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头和祝老头是极好的一对，世居在江村对岸的小镇上。
文老头是一名中医。少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后给永和场上康乐堂的黄老先生做徒弟。从当“抓抓匠”开始，慢慢上升到代师傅写药单子。他刻苦学，死命记，三年师满，又相跟三年，终于能独立处方了，便回到本地小镇上开了个小小的药房，名中和堂。开业几年，便以医“摆子”和冷骨风（即风湿关节炎）渐渐享了点名。
祝老头和文老头本来同在康乐堂学徒，但仅仅当了两年“抓抓匠”，便因家父病逝回家料理那几亩薄田，中止了医道。可也不负那两年工夫，识得几味中药，配得些简单药方。
他们同住在小镇背后的马路上。文老头家在下马路，祝老头家在上马路，中间相隔不足二里地。
文老头在镇医院上班，由于年事已高，医院对他特别照顾，每天只是上午上班。
祝老头虽说户口在农村，但解放后基本上没有干过农活了。他大儿子抗美援朝参了军，以后一直留在部队当干部，并在部队安了家。二儿子中等专科学校毕业后，在县水利局工作，也在县城安了家。只有一个小儿子在家，陪伴着他和他的老伴———祝大娘。
每天上午，文老头到医院上班，祝老头就在家里培整他的园子。祝老头的农家小院背着马路，一道碧绿的沟水从当门穿过，一丛他亲手栽的翠竹荫蔽得那段沟渠分外清凉。沟渠与地坝之间，是一块不大的园子，一边种花另一边种些中草药，过了沟渠，就是平展展的绿色田野了。
每天下午，祝老头就在地坝中间安好一张黑漆茶桌，再摆上两把大儿子买回来的藤椅，茶桌上搁一把二儿子称回来的上等叶子烟，泡好两杯花茶。不一会，文老头就拄着他那根可以当拐杖的长烟杆，迈着方步到来了。到来之后，两位老头习惯地相互点一点头，几乎是同时就着藤椅坐下，面对着鲜花、药草、翠竹、沟渠、田野———品茶、尝烟、闲聊。有时，文老头带来他刚买的好烟好茶，共同品评一番之后，也就放在了这里。最后，下一盘象棋，天擦黑，文老头就回去了。每当他们坐在一起时，祝大娘也端一个凳子坐在旁边，做着针线活，替他们照顾开水，参与交谈。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三个老人共同组成一个生活的圆圈，哪怕缺了并不为人注目的祝大娘一人，这圆圈也会感到不圆满。
一般小病小痛，祝老头是不会花一分钱的，他的园子就是小药房，这里扯一把，那里掐几片，熬一碗汤，喝下去就了事。而且，老实说，他和文老头一样，竟连小病也难得。也许因为懂点医道的缘故吧，身体都很健康，虽然头发花白，脸色却很红润。
出乎意料的是：在有一年寒潮之后的早晨，祝老头忽然卧床不起了。他的“小药房”无济于事，须找大药房了。笃信中医的祝老头当然不会找穿白大褂、戴听诊器的西医，与他形影不离的文老头当然也不会让给别人来诊治。诊断结果，说是风寒入肺。从开处方到去医院捡药，从药房配药到床前熬药，都是文老头一手一脚亲自躬行。但是，连服三剂，不但未见减轻，反而愈加沉重。马不停蹄赶回来的两个儿子，一个建议转到大医院，祝老头摇头，文老头摆手；一个建议打打针，祝老头发怒，文老头生气。结果祝老头死在第二天晚上。过后才知道，他得的是急性胸膜炎，是非打针不可的。
