人都受到“要你献身就献身，要你去死就去死”的教育，因为每个人都坚信，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个体，因此随时准备为某个“伟大事业”献身，以换取光荣与不朽。个人犯下的任何在普通世人眼里的错误或罪行，比起那个伟大、光荣事业的重要性，都简直不值一提。因此，只要组织需要，什么事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去做。第四是扭曲知觉力。这主要是通过群体的全体成员使用一种只有他们能懂的语言来实现，奥威尔称此为“新语言”（newspeak）。在“新语言”中，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例如“好”（good）是指“喜欢老大哥”（toloveBigBrother），而“坏”（bad）则已被“不好”（ungood）取代，新语言限制了人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无法说出“老大哥是坏的”（BigBrotherisbad），于是“错误”或“罪恶”便不再可能与老大哥联系在一起。用这样的语言思维，老大哥也就永远是正确和伟大的了。这当然是奥威尔想象的，我们的生活里有更现实，更真实的例子。例如，就算你现在不赞同“反右”，你也不能不叫那是“反右”，因为你根本没有别的语言。2010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并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在许多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像这样思维被语言扭曲，难以扭转过来的例子。
津巴多在《心智控制：心理现实还只是空谈而已》（“MindControl：PsychologicalRealityorMindlessRhetoric”）一文中对政治的和邪教的洗脑，也就是心智控制做了这样的概括：“心智控制是个人或集体的选择和行动自由遭到破坏的过程；破坏这种自由的代理人改变和扭曲人的察觉、动机、感情、认知和由此而来的行为。思想控制既不神奇也不神秘，而是一个运用社会心理的一些基本原则的过程。它所包含的社会影响因素都是在心理实验和实例研究中早就充分研究过的，包括随众、顺从、劝说、失调（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罪感、恐惧、仿效、认同，等等。当这些因素一起发生作用时，再加上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它们就会形成一个大熔炉，这个大熔炉能极大地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的外界因素包括具有魅力和权威的领袖、高压的意识形态、个人在社会中孤立、肉体折磨、诱发的非理性惊恐、极端的威胁和利诱。所有这些因素可以结合起来，起到欺骗的作用，长时间地运用，在特殊的地方强化运作，一定能发生作用。许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证明，无论是国家动用警察、军警，还是具有毁灭性的邪教，只要系统地利用这些外部因素，就一定能用思想控制来诱人认罪，转变人的思想，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折磨和杀害制造出来的敌人，并且让被洗脑的成员不知疲倦地工作，贡献自己的金钱，甚至生命，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