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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幽暗人性与心智启蒙(6)

“运气好”不只是自己觉得幸运,还会受到别人羡慕。心理学家列尔里(MarkLeary)曾在《今日心理学》杂志上撰文说,“受到别人羡慕和赞扬特别能让人觉得幸福”。20世纪70年代,在工资长期停滞后涨工资,幅度比现在小得多,每个月涨5块钱就不得了了。然而,这区区5块钱却足以让人争得打破了头,涨到工资的觉得非常骄傲、优越、光荣,在别人的羡慕和妒忌中享受到一种幸福感。

然而这种幸福感是极为脆弱的,并不能持久。那往往不过是一种“比下有余”的暂时心理满足,因为它随时都在被“比上不足”的不幸福感所抵消。就算是大家羡慕的公务员,工资涨在别人前面,但与某些“国企”人士一比(更不要说富豪大款们了),便觉得自己十分寒碜和委屈。他们仍然属于那些不能不为大蒜、大葱、凉面、豆花和猪肉涨价操心的人群。

涨工资的幸福是收入的幸福的一个部分,许多研究都发现,对于幸福来说,收入是一个相对的因素。当人的生活基本欲望满足有了相当程度的保证时,收入对于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就会大大减弱,人们常说的“钱买不来幸福”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当然也有那种钱越多越贪婪的变态幸福)。那些因涨工资而觉得幸福的绝大多数人,他们的基本欲望满足还没有达到“钱买不来幸福”的程度。对他们来说,收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需要,柴米油盐、子女的教育、医疗、房贷,等等。因此无论他们自己觉得如何幸福,他们其实并不生活在哪怕还只是物质性的幸福之中。

美国的“加图研究中心”有一项研究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待经济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到大的制度环境。“社会公正”要比只是“碰运气”的涨工资能带来更普遍,更具有真实意义的幸福感。它指出,前东欧国家人民的收入在当时不能算低,但人民的幸福感却比不上一些虽然贫穷但却相对政治自由,人民可以批评不公正分配制度的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格里萨尔(EdwardGlaeser)在题为《强行管理与自由平衡》的文章中也指出,幸福是包含价值目标的,因此,人们追求幸福的行为有时会显得是在降低自己的幸福。例如,有人觉得把钱花在别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来得幸福(慈善捐款便是如此)。这种幸福是一种独立、自由选择的幸福。自由是幸福不可或缺的条件,不只是支配收入和金钱的自由,也还包括运用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自由。

注重价值观是“德行伦理”(virtueethics)思考幸福的特点。幸福不只是感到满足或快乐的情绪,而更是一种关于“好生活”的理念。好生活的“好”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一卷就把“幸福”作为伦理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又在第二、第三卷里分别提出了“德行”(“善”)和“行为”的问题,因为“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一种“明显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很是幸福”。

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些对幸福进行计量统计的“幸福经济学”(happinesseconomics),例如,有的用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作为指标,发现虽然富国比穷国的幸福度要高,但当人均值达到15000美元后,平均收入对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便几乎不再发生影响。中国人均收入远低于这个水平(至少对普通老百姓是如此),这成为涨工资特别能提升“幸福”感的一个原因。在收入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如免于焦虑和恐惧的人身和未来保障、食品安全感、干净的环境、健保条件、政治权利保障、社会福利,等等。当人们感觉到这些因素不在自己掌控之中,成为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时,涨工资便成为唯一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惠”,于是,它提升幸福感的作用也就带有讽刺性地表现得特别明显和重要了。

13别让“幸福”成为有名无实的时髦用语

在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母女两人坐在溪水旁的一块大石头上,脱了鞋子,把光脚翘得老高地在晒太阳,上面的标题是“晒自己的幸福,让别人来看吧”。这大概是配合眼下“谈幸福”的热门话题,在报纸语言中追赶某种话语时髦。这样使用“幸福”一词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时尚。

一般人在说话中使用“幸福”一词,往往指主观感受到的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取决于偶然、短暂的情绪体验。在普通话语中这种用法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也不必计较或当真。但一旦上升为某个社会“幸福生活”或“好生活”的显示或证明,那就成了一个问题。在和煦的阳光下感觉舒适快意,是狗是猪都能感觉这种快乐,将此称为只有人类用心灵才能感受的“幸福”,不知道是在恭维还是在挖苦。