文老头是如何悲痛就不消说了。出丧那天，祝老头的大儿子出于礼仪去问他来与不来，刚推开他的房门，喊了一声“文大爷”，他就泪如雨下，一边挥手叫他回去，一边掩面恸哭不已。
此后，十几天不见文老头走出房门。半月后，他出来了，看去衰老了许多。那天仍然是下午时分，他又拄着那根长烟杆，像往常一样不紧不慢地走到祝老头家的后园。祝大娘赶快为他安桌子、摆椅子、拿烟、泡茶。他静静地坐着、坐着，就像祝老头还坐在旁边一样。祝大娘忙完了，同样拉过一个板凳坐在旁边缝补衣裳，吸几口烟，或交谈几句，仍同往常一样……于是，这个生活的圆圈，又由两个人把它画圆了。祝老头的园子又恢复了一贯的节奏———每天下午，祝大娘总是事先摆好桌凳、泡好花茶，不一会，文老头照样按时来到。
学得一手好木工手艺的祝大娘的三儿子———百全，几经挑选后终于完成了婚事。新媳妇娘家远隔七十里地，模样漂亮极了，百全与她只见过三面，就办结婚了。婚后的第二天，媳妇就早早地起来煮饭喂猪，高高兴兴料理开了。瓢儿碗盏，她都按照自己最理想的方式重新进行了一番摆布。
早饭后，祝大娘不言不语地在后园子里浇花弄草，刚过门的媳妇望着这位慈善的婆婆，禁不住内心一阵喜滋滋的。但是午饭后，婆婆的行动在她看来却有点反常了。只见婆婆在地坝中心安好那张老式黑漆茶桌和一把藤椅，又端出一个陈旧的板凳摆在旁边，便又在灶房里寻找什么，寻了好久，才寻出那口茶盅，因为媳妇把它里里外外擦得雪亮放进碗橱里了，她终于没有寻见那个生了点铁锈的茶叶盒，便问：“那个茶叶盒呢？”
媳妇忙说：“我把它放进堂屋里的高桌上了。”
“以后别拿走，就放这里。”婆婆叮咛道。
“放在堂屋里有个来客好泡嘛，放在灶房里多不方便。”媳妇说，因为堂屋已被她布置成了一处雅致的客厅了。
“这是文大爷吃惯了的花茶，专给他准备的。”
“文大爷？”
“快去拿出来，他就要来了。”
这个文大爷是谁呢？新来乍到的媳妇不便多问，便怀着好奇心等待着。
一会儿，文老头来了，拄着那根三四尺长的烟杆，她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长的烟杆呢！虽已是阳春天气，老头竟还戴着线织的风雪帽，只露出灰白的须眉和山羊胡。更新奇的是：他穿的灰布长衫，袖子又长又大，足蹬一双和尚鞋，露出白布缝制的袜子。他整个给新媳妇的印象十分古怪，而又那么遥远，就像小时候，她听祖母讲述的很古老的故事。
恰在这时，百全从镇上买东西回来了，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文大爷”，又指着新媳妇，不好意思地介绍说：“这是……”
文老头却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并不抬眼看新媳妇一眼，整个面容，几乎是毫无表情的。媳妇很有些扫兴，只觉得这老头太冷漠、太傲慢了。
但是，当祝大娘出现时，这老头却好像活起来的石狮子一般，松弛的脸上竟出现了可亲的笑容，对祝大娘说：“这把烟好，又吸火，又是白灰，冲劲大，味也醇厚。”
“这是上对面河坝的大柳叶子烟呀！”婆婆也一反上午那不言不语、佛婆婆般的常态，高兴地应道。
“你也来烧一口。”文老头竟很随便地把烟杆嘴儿用手一抹，递了过来。而婆婆也欣然接过，衔在嘴里，吸了一口，说：“是要醇一些。我叫他们下次赶场多拿两斤来，我出好价钱……”
婆婆进屋去端出了她的针线筐子，坐在板凳上，开始干她的针线活，并一边与文老头闲聊起来。
