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条约》签订后，义律的征粮队便频频出动，骚扰城郊的百姓。他们捉鸡、牵牛、杀人、放火，甚至挖掘坟墓，劫掠死人的陪葬物品，人民恨之入骨。
在广州北郊五里有个叫三元里的地方，离英军最近，人民受到的祸害也最大最深。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四月九日清晨，英国军队窜到三元里一带抢掠。在村子旁边，他们看到去河边汲水的少妇李可喜，就一个个扑了上去进行调戏。村里王大爷的大小子见了，气得满脸通红，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强盗们搏斗，竟被侵略者开枪打死。
正在村中练武的李可喜的丈夫韦绍光知道了，怒不可遏，率领村民，扛着锄头和铁棒赶到现场。他们手起棒落，只几下子就打死了八个英国兵，并将他们的尸体扔进粪坑；其余的人见形势不妙，忙丢下武器逃回城中。
村民们都知道，英国人决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聚集在村北的北帝庙前开会。全村人民一致推举韦绍光为首领，决定抵抗侵略者。韦绍光从庙里拿来黑底三星旗，领着大家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吹螺前进，鸣金收兵；脚踏故土，头顶苍天，杀绝英夷，打死无怨！”下午，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丝织工人和打石工人，还有一部分爱国士绅，在三元里西北的牛栏岗聚会，共商战斗计划。会上一致决定，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作战单位，各乡推举一个领队。“一乡鸣锣，众乡皆出。”届时各乡15岁到50岁的男子一律上阵杀敌。打仗时不正面和敌人硬拼，诱敌深入，然后加以歼灭。
十日清晨，英军司令卧乌古率领2000多人，气势汹汹地向三元里方向扑来。刚到三元里地界，只听一阵锣鸣，接着便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喊杀声。漫山遍野，刀枪林立，旗帜飘扬，人潮滚滚。卧乌古命部队分三路进犯。
三元里的群众见敌人冲杀过来，一面佯装抵抗，一面按原定计划向牛栏岗退却。
卧乌古心想：数万清军尚不堪一击，几千乌合之众能顶什么用呢？于是率兵追赶到了牛栏岗。这里丘陵起伏，地形复杂，道路崎岖。凭着多年的作战经验，他知道中了埋伏，急忙下令撤退。这时，屹立在山冈上的韦绍光，高擎黑底白星的战旗，用力一挥，紧接着一声冲天炮响，锣鼓齐鸣， 埋伏在牛栏岗一带的几千名群众， 手持大刀、长矛、铁锹、鸟枪等原始武器，一齐冲杀出来。
英国侵略者携带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来福枪和其他火器，拼命射击。英勇的武装群众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枪弹， 抓住有利时机，灵活机动地同敌人展开了近距离的白刃战。妇女儿童也赶到战场，送饭送水，呐喊助威。
牛栏岗群众对英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农民颜长浩使着锋利的长矛，一下子刺进了英军少校军需毕霞的胸膛；另一个农民摘下了死去英军身上的枪支，“砰”的一声，打死了敌军旗手伯克莱。
中午时分，突然乌云滚动，狂风大作，滂沱大雨从天而降。敌人的火药被雨淋湿，枪炮成了哑巴，完全失去了进攻的能力。强盗们穿着长统皮靴，挣扎在泥泞的小道上，有的倒伏在一片汪洋的稻田里。三元里群众赤着脚，光着臂膀，在大雨中行走如飞。这时，英国侵略军有的钻进灌木丛里，双手抱着脑袋，屁股却露在外面；有的躲在瓜棚豆篱之下，用杂草掩住自己的身体；还有的人干脆双膝跪地，磕头求饶。往日神气十足，今天成了过街老鼠。
战斗一直打到下午 9 点，三元里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他们一共击毙击伤英军140多名，其中少校军官两人；活捉10多人，缴获大炮两门，枪支弹药无数。
义律知道英军被围的消息后，立即带领一批人马前来解围，反而陷入重围，不得脱身。他赶紧派人去给驻节广州的奕山送信。
奕山接到求援书后，惊恐万分，害怕群众的正义行动会激起更大的事端，急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和南海知县梁星源前去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等人赶到三元里，看到群众斗志高昂，不宜用威压手段驱散，便装出一副厚道的样子，对群众打躬作揖，低声下气替英军求饶：“现在已经讲和了，洋人不会再欺压你们，你们就高抬贵手，饶了他们这一次吧！”
群众根本不买他的账，有的人还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他卖国求荣。余保纯一筹莫展，便去威胁参加战斗的士绅。他说：“如果不解散队伍，事情闹大了，全归你们负责；英方索要的赔款，也都摊在你们身上。”
士绅们听他这么一说，便软了下来，劝说自己的亲友溜走。这样，三元里的群众才偃旗息鼓，陆陆续续散去。
尽管这样，那些龟缩在四方炮台里的英军，由于受到了三元里群众的痛击，再也不敢下乡骚扰和滋事了。不几天，他们便悄悄溜出了虎门。