幸福一旦太廉价,追求幸福也就失去了属于人类的特别意义;满足于廉价的幸福,透露的恰恰是真正幸福的可望而不可即。作家张贤亮在一次访谈中说起自己当右派时的经历,他先是说,“我个人最不幸的时候也是我们民族最不幸的时候”,接着又说,“劳改是很幸福的。有很多人想劳改而不得,懂吧,进去劳改,判几年,你就在里面劳动就算了,有的人在外面天天要进行政治运动,天天要进行批判,天天要为那一点票证发愁,我进去什么也不发愁了。那个时候中国有一段激进的时期,叫‘低标准、瓜菜代’,恰恰是劳改队里面死人的比例比外面的人要少,因为至少稀汤每天还有得喝”。

张贤亮说的“幸福”是他的自我调侃和自我解嘲,丝毫不能证明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幸福,更不能证明劳改的幸福。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也说了一个劳改营里的“幸福”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很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吃的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

18、19世纪,英国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Bentham)用“幸福”的观念来推动当时的社会和司法改革,在这之后的将近一个世纪里对很多思想家产生了持续的吸引力。幸福成为一种以改善民众生存状态为现实目标的政治伦理。“幸福”被用来代替传统政治哲学的“正义”,以区分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对”和“错”。这个新的价值概念后来被用作为公共政策的导向。

这种幸福也叫“功利”,边沁说:“功利,或者说最大幸福原则,它认为,行为的正确性与其增进的幸福成正比,错误性则与其增进的幸福反面成正比。幸福意味着快乐与没有痛苦;不幸福则意味着痛苦与缺乏快乐。”这是一个普通大众都能理解,并能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得到体会的道德原则,它的简单正是它的力量所在。按照这个见解,一个人该做的就是使快乐最大化和痛苦最小化;同样,一个好的政策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得到尽可能多的幸福。

边沁的“幸福”功利主义过于简单,它的最大伦理困境之一便是忽视了幸福的价值问题,因为幸福常常并不是它自己的价值,幸福并不能自动成为“好”。一个社会的“好”并不只是简单地生产幸福,还更在于公正地分配幸福。一个好社会里的幸福并不是所有个体幸福的简单相加。如果一个社会中有的人特别幸福,而有的人特别不幸福,那么,不幸的人并不会因为有人特别幸福也就变得幸福起来。他们之间的幸福分配是不公正的。特别幸福的人不能无视不幸福者的存在,用虚伪的“平均值”强行代表他们幸福起来。

而且,幸福也并不等于快乐或满足,幸福的观念需要包含区别不同快乐的价值标准。另一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密尔(JohnS·Mill)对边沁的幸福观做了修正,他指出:“野兽的快乐并不能满足人类对幸福的种种念想。人类具有比动物的欲望更高级的能力,而且,一旦意识到这些能力,人们就不会将任何并不能令这些能力得以满足的事物视为幸福。”因此,晒太阳或者在劳改营里喝稀汤并不是属于人类的那种高级幸福。

从20世纪后期开始,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讨论好生活时,开始用别的概念来代替“幸福”,因为别的概念比幸福更具体,也更便于评估,不像“幸福”那样几乎完全取决于主观感受的、难以界定的“快乐”。他们有的认为,需要用社会政策来公正分配的不是“幸福”,而是“钱”。钱直接反映为“收入”,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分配不公在收入上表现得最为清楚。当然,除了表面的收入之外,还有灰色收入和隐性收入,因此要求官员公开收入和财产便成为维护社会分配正义的必需政策。社会改革如果只是笼统地高谈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能涉及“钱”,尤其是权势阶层的钱的问题,那便只能是一种空洞、虚伪的口惠。

还有的经济学家,如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认为,“幸福”并不是社会政策的最佳关注点,甚至连“钱”(或“收入”)也不能客观测定一个社会的分配是否公正。这是因为钱并不等于购买力,钱的增加(如涨工资)可能是为应付严重社会问题(物价涨得太凶)而不得不采取的补救措施,根本不能提高购买力。人们涨了一点工资,但却无助于减少涨价造成的担心和精神压力,说明他们在意的是购买力,而不是钱本身。森对“好生活”所提出“能力”评估被其他社会学家扩展为包括消除贫困、提高社会福利、自由、教育、健康、食物安全、生态环境等具体的社会发展方面。关注普通大众,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的这些具体发展需要,同时坚持有的幸福比其他的更有价值、更能持久、更值得追求,这样才能避免把“幸福”变成一个空洞、廉价的时髦用语。

14弄出点动静来的胡说八道

据报道,亿万富豪陈光标今年又要去旁听两会,届时会对国家大政提出几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号召在中国成立“节约粮食日”,“在这个节日里,全国人民不吃饭,饥饿一天,忆苦思甜,回想在饥饿年代的感觉”(下称“光标建议”)。这个建议立刻遭到网民的冷嘲热讽,被当作是又一则具有“光标特色”的胡说八道。