新媳妇转身进屋去了。
她问丈夫：“这老头天天都要来么？”
“是的，每天下午都要来，风雨不改。”
“他是干啥的？”
“中医，退休了。”
“他没有家么？”
“有，早就儿孙满堂了。”
“他家在哪？”
“那头，下马路。”
“天远地远的，天天吃了饭没事，跑人家屋里来磨嘴皮。”新媳妇撅起嘴说。她似乎觉得她所理想的这个小家庭的圆满，被这位古怪老朽般的不速之客破坏了。
“你不知道，”百全解释道，“文大爷是我爹的老交道了，自我懂事开始，就晓得他每天下午要到这里来，和我爹喝茶、烧烟、下棋。”
“你爹不是早死了么？”
“死了他也来。茶馆酒店，任何再好的地方他都坐不住，只有这里。他一来就闷坐，谁也不搭理，要到我妈把该做的事做了，坐在那里做针线活的时候，他才有话说。”
“聊些什么嘛，那样起劲？”
“我也不知道。”
连丈夫也不知道他们摆谈些什么，新过门的媳妇就更好奇了，她想弄清到底是什么有趣的话题吸引那个老头天天往这里跑？于是，她抽了一个空闲的下午，躲在一个角落处，偷听起来。
文老头说：“听说镇口上的堤埂又加高了。”
“说是今年要涨大水。”祝大娘双眼紧盯着老花镜下的缝衣针，回答道。
“再大，总不会大过民国6年的水嘛。”
“民国6年么？那回涨的可是黑水，多大的鱼都被黑水呛死了，水一消，满河滩都摆的死鱼。”
“那阵的鱼多得很哟，哪像现在，又是炸，又是毒，鱼儿花花都整死。做这些事的人，都是不想给祖宗积德的。”
“是呀，我记得那阵的鱼只卖到几个铜板一斤，哪有现在这么贵，一元多。”
“你还记得刘打渔子送几斤鱼给我们那回不？”文老头忽然问。
“咋不记得？”祝大娘停了针线，目光从老花镜上方投出来，望着文老头，“那回你和百全他爹从永和场药房回来，带了些钱，就说买鱼吃。刚走到火神庙，就碰见刘打渔子了，他的鱼卖都卖不脱。”
说起火神庙，文老头顿时无限怀念地说：“那阵的火神庙热闹得很，一到下半年，在火神庙台子上唱戏的接连不断，都是大本子戏，唱几天都刹不了尾。”
“算起来这场镇被大水冲得多。”祝大娘忽然惋惜地说，“我记得那阵的火神庙起码在现在的河中心。火神庙的那头还有一个大坝子，卖菜的、卖肉的，过年卖糖人官刀的，全都在那里。过了坝子，那头都还有好长一截街哟。”
文老头叩掉了烟灰，不无感慨地说。“那时候年年都在闹修堤治河，捐钱捐款，年年在捐，年年冲垮，把这场镇都垮大半截走了。还是共产党有魄力，一解放就把它定住了，不再垮过一分一寸街面。后来又修整堤坝，就一直到现在，二十多年没垮过。”
“垮拢陈面房那回，你和百全他爹都不在家吧？”祝大娘忽问道。
“在呀，我和他还跑去看过。”
“不在吧，我记得你们头天刚走，第二天才涨的水。”
“那是头回，不是那回，那回我们没走。”
“走了的！”
“没走。”
“走了。”
“没走。”
他二人竟争执起来了。最后，祝大娘打起了哈哈，说大家都记不准了，老昏了。文老头也呵呵笑了。”
听到这里，媳妇觉得实在没趣，就离开了。晚上，百全问她听见了些什么？她没好气地回答：“我原以为摆谈些啥吸引人的龙门阵，搞了半天，都是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什么火神庙，几个铜板一斤的鱼，民国6年的黑水，都是些该入棺材的话了。”
百全也不解地笑了笑。
