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查处的官位买卖恶性腐败案件，有一种发人深省的现象：县委书记岗位沦为腐败的“重灾区”，“一把手”成为腐败的“带头人”。安徽省接连发生18个县（区）委书记因卖官鬻爵、贪污受贿被查处的事件。黑龙江绥化市原书记马德受贿案，绥化市下辖10个县区众多处级干部被卷入，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人，甚至牵涉到国家省、部级高官。山西省翼城县原县委书记武保安仅主政8个月，便非法收受贿赂29次，共计88.8万元人民币，案发后被冻结的财产共计人民币781万余元、美金8.95万元。耐人寻味的是，在受审讯时，武保安及其妻子王临凤多次感慨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一语道破了天机。这个“不一样”，就是县委书记拥有了官帽买卖的“总批发”权，县长不能企及的“一锤定音”权，以及党委集体领导的最终决断的拍板权。
剖析各类贪官涉案这个腐败切片，“一把手”权力过大、监督乏力的病根触目惊心。一些领导干部奉行“一把手”高于一切、统治一切、决定一切的执政理念，破坏民主集中制原则，践踏干部管理制度，独断专行，玩弄权术，徇私舞弊，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而一些地区和单位对“一把手”疏于监督，难于监督，失去监督，甚至无人敢于监督，致使“一把手”权力失控。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以巨额受贿罪被判刑入狱后痛心疾首地说：“要当初有人敢于监督、自己又乐于监督，该多好！”这个忏悔虽然迟了些，但仍从反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紧迫和严肃的课题，要加强监督党政“一把手”。
我国的国体政体决定了党政“一把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党务政务工作中，各级“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不仅在领导班子中起着带领、主导和协调作用，而且对一个地区、单位的改革稳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正如广大群众所说：“好班子，促发展；散班子，误发展；差班子，害发展。”同其他党政干部相比，“一把手”位高权重，不仅责任更大，而且权力也更大。在研究重要事项、重大决策和人事任免时，虽然实行领导班子集体讨论，但往往由“一把手”最后拍板决定。这种最终决断权如同一把双刃剑，具有两重性：如果珍惜手中权力，权为民所用，会为党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如果滥用权力，以权谋私，则会给党和人民造成更大的危害。腐败的“一把手”往往会把一个好班子带烂，把一支好干部队伍带垮，把一个好单位的风气带坏，并为大面积腐败“创造”条件，甚至成为“腐败航母”、“腐败群案”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最为严重的是“一把手”腐败，极大地冲击了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动摇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人民的好书记焦裕禄、牛玉儒与书记队伍的败类武保安、马德之流，用截然相反的行为，鲜明地诠释了不同的权力观，准确地划分了真假“公仆”的标准。前者流传百世，永远值得人们敬仰怀念；后者遗臭万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一把手”的地位和作用，人民群众对“一把手”的期望，都要求必须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这种监督要靠自己、靠组织、靠群众，更要靠制度，把法律监督、行政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严格执行党和国家关于领导干部管理廉政的法规、制度和措施，大力完善各项监督保障措施，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人民民主监督，实行党务、政务公开，推进各级党政领导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真正建立既对“一把手”形成制约，又有利于“一把手”能力素质提高的有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