其实,任何一种胡说八道都有一个说理机制,更确切地说,有一个包含某种谬误的说理机制。光标建议有它自己的道理,但那是一个有逻辑谬误的道理。“每人每年饿一天”的逻辑机制是这样的:大前提,“节约粮食是对的”或“应该牢记粮食可贵”,小前提,“每年饿一天是节约粮食”或“饿一天可以牢记粮食可贵”,结论,“所以每人每年应该饿一天”。不难看出,这个说理机制中的小前提是谬误的,因为饿一天不等于节约粮食,也不一定会让人牢记粮食可贵。实际可能是,这么做不但收不到预期的良好效果,反而会助长装模作样的伪善,成为“文革”中“吃忆苦饭”的滑稽翻版。

不仅如此,这个“胡说八道”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层的说理机制谬误,那就是,说理所暗含的“呼吁”(appeal)是不对的。呼吁包含在说理中,是为说理提供道德合理性的支持。光标建议的道德呼吁是“节约粮食,人人有责”,若无这个道德呼吁,谁都会把要求全国人民每年必须挨饿一天当作一句疯话。这个呼吁与其说是“谬误”的,不如说是“荒唐”的(又称“愚蠢”,stupid)。节约粮食当然是人人有责,但是,在一个贫富极为悬殊的社会里,有的人大吃大喝,有的人三餐难济,他们节约粮食的责任是不同的。在中国,可以肆意消费粮食的人只是少数。少数人的浪费病,却要求多数人跟着吃挨饿的药,这不合理。有的人一年吃不上几顿好饭或饱饭,而有些人却可以天天山珍海味,要求人人挨饿一天,那是美事不能人人均沾,而代价却要个个平摊,这样的建议毫无道德可言。更为严重的是,这可能导致对国家财富和国民责任公正分配原则的歪曲和破坏。

胡说八道不可怕,可怕的是政治正确或道德正确的胡说八道,在中国,这两种“正确”经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且也一定是以政治为主导的,所以最后成为“政治正确”。光标建议便是一个政治正确的胡说八道,它那个看似非政治的“节约粮食”,其实是为了讨好政治的“反腐”和防止“亡党亡国”而提出来的。

“政治正确”会麻痹一个人的理智,钝化一个人对胡说八道的感觉,甚至把胡说八道的愚蠢误认为是高明、独特的睿智。已故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皮特金(WalterB·Pitkin)在《人类愚蠢历史导论》一书中总结了愚蠢的三个特征:第一,愚蠢的人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要多;第二,政治、经济的大权都掌握在愚蠢程度不等的人们手上;第三,特别愚蠢的往往是特别有能耐的人。最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一是匪夷所思、大胆荒唐的念头要有能耐才能想得出来;二是这样的念头如果没有高尚、华丽的政治和道德包装,一定会被人当作是疯子的妄想,而设计这样的政治和道德包装,没有大能耐是根本办不到的。在这一点上,陈光标还只不过刚刚学到了一点皮毛,所以一下子就显出了他的愚蠢。

对于光标建议的愚蠢,人们会当笑话来听。然而,千万不要一笑了之,因为这种愚蠢后面的问题不仅仅是陈光标一个人的,而且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有网友指出,陈光标的表演是一种“表演型人格障碍”(histrionicpersonalitydisorder)的征兆,这种病又叫“癔症人格障碍”或“寻求注意型人格”,是一种“以人格不成熟,爱出风头,过度表现欲和情绪化,行为夸张为特征的人格障碍”。还有网友说:“这是病,得治!”这确实是一种病,美国心理学界的研究发现,一般美国人中大约有2%—3%有这种毛病,在接受健康治疗者中,则高达10%—15%。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得这种病的人数尚无确切统计,但却随处可见,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不管什么动静,先弄出点动静来再说。

这些患有表演型人格障碍者的特征是,特别渴望受到别人的注意,尤其是受到别人的赞赏。他们为了引诱别人关注可以不择手段,例如,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跋扈嚣张、做出古怪的动作或事情、故作耸人听闻之语、故意出言不逊、行为粗鲁、展露性挑逗的衣着、举动、言行,等等。这种病的话语特征包括心血来潮地胡说八道、矫情言说浅薄的情感和假大空的观点、说事情以偏概全,只有大致印象,没有细节也没有逻辑、自我吹嘘、夸大其词、虚张声势地把自己戏剧化和名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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