后来的后来，有一天下午，文老头突然久久没有来临。直到祝大娘把泡的花茶掺了两道滚开水，仍然不见文老头的影子。她站在后门口，朝下马路那头望呀，望呀，也没有发现什么迹象。只有偶尔一辆汽车驰过，卷起一阵风，搅起一股尘沙。她心神不定地又回到屋里，直到吃晚饭时都郁郁不乐。百全出外做木工活去了，她叫媳妇去下马路看看，她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不测。媳妇理解婆婆说的“看看”，是指什么，便去了。
媳妇很快地回来了，说：“文大爷病了。”
“啥子病？”祝大娘大瞪着双眼问。
“嗯，说是凉寒。”其实媳妇并没有问过是什么病，她是怕跑第二趟，编的。
祝大娘沉重地叹道：“人老了，大意不得呀！”
那夜晚，祝大娘这里捣捣，那里弄弄。媳妇已经睡醒一觉了，听见婆婆还未睡，便起来看。只见婆婆又点上油灯，到园子里去了。她也跟了出去，只见婆婆正在掐这样那样的草药，她的发丝在灯光映照下，闪烁着银光。
不知祝大娘后来到底在厨房里鼓捣了多久，什么时候上的床，媳妇全不知道。总之，天刚亮，婆婆就叫醒了她，叫她把一盅浓酽的草药汤给文大爷端去，看着他喝下。
“这是有紫苏青蒿的，寒热都去，叫他喝完，很快就好了。”祝大娘在后面再三叮咛。
然而文大爷不仅未见松，病情反而急速沉重起来。到第六天上，就不能言语了。但他用手固执地指着上马路的方向。他的两个儿子明白了他的意思，就用滑竿把老人抬了来。
滑竿放在经常安茶桌的地方。他一看见祝大娘，两眼就滚出了泪水。祝大娘赶快泡了一杯茶，吹冷了递到他的嘴边，他硬是鼓劲喝进去了一口。
滑竿抬回去的第二天早上，文大爷就与世长辞了。他双目微闭，安然入睡似的。
文大爷去世以后，祝大娘的头发在几天之内全白了。她仍不改变多年的习惯：每天上午，浇浇花，弄弄药草；每天下午，便在地坝中间，安好那张老古式的黑漆茶桌，一把藤椅，一个木板凳。只是没有茶了。烟倒有一点点，她需要偶尔吸几口。她就坐在木板凳上，戴上老花镜，做着零碎的针线活。时不时的，她又停住手头的活儿，望着藤椅，望着茶桌，出一阵神，又轻轻摆着头———这是无能为力的表示，因为这个生活的圆圈，她独自一人是无论如何也画不圆了。
文大爷不再来了，媳妇倒好像消了心中的块垒一样，舒坦了许多。但同时她却吃惊地发现：这屋里实在静寂得怕人。丈夫常在外干木工活，少有在家，现在的婆婆极端寡言少语，问她什么，回答得慢，而且极其简单。比如问：“妈，扫帚在哪？”许久才一声：“里屋。”问：“妈，今晚吃啥？”许久才一声：“随便。”而婆婆却并不主动问什么，坐着或站着，都木雕似的。无论媳妇怎样孝敬，几个儿子如何殷勤，都不能改变她越来越冷淡的表情。这情景，使媳妇奇怪地想起那越去越远、消逝在天边的鸽哨。
若干年后，媳妇仿佛幡然醒悟了一般，明白了过去发生的一切。其时婆婆已经去世了，丈夫又到数百里之外的地方去做木工活去了，只有一个读书的孩子和她在一起。尽管农活之余，每天也常有妇女姑娘们来串门聊天，但她总感觉到心中缺了什么似的。不，不只是思念丈夫。是她缺少一个说话的人，缺少一个能够理解她说的话的内容，理解她说话语气的人。不，还不只是这些，好像还有许多、许多……
她猛然想起了婆婆，想起了文大爷；想起了茶桌、藤椅……
她很有些后悔起来，这后悔中带着深深的自责，和对死者的谅解。
198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